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每一個產生廣泛影響的文藝作品幾乎都與新媒介環境密切相關。在數智時代，文藝創作及其生態依托數字平臺，表現出泛大眾化、跨媒介、多模態與交互性的特征。算法，這一隱藏在信息技術背后的隱性機制，如同幽靈般游蕩于網絡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忖度與建構著大眾使用虛擬網絡的習性與行為，進而影響著文藝生產與傳播的生態。

算法的功勞

現代算法有兩類。一類指的是計算機科學中的算法，它以符號代數來轉換復雜的社會問題。另一類算法則是2010年代以來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而高度復雜化和普遍應用化的算法，該算法自動提供開放性任務的解決方法。年初轟動全網的DeepSeek、抖音等平臺的推送機制以及對破損文物修復等技術的背后，都由深度學習的秘密算法在運行操控。這些技術為當下文藝生態注入勃勃生機。

算法、數據、算力造就的AI大模型，直接將更加廣泛的大眾拉進了文藝創作與傳播領域，進一步解放了大眾的文藝生產力。具體說來，原先不大具備傳統意義上文藝創作能力的人，在AI的加持下，也批量地加入了文藝創作之列。伴隨著人工智能算法的高度精準化，AI輔助作者進行文藝創作，大幅提升了民眾的文藝創新力。以閱文集團的作者助手軟件為例，算法不僅可以自動生成標題與人物、地理空間的名稱，還提示不同平臺的口味趨向、不同題材的熱門設定等來賦能作者創作。

基于算法，我們可以總結出特定類型作品（產品）的“敘述偏好”。例如，基于算法機制的參與，“代號鳶”“戀與深空”等沉浸式交互游戲的發展，生成了新的敘事模式。在此類游戲中，情節的發展取決于玩家代入性的角色表演，使之更具代入感，從而滿足了玩家的文藝想象與情感需求。算法的使用也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2024年6月，敦煌研究院利用多光譜成像技術與GAN（生成對抗網絡）算法對表層龜裂的唐代壁畫進行了還原與修復，從而實現了對文物保護的算法干預。

在傳播方面，基于算法的傳播機制也會有效地擴大文藝作品的傳播效果，形成新的大眾文藝現象。這在網絡文藝領域表現尤為突出：李子柒的成名作《蘭州牛肉面》爆火于2016年，隨后其更多的作品獲得了國內外網民的認可；余秀華、王計兵、“沂蒙二姐”等人的詩作，都經歷了網絡上的爆炸式傳播，進而為大眾所知；一大批網絡文學的爆火，則是趕上了移動閱讀普及后，算法向更廣泛的讀者群的推薦。

媒介的新變，催生了點贊、彈幕、即時短評等新的批評形式，使新大眾文藝批評呈現出直觀性、民主化與參與性的新特征。依托這些海量數據以及相應的算法機制，形成了對應的定量評價模式。我們知道，傳統大眾文藝的單向度接受與批評主要有業余讀者私人評價與批評家的專業批評兩種形式，前者貼近大眾讀者對文藝作品最直接的感受，多以口頭交流的形式呈現但傳播范圍有限；后者往往借助佶屈聱牙的專業術語在報紙、期刊等媒介上進行權威點評，雖具一定的審美取向和解讀深度，但時常脫離群眾閱讀的直接感受。在網絡平臺，出現了以豆瓣短評、貓眼影評、起點中文排行榜等直觀立體地顯示作品評分、熱度、評價關鍵詞的新型反饋機制。以豆瓣短評為例，受眾通過對文藝作品的打分來呈現對作品的總體評價，而短評字數限制在350字符之內，人人皆可參與到對作品的評價之中，評價的有效性由他人點贊、評分進而增加權重來實現，從而減弱了評價者的身份對作品評價的影響。此外，即時與直觀的評價反饋機制還顛覆了傳統“作者—作品—讀者”的單向形式，連載式的網文、漫畫等作品的作者會實時接收評論區的讀者反饋，酌情更改情節，實現了從單向獨白到雙向對話的批評生態轉變。

