一、文學謊言

從家到檔案館的列車十八分鐘，從檔案館到家的列車也是十八分鐘。

兩個十八分鐘，一晃就是六年。閱檔五千卷，往事越百年。

檔案館藏著歷史，是家國與個人的實錄。與個體生命相伴的存在，還有一份或多份自己永遠無法看到的檔案。隨身生成，藏于暗處。這對研究者來說，是最具誘惑的查閱期待。

檔案作為原始記錄的多方共在現場呈現，相對于作家公開發表、出版的復制性傳播，具有歷史文本的獨特存在性。且由于歷史現場的時間確定、凝固，與收藏地的空間定位，行腳所至，才能看到。這個在地性，又給研究者增加了獲取的難度，需要腳下功夫。

中國現代文學最后一批重要文獻史料，在尚未公開的作家檔案里。

檔案是歷史現場，是直接、真實的第一手材料，更是不同于報刊、圖書的唯一原始記錄。在檔案未公開之前，就某個歷史事件的敘述，通常會有兩個版本：當事人自述和后人（親屬、知情者或研究者）追述。這二者之間會出現模糊地帶，使敘事文本表述出現混亂。尤其是個人立場不同、認知差異，敘事者雙方會產生矛盾、對立，甚至分屬兩派，各執一詞。一旦打開原始檔案，事實呈現即可化解矛盾，如法官依證據定案，簡單明快。檔案是原始記錄，但不一定是唯一的確鑿證據，相對于其他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卻是最可信的。作家檔案也可造假，但相對于作家的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的個體隨意性書寫，限制性又是檔案的特性之一。這就需要互證。

查閱檔案，從事文學研究，如同開“盲盒”、抓“紙牌”，未完全打開之前，根本無法知道藏在其中的到底是什么。就周作人檔案的發現而言，在相關歷史真相大白的同時，我可以從“現場”出發，對他重新進行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學術研究者的話語權是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的，已有“心理史學”的推測、假設（歷史本來是不容假設的）在事實真相面前自然被消解。自傳或回憶錄更是不可靠，只有約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這是我多次利用檔案互證后得出的結論（新披露的檔案可見《史料與闡釋》第十輯中沈衛威《周作人事偽檔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24-192頁）。

周作人“落水”，與汪精衛有直接關系，這是板上釘釘的歷史事實。周作人的多次辯解，均有意掩蓋他追隨汪精衛到長春參加偽滿洲國十年慶典受溥儀接見及拜會關東軍司令梅津美治郎，以及應汪精衛之邀約兩次到南京相會，在北平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共同參加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漢奸組織新民會全體聯合協會開幕式的事實。特別是作為文人的過分文飾，反倒是越抹越黑。“落水”的所作所為都記錄在檔案里。

文人之間有先知先覺或心靈的共同感應，抗戰伊始，平津大批文人、教授南渡西遷，許多人意識到，有留學日本經歷的周作人滯留北平，早晚會出大事。郁達夫、胡適、茅盾、葉公超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勸他南下。他以家室之累為由婉拒，同時又有這樣一個說辭，特別之處在于這話有悖人倫常理。常風教授在《記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寫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他與俞平伯陪同葉公超見周作人時的情景:

大家喝茶時葉先生才對周講他此次回平除了安排家屬南行，看望一下老朋友們，還負有特殊任務。他一五一十說來，周微微頷首傾聽。葉先生講完，周說他對北大和中央研究院對他的關懷十分感激，可是“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維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講到舉家南遷的種種困難，說：“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我養活，老三一家也靠我養活。”（我聽到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時竟然說是“魯迅的母親”很覺著驚愕，以后和他談話談到南行的話題時有兩三次他談到周老太太時也是說“魯迅的母親”。）……

我們三人在八道灣周宅大門口和周作人告辭后……我一路走著想起周作人稱他們弟兄三位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好像是在說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黃河》1994年第3期）

周作人每月負擔養母親的錢是十五元。其母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去世前，留下遺囑，將這十五元轉留給終身服侍她的大兒媳朱安（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0頁）。大哥死后，許廣平從周樹人的版稅中每月給母親及朱安生活費。隨后許廣平被日軍抓進監獄，費用短暫中斷。替周家三兄弟服侍母親的朱安，該不該給她口飯吃？周二所住八道灣的大宅，更多是周大出錢購置的，兄弟同住時，周大養家的錢出得最多。周大已去世，本該一風吹，是云化作雨，周二卻拋出“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我養活”這樣的話。

