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站在浦東中學外的小橋上，看校園內操場有一群少年在奔跑。奔跑的少年們，看箭一般射出的足球撲入球門。晚霞裝飾了教學樓上的窗子，少年們裝飾了我的夢。

看官讀至此處，或許會心一笑，明白我在戲仿現代著名詩人、翻譯家卞之琳的名篇《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一九三五年秋，卞之琳寫下這首詩，主題是“距離”——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以及隱秘的聯結。此時，他的詩風已迥然不同于老師徐志摩的浪漫主義，由“新月派”轉身進入“現代派”，克制、冷靜、多義，體現了艾略特“客觀對應物”之詩學觀——“用一系列實物、場景，一連串事件來表現某種特定的感情”，反對直抒胸臆。這，似乎也符合卞之琳性情：內心洶涌，但表情淡漠，寡言，愛抽煙，以此掩飾與人相處的窘迫。

許多人把《斷章》理解成情詩，認為詩中的“你”，是卞之琳苦戀無果的張充和。或許，寫這首詩的那一刻，卞之琳的確是把張充和視為情感的“客觀對應物”了。但，杰作有能力擺脫最初的抒情對象，臻于廣大，讓所有讀者都能從中看見屬于自己的“你”。

比如，此刻，我站在浦東中學圍墻外的南碼頭路橋上，與足球場上那些少年間，同樣存在一種“疏離與聯結”的關系。他們是時代前景，我若能成為背景襯托之，猶如此時漫天的夕暉和新月，也很好。

浦東中學位于我家五百米外，由民國著名建筑商楊斯盛捐出家產所建。先后前來求學者，有張聞天、范文瀾、胡適、蔣經國、蔣緯國、羅爾綱、王淦昌、聞一多、葉君健、馬識途、謝晉、殷夫、胡也頻、卞之琳……顯然，這一名單，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敘述方式。一九二七年，十七歲的海門少年卞之琳，自家鄉坐船來上海，入讀這一名校。畢業后，考進北京大學西語系，與未來的傳世之作、苦戀、巨變中的時代，次第相遇，完成個人史。上海則是其個人史的第一章節。

在浦東中學讀書兩年間，卞之琳閱讀法國象征派等現代主義詩歌，拜徐志摩為師，練筆，為未來戴上“中國新詩前五十年最好的詩人”這一桂冠，做準備。

學校旁，一座古鎮，白天有算命者敲鑼，夜晚有更夫敲梆子，像在為江水敲打節奏，鼓勵它們浩蕩東流，與長江水匯合為磅礴海水。鑼、梆、江水，似乎在攜手進行一種詩性教育，從節奏、韻律，到光陰流逝中的悲愁氣息。 

二

一九三三年，張充和考入北京大學，在三姐張兆和家，認識了前來找姐夫沈從文聊天的卞之琳。這位剛畢業不久的學長，清癯，戴一副眼鏡，愛抽煙，毫無詩人們常有的狂放，說一口難懂的海門話。

張充和開始認識一種奇特的愛：卞之琳不斷前來，默默看她，讀自己新寫的詩，從未直言一個愛字。他大概怕自己的直言，會嚇壞這個嬌小的“客觀對應物”。他以為，行動足以說明一切。但，張充和是聽覺敏感的人：自小習練昆曲，愛古琴、箏、竹笛、簫、詩詞等等古老的中國聲韻；與大姐張元和、二姐張允和，常在蘇州家中扮演小生、小姐、丫鬟，同演一臺戲。“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這是張充和在扇面上寫下的名句。“冷淡與微茫”，的確就是其性情，她不會灼熱地回應一種含蓄的愛。

《斷章》就寫于此一時期，與愛、與美之間的距離感，造就一首杰作。

卞之琳的詩學觀點是“化古化歐”，將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詩學，彼此融會，造就混血的驚艷。在愛情上，他沒能“化古”。古典主義的張充和，卻在“化歐”，以小楷和昆曲，令小她三歲的美國人傅漢思迷醉、追求。一九四八年結婚，她帶著長鋒毛筆和蘇州的“陸益元”墨錠，在上海乘船，去了異域他鄉。

此時，卞之琳在英國訪學。被淮海戰役的炮聲所振奮，回到剛解放的北京城，進入馮至、高莽等名家薈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遇障礙：如何以冷靜、節制的現代派詩風，表達沸騰熱烈的新生活？障礙難以逾越，遂用功于譯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詩學地位獲得新肯定，出版了總結性的詩集《雕蟲紀歷》——視自己為雕蟲人而非雕龍者，保持了“小地方人的謹慎”（米沃什）。

在《雕蟲紀歷》序言中，卞之琳終于坦率提起從前那一場愛情：“……我開始做起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我又在希望中預感到無望，預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果。仿佛作為雪泥鴻爪，留個紀念，就寫了《無題》等這種詩。”

