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繼續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瀾、陳薩日娜、孫孟媛、劉康、周于旸、陳小手、路魆、夏立楠、莊凌、馬林霄蘿、丁甲，敬請關注。

路魆，1993年7月生于廣東。小說發表于《人民文學》《收獲》《鐘山》《花城》等，已出版小說集《吉普賽郊游》《夜叉渡河》《角色X》，長篇小說《暗子》，曾獲“鐘山之星”文學獎，PAGEONE書店文學賞。

“那時我們滿懷旅情，渡河入林，在莽莽叢林中郊游，一起穿越人生腹地。”小說家路魆在他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吉普賽郊游》腰封留下這樣一句，有著明顯“邀約”意味的話。收入其中的十篇小說，是十趟彷徨低回的“索隱之旅”，去異國，返故地，在遷徙與洄游的探索歷程中，旅行者墜入吉普賽式的命運回旋，行遍生死與愛欲，毀滅與詩意，蠻荒與柔情：他們以身犯險，背向故地尋找亞特蘭蒂斯……一次次短暫出門的郊游，卻成為永恒漫游的開始。

辭職返鄉，深居寫作，外出游歷，在文字和現實中洄游跋涉——以“出走與歸來”為線索編排的小說，冥冥之中暗合了路魆迄今的人生際遇，映射出他“向舊世界的告別”。其中，發表于《人民文學》的《磐石與云煙》作為收束之作排在最后。回望創作歷史，路魆愈加清醒地察覺，“內在的愿望”、“模糊的沖動”先于理性，也先于講述誕生，仿佛潛藏于南方叢林的孢子，無論身居何處，始終懷著一種“出走離散”的欲望，向著未知的世界播散而去。

與“出走”沖動相伴生的，還有持續的漫游、放逐、歸來、觀察，以及介乎某種決然狀態之間的游移和“擺蕩”——讀路魆，讀到的將是作家及其筆下人物共同的心靈史，與此同時，盡管其間征候迷離紛繁，卻仍然令人因似曾相識的精神共振而心生悸動。在這個意義上，讀路魆也是讀我們自己。

路魆《吉普賽郊游》

書寫是新鮮想法與強烈觀念雜交而生的產物

杜佳：路魆你好，很高興有機會以“新浪潮”欄目為契機，聊聊你的創作。你在2018年選擇辭職回鄉全職寫作，當時這一決定是否面臨現實壓力與精神焦慮？如今回看，這一選擇對你的寫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路魆：杜佳你好。今年是我全職寫作的第七個年頭，現在回想起來，那個魯莽的辭職事件仿佛是不久前發生的，因為它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進程。我目前沒有上班，但還在工作，寫作也是一種工作——辭職初期，我總要這樣向身邊的人解釋寫作是什么，解釋我的處境，為自己的選擇辯護。包括全職寫作初期，為了去證明為寫作而放棄工作是值得的，我只能努力以各種方式來維持這一價值感，不斷地發表、出版。直到一個人不必時刻費力地向別人解釋自己的動機時，他在存在方面才至少從俗世里解脫掉一部分，邁向自我寬解。如今我對上班已沒有什么念想，對一切關于上班之必須或者不必的說法也有了足夠的認知，因此這方面的壓力已經減少了很多。

杜佳：遵從自身意志并且能夠精神上自洽已經很難得了。我注意到，不少中青年作家都處于創作的“旺盛期”，新作層出不窮。你曾提到“高產與質量的困境”，如何在高頻率創作中避免“應付之作”？就自身經驗而言，是否存在自我校準的創作方法論？

路魆：現在我已經暫時與高產無緣了，寫得越來越少，也越慢，但雜志目錄和新書目錄還是每期、每月地推送到眼前，很難不為此焦慮，心想：大家都在勤奮創作，而我進入了另一個緩慢的創作狀態，未來是否會因此一蹶不振呢？我在寫作高產時產生的種種懷疑，比如寫得太多可能會自我重復，會涸澤而漁，也變成了切切實實的危機。但坦誠地說，我沒有寫過應付之作，哪怕有些作品如今看來已經不那么滿意了，但在寫的時候，它們確實是新鮮的想法與強烈的觀念雜交而生的文學產物。即使未來要“自我重復”地寫作，我想也要在感受到強烈的生命體驗時，才去重復寫那些被寫透了的文學母題。