十五元，相對于下面說及周作人給侵華日軍傷兵捐出的一千五百元，差別巨大。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周作人露出貪錢、缺錢的軟肋，與有失人倫常情的言行，已處于守操與失節的邊際線上。這自然也被周作人身邊的親汪人物感知到，于是就傳話到南京。有奶便是娘，汪精衛便設法滿足他。是喜愛文學的汪精衛拉周作人“下水”的。

周作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多次將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被槍擊事件說成是日軍所為，說：“日本軍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給國民黨的特務，但是事實上還是他們自己搞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頁）他是燕京大學的教授，當時就知道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參與整個刺殺計劃，并且校長司徒雷登保護并放走了學生（刺客），所以他斷然放棄燕京大學的教職，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了偽北京大學的聘書（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已遷至昆明，組建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依據我在北京大學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掘起獲的兩百多卷周作人檔案所示，周作人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赴長春參加偽滿洲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暨受溥儀接見，同時拜會關東軍司令兼駐偽滿洲國大使梅津美治郎；在北平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共同參加一九四二年度新民會全體聯合協會開幕式；赴南京就任偽國府委員——這些均與汪精衛有直接關系。

與蔣中正一生信奉王陽明哲學，堅持寫日記自我反省不同，汪精衛一生喜愛文學，經常寫詩作詞。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追隨孫中山反對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動間隙，還從上海跑到海寧，跟隨胡適、徐志摩、馬君武、任叔永、陳衡哲、曹誠英等一起到錢塘看潮，晚上又與胡適到杭州西湖蕩舟看月。（《胡適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抗戰時期，蔣中正派胡適赴美當大使，爭取美國朝野對華抗戰的支持；汪精衛卻拉周作人等“下水”，一同在日軍扶植的政權下，為侵略者所驅使，推行日化教育。

這里，僅依據史實，看戰時生存困境中，人性、良知在周作人個人操守、責任倫理上的呈現。

在極端的生存狀態下，人性的善惡會因茍活而出現短暫的灰色地帶。但事后，一個著名作家、教授卻因在另一極端狀態下求生存，而又刻意模糊這個灰色地帶。人性繼續向惡。

仇恨與寬恕，須有是非前提，理解的同情是對他人寬容，但不是自我寬恕。與周大“一個都不寬恕”相比，周二的表演是自我寬恕。

二、遇刺與出任教育總署督辦

刀光諜影槍膛彈，戴雨農發出了刺殺令。

據宋雪的《周作人落水事件再解讀——以燕京大學檔案為中心的新發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4期）所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受軍統平津站特工指使，平津學生“抗日鋤奸團”燕京大學小組組長宋顯勇（大一學生，化名盧品飛）組織、策劃，成員李如鵬（南開中學）、趙爾仁（天津新學中學）與范旭（燕京大學大一學生）到八道灣周作人家中開槍刺殺周作人。刺殺沒有成功。一月二日，日軍扶植的華北警察署偵緝隊，派三名便衣警察進駐八道灣周作人大院“護院”，并隨時保護周作人出行，直到日軍投降。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躲過軍統槍手的刺殺，其秘書曾仲鳴被打死。

我的學生曾祥金副教授，幫我在臺北“國史館”找到軍統戴雨農發出的刺殺令。

刺殺周作人、汪精衛的行動，由軍統戴雨農直接發出指令。結果是周、汪兩人均躲過了刺殺。

戴雨農的這份密令在檔案里。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因周作人出任北平日軍扶植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刪定教科書委員會主席，戴雨農自武漢發出了密電：

限即刻到天津。密。一新兄親譯。查作家周作人在平任敵偽指揮下之刪定教科書委員會主席之責，此等漢奸罪大惡極，請即查明，予以制裁為要。弟淼叩陽午漢

躲過刺殺的周作人，隨后相繼出任多個偽職。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湯爾和病逝，十四日，周作人參加湯爾和的追悼會。第二年四月十四日，周作人在訪日期間，又以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身份，參加了興亞院、東亞文化協議會聯合召開，興亞院署理總務長官經濟部長宇佐美隆彥主持的“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悼會”，與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平賀分別致辭，對湯爾和大加吹捧。他說對湯爾和“時時敬慕”，稱道湯爾和“不僅是一位學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碩德者”，“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濁流之中者，在我中國，則非推故會長湯先生為第一人不可”，說“事變以后，立刻堅決地主張非復興文教不可，不顧危險挺身而出的，祇有湯先生一人而已”，即 “深知非以日本為模范去應付新時局不可”。（二史館二〇〇五—6376《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追悼錄》，第14頁）