《無題》亦有題，有一言難盡的空無與哀涼。李商隱善于此類詩題的書寫，有名句“滄海月明珠有淚”“蠟炬成灰淚始干”“直道相思了無益”等。

卞之琳的《無題》，共五首，顯然是情詩。詩中的“你”，比《斷章》中的“你”，已經鮮明許多，但仍不說破“你”的身份、“我”的傾慕。張充和讀了，淡淡說“寫得好”，就沒了其他反應。卞之琳看著她那一張精致的臉，嘆口氣。晚年，張充和被問及“為何拒絕卞之琳的愛”，她答得妙：“主人未曾請客，客人又何談拒絕。” 

三

我曾去蘇州九如巷徘徊良久。小巷長約一百多米，三號是張氏四姐妹家的地址，如今掛著“張冀牖故居”標志。門鎖著，聽不到從前的簫音與誦唱。

張氏姐妹出身于合肥世家，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兩廣總督張樹聲，根深葉茂。父親張冀牖是教育家。他覺得，古典而新銳的江南，是培養兒女的好地方，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移居蘇州，創辦“樂益女中”，在這一小巷里安家。張家兒女辦起一本家庭刊物《水》，發表家人所作的詩文，發行范圍是親戚與友朋，封面設計圖是蘇州景色：小橋，塔，柳樹，燕子……

當代少年在這扇門前徘徊，像舊時代才子愛慕門內佳人。巷口，有一棵香樟樹異常壯大，或許見過民國時代迤邐而至的若干訪客：昆曲小生顧傳玠，才子周有光，作家沈從文，美國青年傅漢思。他們一一娶走意中人——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其中，沈從文對張兆和的追求，同樣艱難而動人。

張兆和膚色微黑，大眼明亮，被稱作“黑牡丹”。不喜昆曲，愛看滑稽劇，在戲臺下雙手拍腿哈哈大笑，毫無名門閨秀常有的矜持。在上海初相識，沈從文就愛上她，寫信，一封又一封寄到這蘇州小院來，如：“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茶，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這一類語言如果分行，就完全是一首詩，但抒情對象唯一，“愛”字的意義明確無誤。

等不及張兆和回信，沈從文就跑到蘇州，住在九如巷附近旅館里，一天天來張家客廳喝茶、聊天，講湘西鄉下故事，惹動張家姐妹好奇心。三年后，青島，沈從文終于收到張兆和發來的電報：“鄉下人，來喝一杯甜酒吧。” 在甜酒中，一對男女間的距離消弭了，結婚。《從文自傳》與《邊城》相繼問世，驚動文壇。他為張兆和寫了這兩部書，想讓她看見湘西，看見一個逃學、從軍的少年。

卞之琳也數次來蘇州，張充和盡地主之誼，陪著這一個沉默的愛慕者，去街巷里品小吃、看風景。湖上劃船，山頂散步，衣衫和草帽微微飏起，說明風勢比較大——我透過幾張黑白照片，像透過一扇舊窗子，看他們。應該另有一人同行、旁觀、拍照，可能就是張兆和。三人行，熱鬧了一些，大約也只是談談天氣、昆曲和蘇州小吃而已。

沈從文向卞之琳傳遞過戀愛經驗，效果不大。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他向學生汪曾祺傳授寫作秘訣：“貼著人物寫。”汪曾祺記一輩子。卞之琳未能貼著張充和的內心寫詩、寫情書，“客觀對應物”過于寬闊，就有了一己的遺憾，而《斷章》成為傳世之作，讓無數人為之走神、感慨，也罷。

張充和去美國后，卞之琳來過九如巷。張家挽留他住了一夜，體貼地安排這個苦戀者，睡在張充和從前的房間內。書桌一角，有張充和小楷寫的詞作：“倚舷低唱牡丹亭……”他將這一頁紙，小心折疊，藏在胸口。

“九如巷”一名，來自《詩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從愛，到修辭，若能九如、如一切恒久美好的事物，這人生百年，才值得一代代人沉湎之、眷戀之。

四

北京、蘇州之外，在昆明，卞之琳與張充和也處過一段時間。

此前，北京淪陷于日寇，卞之琳先去成都，在四川大學教書、避亂。一九三八年，經何其芳引導，去延安數月，在八路軍這一支隊伍身上，看見一種陌生而全新的氣象。結識冼星海。已經因《黃河大合唱》而名動世界的革命音樂家，告訴卞之琳，他曾為《斷章》作曲，獻給一個女友，樂譜上注明“憂傷地”。顯然，冼星海也把《斷章》理解成一首情詩了。

自延安返回四川大學，卞之琳身上有了左翼色彩，被解除教職。他轉身，赴西南聯大西語系任教，知名門生有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等。與沈從文等舊日師友重逢，于是，也就看見了投奔姐夫、在昆明謀得一份職業的張充和。與從前一樣，卞之琳邀張充和看風景、聽戲、喝茶，說著意義不明確的話。張充和依舊淡淡敷衍。敷衍不下去了，就躲開，乘船去重慶，謀得一份新職業。