杜佳：既往作品顯示，你對長、中、短篇小說都有涉獵。那么長、中、短篇——不同體量和密度的寫作，在你的創作序列中是否存在精心的安排和平衡？

路魆：我的短篇小說最多，因為它最適合承載我前幾年層出不窮的寫作想法，一篇就是一個設定幾乎獨立的世界，但它們共享著我在某段時間思索的一些生活主題。《角色X》《夜叉渡河》《吉普賽郊游》里的短篇小說，都是我按特定的主題挑選后出版的，分別是心靈的分裂、文化符號的迷醉、出走與歸來的探索。長篇小說《暗子》是一次潛意識的集中爆發，一次多主題并行的寫作，結果是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下一個長篇。如今我努力在介乎于長短篇之間的篇幅里寫，寫些中篇，嘗試恢復力氣再走遠一點。

路魆《夜叉渡河》

“擺蕩狀態”不斷拉伸著心靈，給了它韌性和廣度

杜佳：你發表在《人民文學》的小說《磐石與云煙》，我注意到也被收錄進你的短篇小說集《吉普賽郊游》當中，而且作為最后一篇，顯然這是一個重要的位置。小說里，你塑造了一個酷愛思索和做夢的男人，他熱衷于關于生活的言論與觀點，卻不熱衷于生活本身。能否談談你構思這篇小說的靈感和興趣點？

路魆：這個小說是關于變與不變的。小說里的主人公一直在語言層面渴望變化，直到生活像排列組合一樣開始改變時，他的世界開始分裂了。無論是渴望從變走向不變，還是從不變走向變，對承受這個變化過程的人而言，都要從葉公好龍的落荒結局走向接受世界其實是變動不居的事實。這個小說是我在小狗生病住院期間寫的，那時我跟小說主人公一樣，害怕某些穩固的、珍愛的東西要從此一去不回了。

杜佳：誠如你上面談到的，小說集《吉普賽郊游》集合了你對“變與不變”、“出走與歸來”的思索，因此同題的《吉普賽郊游》也是我頗為在意的一篇，它以“遷徙與洄游”為線索，創造了獨特的節奏和美感。你曾說“跋涉未必為了抵達”，那么這種“擺蕩狀態”是否為一種隱喻？在你看來，當代人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撕裂感或許在作品多義的映射中占有一席之地？

路魆：從傳統遷徙到現代，又從現代洄游至傳統，我想通過這種方式來保持心靈維度的豐富。傳統的地方，譬如寺廟和道觀，是我經常造訪并沉迷的地方，我喜歡它們刻意維持下來的古韻；而屬于現代的行為，則是在踏出這些場所時對它們產生的種種懷疑與自省。這種在門里門外擺蕩的狀態，不斷拉伸著心靈，給了它韌性和廣度。“擺蕩狀態”跟上個問題說的“變動不居”是一致的，是為了保持思維的運動。

杜佳：我還很好奇你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兒子”角色（如《群星，嬌娥，植物學》），其身份和視角介于依戀與恐懼之間，是否承載著你對當下家庭倫理和社會生活的重新解構？

路魆：以儒家父權為代表的偶像崇拜，在我的小說里一邊受著敬畏（依戀），一邊受著懷疑（恐懼），“兒子”作為一個夾在中間地帶的身份，是非常適合進行這項權力角力的。這也跟我未來應該只會以兒子視角，而不是以父親身份來觀察體驗世界有關吧。

杜佳：談到“恐懼”，恐怕是讀你的小說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有評論指出你的作品中“恐懼”意象密集（如海嘯、絞刑臺、倀鬼等），同時小說常以封閉空間（如離島、絞刑山）映射處境與精神的困境，這類書寫有怎樣的揭示，暗含了怎樣的寓言？

