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清明檔，前后近10部新片陸續上映，目前有兩部國產片票房過億。在缺乏大投入、大IP、大檔期影片的時候，冷熱不均的市場現象再一次引發我們思考：在泛媒介、泛影像時代，電影特別是中小成本電影何以吸引常態的電影觀眾？

隨著媒介生態的變化、智能手機的普及，“可看”的影像內容琳瑯滿目、唾手可得，當人們需要付出特定的時間成本、交通成本、購票成本去影院觀影時，電影具有“可看性”已經遠遠不夠，還必須具有影院“必看性”，觀眾才會克服成本考量進入影院。因而，什么是影院的“必看性”，就成為電影創作、電影市場需要面對的問題。從市場供給和消費規律來看，影院“必看性”可能包含了3個不可忽略的核心要素：心動值、稀缺值、票有所值。

影片讓人心動，才有觀影的行動。所謂的情緒價值、社會熱點、“緊張—釋放”的娛樂性，反映的都是觀眾的不同需求。新題材、新故事、新類型以及觀眾所認可的價值觀、有情感投射的人物、喚起強烈愛憎的事件，才能讓觀眾感到滿足。有評論者在談到近期國產電影創作時，指出當下一種“不約而同”的創作現象，殘障人士、重病患者等在不同影片中成為主角，人物和題材似有不同，但大都是欲揚先抑的勵志故事。這些題材體現了電影創作的現實關照，但故事過于雷同則會引發觀眾的“需求疲勞”。

觀影需求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于不斷地動態調整中。每部成功的電影，幾乎都是對觀眾需求的新發現。《紅海行動》滿足觀眾對“大國崛起”“國家認同”的需求；《流浪地球》系列滿足觀眾對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象……這些影片上映時具有鮮明的突破性、創新性，敏銳捕捉到觀眾的心理變化，并通過高完成度滿足了觀眾的需求，為口碑和營銷提供了“高概念”。所以，用創新的故事和人物滿足觀眾，是電影“可看性”的第一要求。

物以稀為貴。觀眾的需求有各種各樣的媒介滿足方式，電影需要凸顯自身不可替代的媒介獨特性。當年，電影受到電視媒介的沖擊，逐漸在題材尖銳性、視聽震撼度、銀幕沉浸體驗等方面形成不同于電視的稀缺性，從而獲得新生。今天，電影面對更加豐富多樣的媒介競爭，更需要重新定義影院的稀缺性。

電影創作，特別是中小成本電影，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主題表達要具備影院空間才能體會到的深度和銳度，故事要更加新穎縝密并且經受得住觀眾的挑剔，現實和幻想題材必須呈現超日常的事件強度，視聽效果要具有沉浸感和包裹性，話題和臺詞要具有社會共識共情的傳播力，藝術風格要追求極致的表達……換句話說，電影必須有影院的視聽強度和敘事差異性，這就是不同于其他媒介的“電影感”。

批量類型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當下的成功電影都不再是類型的復制，而是對視聽“稀缺性”的滿足。《戰狼》系列帶來了當時其他媒介無法提供的跨國敘事的熱血動作場面；《長津湖》是緊鑼密鼓、險象環生的群像戰爭片；《我和我的祖國》用“小人物”與“大時代”“迎頭相撞”的“瞬間”組合成影像史詩。“唐探系列”“誤殺系列”以及《抓娃娃》這樣的類型片，也都展現了其他媒介很難“復制”的電影稀缺性。《愛情神話》《好東西》《宇宙探索編輯部》《破·地獄》等中小成本電影，則展示了只有在影院大銀幕，才能體會到的放大的“細節”、在場化的“共鳴”。“電影感”或者說影院強度，正是電影稀缺性的基礎，也是電影不能被微短劇、網絡劇、電視劇、短視頻所替代的唯一性。

心動、稀缺是前提，觀眾“必看”的選擇首先還是“優質”電影。中國電影年產量千部左右，根據國家電影專資辦的相關數據，2024年觀影人次達到20萬以上的影片不足150部，票房過億并觀影人次超過200萬的50多部，絕大多數達不到觀眾的“最低消費標準”。在影像內容過剩的年代，觀眾只會為優質內容買單。電影必須具有超越其他媒介的質量標準和藝術感染力。僅僅是影像奇觀、類型化批量生產、流量明星等商業元素的堆砌遠遠不夠，觀眾對主題深廣度、題材獨特性、藝術精致性的要求越來越高。電影必須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備的“難度系數”，并且最終高質量的完成，觀眾才會覺得“票有所值”。市場既需要優質的大眾電影，也需要相對小眾的中小成本優質電影。關鍵在于電影創作是不是能夠真正達到觀眾的認可，甚至超越觀眾的“已知”，拿出讓觀眾尊敬和服氣的好作品。

媒介的替代性競爭越來越激烈，電影創作生產必然再次走上“減量提質”的軌道。在影像故事鋪天蓋地的大背景下，對需求、稀缺、優質三角支撐的“必看性”的思考，是電影未來需要完成的答卷。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