惺惺相惜，由“敬慕”湯爾和“逆立”，到周作人附逆，逆風逆水。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日軍扶植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在南京頤和路三十四號（汪精衛公館）召開，會上，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交議”并主持通過周作人出任偽職決議案：

主席交議：行政院院長提：擬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請公決案。

決議：通過，送國民政府任命。

主席交議：擬推選周作人為憲政實施委員會常務委員，請公決案。

決議：通過。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9頁］

即周作人接任湯爾和死后留下的職位，與湯爾和一樣“逆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周作人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轉送到的南京汪偽政府特任狀：“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此令。”一月四日，周作人正式就任此職。

自該年一月起，偽華北政務委員的月薪由八百元提升為一千二百元。（二史館二〇〇五-3244，第101頁）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各總署長官公費提升為每月三千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三千元”。每月都有顯示。（二史館二〇〇五-4595，第10-49頁）

一月六日，周作人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名義，簽發教育總署公函函（務）第貳號，致天津特別市公署，轉達南京國民政府令：

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因。奉此。作人遵于一月四日就任教育總署督辦。除呈報并分別函令外，相應函達即希查照。

此致

天津特別市公署

督辦 周作人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六日

（天津市檔案館藏）

教育總署公函（天津市檔案館藏）

三、追隨汪精衛大連、長春、南京之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致電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就五月四日訪問偽滿洲國一事，“茲派周督辦作人屆期赴大連代表恭迎，隨節前往”（臺北“國史館”）。

四月二十六日，王揖唐密函，令周作人以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身份，陪同汪精衛赴新京長春（參加日軍扶植的偽滿洲國成立十年慶典）的經費核撥文書卷中，就有周作人計劃帶一人（教育總署秘書黃公獻）前往大連迎接汪精衛并陪赴新京長春前，于四月三十日領取五千元后的密呈。隨后，周作人帶隨員陪同汪精衛轉赴南京，又有五月四日密函顯示領取三千元旅雜費。同卷還有周作人五月七日到達新京長春后，八日給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的電報。行蹤及費用，有多份文書，詳細記錄在案。在這次陪同汪精衛行動前的準備工作，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涉及行蹤、金錢，往來均為密函、密呈。在文書傳遞的“事由”一項中，特示為“密不錄由”。周作人五月二日赴大連途中，又有日本官員同行，他的行動處在日軍保護之下。

五月七日，周作人隨汪精衛到達新京長春后，八日即致王揖唐電：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鈞鑒：

作人隨從汪主席于七日抵新京。謹奉聞。

周作人叩

（二史館二〇〇五-114）

也就在八日這天，日軍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接見了汪精衛、周作人等。同日汪精衛、周作人也拜訪了關東軍司令兼駐偽滿洲國大使梅津美治郎。

兩百多卷檔案文獻，顯示周作人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期間的四個基本的工作重點：一、服從并執行日軍侵華戰爭期間全面推行的日化教育；二、幫助日軍，強化對華北軍事、教育、科技、文化的殖民統治，并配合日軍的第五次“大掃蕩”（“治安強化運動”），到井陘、彰德、石門視察；三、宣傳并推行日軍對亞洲各國軍事侵略的所謂“大東亞圣戰”，是反抗英美殖民者入侵的大亞細亞主義，是解放亞洲各國人民；四、率領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代表團訪問日本期間，兩次到醫院“慰問”侵華日軍的傷病員，并捐款。

周作人多次演講、撰文，倡導國人“確立國民中心思想”，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樹立中心思想》（刊9月1日《教育時報》第8期）的演講中，他說：“所謂中心思想，就是大東亞主義的思想。”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主導思想。所以說此時周作人的思想與日本侵略者是一致的，同時，他又故意附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包裝。

四、到南京出任偽國府委員

華北偽政權內斗，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王揖唐、周作人被免職，九日交接。王克敏繼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蘇體仁繼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

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汪精衛主持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中央政府最高國防會議第八次會議，在南京頤和路三十四號召開，會議通過周作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案”：