路魆：除了文學作品，其實我受驚悚電影的影響也比較大。在一個封閉的孤島里，面對未知的危險和極端天氣，心靈的分裂和搏斗會上演得更為強烈。文學作品里，比如奎因、夢野久作、愛倫·坡、洛夫克拉夫特，他們的推理小說、幻想小說、奇幻小說也給了我很多啟發，在我的閱讀體系里，他們的小說是真正在趣味性和文學性上都做到了引人入勝。

杜佳：原來如此，世界的謎題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形成了閉環。那么能否結合你生活與寫作的切身經驗談談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融合的可能？

路魆：像上一個問題說的，特別是愛倫·坡和洛夫克拉夫特，他們是類型文學和嚴肅文學融合的絕佳例子。博爾赫斯也很喜歡推理小說，他本身的小說也包含了解謎元素。脫離低級情節趣味，將推理上升到靈魂解謎，轉向探索自身起源的小說，一直是我模仿學習的對象，其中一個例子是傳奇推理作家夢野久作的《腦髓地獄》，它影響了我的長篇小說《暗子》的寫作。

“南方場域”的構建與突圍

杜佳：你的小說將南方景觀（寺廟、海岸、植物等元素）融入敘事核心，這給不少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但與此同時，你曾著意強調“本土性需超越文化景觀”。在你看來，這種“根植大地”的寫作如何避免淪為地域符號的堆砌？

路魆：只要一個作者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展示地域符號奇觀，不是為了當一個文化鄉紳，而是利用這些素材進行自省反思，那么他的寫作必然能脫離幼稚堆砌的危險。我始終相信，一個作者的純潔本心，是會自動帶領他離開危險地帶的，它會在意識上展示一種修正功能，一旦誤入歧途，他會在良心上感到痛苦。這些痛苦對于藝術而言是必要的刺激。

杜佳：承接上一個問題，因為總縈繞著潮濕氤氳、憂郁神秘的氣息，你的小說容易令人聯想到馬華文學（如黃錦樹等作家作品），你的寫作是否受其啟發影響？如果兩者之間存在關聯，體現在何處？你如何理解地域性與世界性在文學中的辯證關系？

路魆：《夜叉渡河》這篇小說的題目，是我在閱讀黃錦樹某篇小說時想到的。那篇小說某句話里寫到菩薩過河，我當時想，如果渡河的不是慈悲的菩薩而是作惡的夜叉，又會如何呢？于是有了這篇作品。馬華文學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描寫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角度和手法。地域性為創作提供了現實土壤和獨特素材，我在小說中融入嶺南地區的元素，它們也一度構成了小說的主體和敘事關鍵元素。

地域性寫作需要超出自身文化范圍，接入世界文學體系。世界性不是要寫得多么國際化，而是一種世界觀問題，關乎作者和人物如何分析世界多樣性，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位置，能否自覺意識到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探索動與靜、生與死、善與惡等現代主題。

杜佳：近年來“新南方寫作”也是一個被探討頗多的話題，你是否認同將自己的創作探索歸入此列？

路魆：我目前傾向將自己的探索形式歸入已有的某幾個文學流派，比如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等都可以。它們的面貌更精準，更有指向性，也是因為這里面有我喜歡的幾位啟蒙作家吧，比如卡夫卡、舒爾茨。不過流派都是寫完后追認的東西，寫的時候盡量還是不要想著別人會怎么評價你。

路魆《暗子》

不必完全孤絕，也不必完全世俗，寫的時候聽從內心，寫完后尋找同類

杜佳：當我們談論青年寫作，總是容易聯想到“標新立異”、“重新定義”這樣的詞，你曾提出“異質性語感是世界觀的外化”，能否分享此間心得？

路魆：以閱讀舉例。在選書閱讀時，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從行文語感判斷作者的心靈是否跟我契合。你能從卡夫卡的行文感受他的自欺欺人和虛張聲勢，從愛倫·坡的行文感受他一邊享受夢幻，一邊咀嚼痛苦之蜜的矛盾，就如從一個人說話的方式感受他的個性。有些人的個性可能不適合當朋友，但當他是一個作家時，他的作品可能會是我沉迷閱讀的對象。