卞之琳感受到了傷害。同事與門生來寓所做客，他請大家吃飯、喝酒，醉了，就拿出張充和自己灌制的昆曲唱片，給大家聽。在一個蘇州女孩咿咿呀呀的吟唱聲里，卞之琳眼神哀傷。整個西南聯大都知道，一個詩人在苦戀。

同事中，有一個美國漢學家羅伯特·白英，召喚卞之琳，加入他發起的漢詩英譯工程。伴隨抗戰的隆隆炮聲和昆明城內警報聲，若干師生在時時斷電的住宅內，在門口倒掛著仙人掌以圖辟邪的茶館中，各自“漢譯英”，間或三三兩兩碰頭，斟酌修辭。他們，從陶淵明、杜甫、王維、白居易、杜牧、蘇東坡，到元好問、楊慎、黃景仁、趙翼……順流直下，一直翻譯到現代中國詩人。

一九四七年，白英回美國，出版《白駒集：中國古今詩選》，震動龐德、勃萊、默溫等詩人。中國意象“明亮而具體”的力量，令那些美國詩人深受感悟，“意象派”“深度意象派”隨之生成。《白駒集：中國古今詩選》中，收入卞之琳的作品《斷章》《春城》《距離的組織》《無題》等，與古代經典詩人并列共存，可見其在當時中國詩壇的地位。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這句話，白英熟悉，引用于這部中國詩選的書名。正因“忽然而已”，修辭之恒永，尤其顯得必要了。

在這部詩選序言中，白英贊美中國詩，也贊美中國人的秉性氣質：“中國人具有節制的力量和美德，歡欣于生命中最瑣細之事，不遺余力回憶生活的諸多細節。在中國詩里，世界永恒之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即使詩人悲不自勝時，我們也會從中想起這種永恒感。中國詩并未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在《詩經》里，你發現的對于物質世界的愉快體認，在今天的詩里，同樣也有。”

是的，無論時代怎樣紛紜變亂，一代代中國詩人，以漢語守護愛意和美感，這煙火人間就絢爛、灼熱而永恒。

五

開一輛車，歷時兩小時，自上海越過長江隧道、崇啟大橋，抵達海門湯家鎮，我來尋找卞之琳遺跡。

百年前，一個少年乘船來往于海門、上海之間，晨發而夕至。眼下，這兩地的距離似乎變短了。男女相戀復相棄的速度，與百年前那些綿延三年、十年乃至一生的情事相比，快了。

湯家鎮很安靜。臨街小樓千篇一律，鐵門、瓷磚、玻璃窗，取代舊時代的青磚黛瓦。街邊，一個臺球案子積滿塵埃，不見手持長桿、啪啪擊球的少年。沒找到卞之琳出生時的那座染坊，也不見他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那所學校。家世衰敗的小商人父親，曾期望卞之琳學好外語，去上海洋行里謀一份體面職業。但這小鎮，這江海邊新出現二百余年的陸地，卻生成一個詩人，蘆葦般瘦削、多思。

把空間的、時間的、心靈的距離，在修辭中進行重構，生成詩篇，這是卞之琳的方法。《斷章》外，《距離的組織》，也是用這一種方法寫出的名作。“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風景”一詞再度出現，“一千重門”是距離，“友人”是張充和，也是你、我、他，各自對風景與友人，充滿期待。

一九五五年，四十五歲，卞之琳遇到三十二歲的小說家青林，用詩一般的語言，對她說：“我愛你經歷的滄桑。”這情話，終于說得直接、明確，有了一個“愛”字。青林眼睛紅了、濕了。她很漂亮，也是一個不俗的女子。婚后，她對卞之琳關于蘇州九如巷的記憶，保持尊重，常陪他聽張充和的唱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兩人帶女兒回海門探親，去劇院看昆曲。劇中人在琵琶和古琴伴奏下，柔聲誦唱：“孤燈黯淡月朦朧，我是怕聽孤山夜半鐘……”卞之琳抬手擦眼睛，青林掏出手帕遞給他。曲終，紫色幕布緩緩閉攏，顯出一行繡著的隸體金字：“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一九八〇年，卞之琳七十歲，出訪美國，拜訪六十六歲的張充和，把多年前在九如巷收藏的詞作，掏出來：“還給你了，倚舷低唱牡丹亭……”兩個白發蒼蒼的人，對笑著，各自抬手擦眼睛。

一九九五年，青林病逝，卞之琳每日揩拭妻子遺照，不容許一絲灰塵落上。吃土豆片，他喜歡嘴巴里發出的咯嘣咯嘣聲，房間里好歹有了一點動靜。

二〇〇〇年，卞之琳去世，九十歲。葬禮上播放的音樂，是張充和誦唱的昆曲：“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

我開車穿過海門湯家鎮，這一日，春光大好。四個車輪，也是距離的組織者。縮小或拉大我與某一地址間的隔膜。停在長江邊，搖下車窗，看江水越過海門，越過這一扇面向大海的巨大心扉。

不遠處，崇明島暗綠逶迤，如同這心扉前用來遮擋視線的一道花墻。

【汗漫，作家，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紙上還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