主席交議：擬選任周作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請公決案。

決議：通過。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十六），第233—236頁］

這里顯示，又是汪精衛“主席交議”。

三月十一日，汪精衛致電周作人，要其到南京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

北京大學文學院周作人先生惠鑒：

本日提議逕任先生為國民政府委員，一致通過。特祈就任，并祈先生能在日內惠臨一談，以解渴望。專此奉達，并祈電復。

汪精衛真 三月十一日十八時半

（臺北“國史館”）

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汪精衛主持南京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百二十二次會議，在南京頤和路三十四號召開，通過“追認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案：

主席交議：行政院院長提：擬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一案，已送國民政府明令特派，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追認。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十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17頁］

四月三日，周作人被日軍扶植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任命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五日，周作人應汪精衛邀請，乘車赴南京，就任日軍扶植的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委員。六日，周作人抵達南京，受到汪精衛接見。十二日，周作人在南京專程回訪了自己就讀五年的江南水師學堂。而此時的原江南水師學堂改建為汪偽政權的海軍部，汪精衛兼任海軍部部長。

十五日，汪精衛贈周作人旅費六千元（《周作人年譜》，第659頁）。十六日，周作人離開南京，北返。十七日，周作人回到北平。

六月六日，因樊仲云辭南京偽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一職，汪精衛致電周作人，請其出任南京偽中央大學校長（此時重慶有國民政府的“國立中央大學”）。周作人不就。

五、周作人“落水”后的實際收入

周作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每月得四千二百元（兩年實得十萬零八百元）；一九四三年一月得六千二百元，二月的月俸一千二百元，公費得一千六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合計為十萬九千八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也就是說，周作人出任日軍扶植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有明確記錄的賬面、日記顯示，共獲取近十一萬元。赴日及出京視察所得未見顯示。加上隨汪精衛長春之行時所得八千元，南京就任偽國民政府委員之行時所得六千元，合計十二萬三千八百多元。這自然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這份民脂民膏，相當于前線八千二百五十四位抗日兵夫同胞被日軍屠殺后埋葬費的總數。被日軍殺害，或陣亡軍人的撫恤金、埋葬費開支標準：一個一等兵、二等兵的陣亡撫恤金是八十元，四、五、六等公役兵夫的埋葬費只有十五元。

由此實際的金錢所得，可以與周作人的日記互證。他白天應對“教育總署督辦”的公務，開會、簽呈簽發公文、視察、接待、走訪等，半數以上的中午或晚上都是在與日本軍政要人或友朋的宴會飯局上應酬，特別宴請日軍官員或出席日軍酒會，多有軍警保護，藝伎陪酒，可謂花天酒地。這正是周作人兩年多真實的生活。

周作人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率領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代表團訪問日本期間，兩次到醫院“慰問”侵華日軍的傷病員，并捐款一千元。（《周作人年譜》，第614頁）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赴井陘、彰德、石門視察汪偽政府發動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日偽軍對晉察冀的第五次大掃蕩）及教育工作時，于二十一日，訪石門日本侵華日軍憲兵隊、特務機關及傷病院，為日軍傷病院捐款五百元。（《周作人年譜》，第645—646頁）

有多少被殺、陣亡的士兵無冢無名。一個先后三次共給殺害中國軍民的日軍傷兵捐款一千五百元的“落水”文人，卻憑自己的荒唐辯解，讓學界許多人陷入“辯解”的迷陣。這一千五百元是埋葬一百名中國被殺、陣亡四、五、六等公役兵夫的費用總和。

周作人說：“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我養活。”

那么多為國捐軀的年輕士兵的母親，誰來養活？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雨農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墜機身亡。軍事委員會改為國防部后，六月，軍統局改為保密局，鄭介民出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兼保密局局長。六月十七日，鄭介民向蔣中正呈報將北平巨奸王蔭泰、江亢虎、唐仰杜、文元模、周作人、陳曾栻、王模、余晉龢、潘毓桂、劉玉書、齊燮元、殷汝耕、鄒泉蓀、汪時璟十四人，移送南京審判。

司法檔案報告

十一月十六日，首都高等法院“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〇四字號”文判決“周作人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

民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分治，各自獨立，省市縣也相繼改行文官制，小船烏篷難搖槳，紹興師爺退場。周作人入獄服法。