杜佳：卡夫卡逝世百年之際，《吉普賽郊游》被指具有“卡夫卡式寓言性”。你如何看待經典帶給青年寫作的滋養與挑戰？

路魆：我特別羨慕某些經典作家身上“高度的原創性”，因為我們有可能很難再在主題和形式上抵達這種高度的原創性了，大多要在故事情節的奇詭和復雜上取勝。但撇開這個令人無奈的現實，只要在作品里將一個人的生存處境和心靈模型表現到極致，那么，這些被寫爛了的文學母題和形式也一樣會舊瓶裝到新酒，畢竟每個人釀出來的酒在風味上都會有些許差異。如果不追求原創性，我哪怕從卡夫卡那里能擷取些許珍貴的皮毛，粘到自己作品那里裝飾門面，都已經是一種幸運了吧。

杜佳：經典如高山一般，就在那里，而當下創作顯然也面臨著空前復雜的現實。比起一些極度個體化的寫作，你曾提到它于你而言，是“自我愉悅”與“共鳴回饋”的結合。那么你如何看待寫作在個體表達與公共議題間的張力和平衡？

路魆：我聽到很多類似于“我只為自己寫作”的觀點，以前我還挺認同的，現在呢，會看出其中有些不必要的自我標榜的孤傲，實則背后也在悄悄關注著作品的回饋。一個寫作者不必完全孤絕，也不必完全世俗，“擺蕩狀態”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寫的時候聽從內心，寫完后尋找同類。另外，在小說里進行公共議題的寫作，我一直以來抱有懷疑，懷疑它的純潔性，包括某些目的性、功利性都過強的非虛構作品。不是說小說寫作應該離開公共環境，而是覺得，小說應該要有意識地區別新聞紀實。如果在一個小說里還要報道社會新聞，寫人人皆知的日常，那么虛構的樂趣就要大大折損了。

杜佳：你是否關注同代作家的寫作，就你觀察，“90后”一代作家所處的方位和未來文學視野如何？

路魆：有關注。“90后”一代的作家普遍接受過比較全面的教育，冒頭也很迅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00”后的生活更豐富了呢，我倒是覺得“00”后的寫作潮沒有當時“90后”那么迅猛狂熱了。

寫作的樂趣之一，在于人腦編織文本過程中的崎嶇感

杜佳：如何看待生成功能越來越強大的人工智能？目前這對你的寫作是否構成影響？

路魆：人工智能話題剛興起時，關于它會不會對文學產生威脅的討論源源不絕，我當時想，這種討論是有些擔憂過度的感覺，將文學的功能性看得太強，好像它跟海報設計是一個東西，隨便就能生成，隨便就能達到藝術水平。我不擔憂的原因，是相信一個有文學追求的寫作者不會隨便將自己的文字和故事交給人工智能去掌控，也只有這些作品才有可能流傳下去。我也會用人工智能軟件，它的好處在于快速檢索信息，但我不想利用它生成文學文本。寫作的樂趣之一，在于人腦編織文本過程中的崎嶇感，如越過大山，產生連綿起伏的美感。

杜佳：在你看來，什么是“理想的小說”？未來創作計劃中，你希望拓展哪些主題或形式？

路魆：我自己追隨的理想小說，可以按類型來分類。如果是象征小說，非卡夫卡莫屬了。如果是藝術與類型結合的，那就是愛倫·坡。如果誰最能呈現人類之渺小與宇宙之虛空，就是洛夫克拉夫特。說到最具不屈生命感的小說，就是殘雪。而這幾位作家，都不屬于嚴格的現實主義的作家，我的閱讀體系雖然不缺現實主義的作品（我指那些真正有銳利命力、直面現實歷史創痛的現實主義文學，而不是簡單照搬日常的故事），但自己很少去嘗試，在未來的計劃中，我有興趣在這方面學習一些技巧，拓寬表達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