日軍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中國軍民死傷多少，周作人從不在文章中敘說。因為他躲過了戰爭的苦難，也不知國人深重的災難。我雖無法計算出中華民族在這場災難中軍民的死傷人數，但我可以計算出周作人“落水”后的金錢收入，為侵華日軍傷病員捐款多少。一身“落水”一段孽緣，以后的歲月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周作人，一直不停地為自己“落水”辯解，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給周恩來寫信，把舊政權“戡亂”、刺殺他的“特務”與他“落水”“失節”不為舊政權“守節”扯到一起：“我不相信守節失節的話，只覺得做點于人有益的事總是好的，名分上的順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國民政府的委托去做‘戡亂’的特務工作，決不能比在淪陷區維持學校更好。我的意見有些不免是偏的。與敵人合作，在中國人中間大概是很少的，虛與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爭，自然更不是了。”

《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2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憲兵占領燕京大學，以該校師生宣傳、組織抗日為由，相繼拘捕、關押了校長司徒雷登、各機構負責人及著名教授張東蓀、陸志韋、洪業、鄧之誠、 陳其田、趙紫宸、趙承信、劉豁軒、林嘉通、蔡一諤、侯仁之、周學章等，抓捕了孫以亮（道臨）、劉子健等十一名學生。其中劉子健等學生均遭受嚴刑拷打。這是“教育督辦”周作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曾連續執教過十年，并在一九三八年又以“客座教授”名義任職半年的大學，這些教授多是他之前的同事。作為“教育督辦”，周作人并未出面營救，卻稱自己“在淪陷區維持學校”，“在淪陷中替學校或學生做的一點一滴的事”。

“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作漢奸文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落水”的文人得入侵者卵翼，進而為侵略者所利用，賣身求榮，失節所得，較南渡西遷或留在淪陷區守大節的窮苦教授、文人，生活優越。作為“落水”為官的著名作家、教授，周作人的生活不苦。他時常念叨的五苦：苦雨、苦住、苦茶、苦口、苦心，皆為文學隱喻，為佛說世間八苦的另類表達，乃虛擬之苦，似中華自然鬼神文化中的鬼魂附體，白日說鬼，并非中國國民的真實之苦，也不是他的生存之苦。

佛學苦素，文學腥葷，半儒半佛，亦葷亦素。

一口一茶一苦心，一雨一室一素裟，亦真亦假。

苦，在他只是又一個符號，不能信以為真。

有清一代，與無徽不成鎮、無湘不成軍相應的是無紹不成衙。紹興師爺的文風在科舉不第的周氏兄弟手上，因留學日本，而閃爍著更加主動出擊的武士刀寒光。周大、周二，自《新青年》的《隨感錄》欄目始，讓師爺刀筆吏的傳統，轉化為雜文與隨筆剛柔并存的兩種文體。與周大那匕首、投槍，“罵人的藝術”文風不同，周二則是掩藏筆鋒，轉移視線，曲徑施陰招，向世人表功喊冤時，溫柔一刀，就拋灑出“日軍主使刺殺”他的煙幕。

攜筆墨入水，一池難自渡，卻沾染一身污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上午，身著日本軍服的周作人，以副總監的身份，與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總監，一同出席偽中華民國新民會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成立大會，并檢閱青少年分列行走儀式。事后他在南京老虎橋獄中對來訪的黃裳說：“‘演戲兩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態云云。”（黃裳：《老虎橋邊看“知堂”》，《錦帆集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08頁）

我年少習醫不成，轉做文學“偵探”，破解心術，掌握關鍵，為作家立傳，卻難逃傳主家屬為長者諱的人事恩怨和是非糾纏。因周作人是業師任訪秋的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起初我對周二的閱讀興趣大于周大。四十年前讀港版《知堂回想錄》，文字之工，心緒之巧，史實之繁，我既感覺風動、樹動、幡動，更觸摸到苦住庵周二的惡相心動。細看其筆下一花一葉，多一云一霧彌漫，別人不疑處我卻有疑，直覺有鬼有詐，曾想一探究竟，卻不得門徑，隨即轉向為胡適作傳。

二〇二〇年，被困“二史館”，疫年心茫然，直向汪偽政權檔案，起獲周作人兩百多卷。開卷捉鬼，繳獲刀筆，扯出他“落水”的這一身臟衣，衣窮周二見。作人鬼話，不由他說。

生命中也曾有“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周氏兄弟的高光時刻，但“落水”附逆的一身污跡，卻須用下半生的時間去洗刷。活在垃圾時間里，壽則多辱。而這該死的又無法洗去的污跡，是如此深烙在身，即便是葬身火爐之后，又力透紙背，顯于史書。持刀筆者被刀筆，是紹興師爺早已算定的最后一種死法。

前造因，后有果。如是，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