算法的弊病

算法生成技術為當下文藝生態注入了新鮮血液，然而利弊相隨，甚至弊病越來越突出。從創作的層面來看，內容只要觸及熱門標簽就能得到更大范圍的推送，蹭熱點成了增加流量的不二法門。一些網文、短視頻等對算法的迎合與追逐使其淪為“標題黨”“黃金三秒”“高潮迭起”的數據游戲，從而損害了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內容深度，呈現出模板化生產與風格上的趨同。實際上，所謂“熱門”“推薦”“套路”等算法背后運行的皆是唯數據論的底層邏輯。這種邏輯的滲透，削弱創作者自身的創造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使文藝創作的生產者淪為算法邏輯的簡單復制者。

從傳播過程而言，算法推薦盡管實現了個性化定制，卻也同樣帶來了受算法桎梏的“信息繭房”，而這種“繭房”在各種形式的媒介平臺上幾乎都是隱性存在的。以平臺算法為例，其首要目標是追求商業利益。于是，算法會分析文藝用戶行為和消費模式，預測其需求并調整推薦策略和售賣方式。以某乎為例，其慣用的文藝推送方式是，利用大眾尋求問題真相的好奇心，將用戶引入一個虛構的故事中，在故事的關鍵轉折點戛然而止，要求收費閱讀。用戶雖然可以選擇是否消費，但即便付費閱讀，已屬忘了“初心”的閱讀。而在短視頻領域，常見的又是另外一種情形，隨意“刷”到的短視頻是算法精準推送的。對于范圍龐大的大眾而言，每一個個體在算法并不主動顯示自己存在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算計的，很容易將算法推薦的內容當成整個世界。

而僅從文藝接受的角度來看，我們長時間浸潤在同質化、刺激性、娛樂化的信息推送中，久而久之則只愿接受迎合與愉悅我們的觀念與信息，從而造成自我意識的過度膨脹、所持觀點的逐漸偏激以及激進情感的極端表達。若任由算法機制主導我們的文藝生活，勢必會損害我們對社會生活全方位、多元化的綜合認識與感受，使同質滋生狹隘、偏執戰勝寬容，這無論對于私人道德還是公共倫理而言都是昭然若揭的噩夢。

算法機制的消極影響還體現在，文藝作品的受眾和粉絲往往局限于具有同質性的論壇、超話和標簽之中，這可能導致對作品的極端的、排他的崇拜。隨著粉絲群體的壯大，對作品的贊揚往往被簡化為口號，反復使用；而對其批評則容易被視為脫離大眾的無謂挑剔，甚至可能被粉絲貼上“對家”“黑水”“惡評”的標簽，導致情緒化批評壓制了理性客觀批評的情況時常可見。有時候，唯流量論的評價模式，遮蔽了文藝作品的認知、審美等其他維度的價值而形成數據暴政。當一部作品的數據不好，人們便無意識地棄如敝屣，連看都不看一眼。如果我們不對此進行有效的省思，那么就不利于文藝的健康發展。

執兩用中，守中致和

在新的媒介環境中，文藝與算法的糾纏是無法解開的。那么，當文藝遭遇算法，是良緣還是厄運？這取決于人的主動性。

算法牢籠并非無可逃脫，算法隱身也非無解之謎。但我們首先要避免陷入科技算法與人類智慧二元對立的泥淖中，警惕由此二元論思維而導致的兩種極端狀態的發展。數字化技術已融入當下眾多文藝的骨血，成為必要的生成條件，對新技術的排斥既無效果也不現實。但人的主體性可以將算法的優勢發揮出來，將其弊端控制到個體可以容納的限度，對算法采取執兩用中的思維方式。

執兩用中，意味著大眾需要明確算法在當下文藝生態中普遍存在這一事實。新大眾文藝創作的門檻降低，意味著大眾的媒介素養也參差不齊。當大眾遭遇文藝甚或其他形式的新媒介信息時，往往難以察覺或忘記自己屬于被算法“算計”之列。此時，將算法“亮出”，讓其存在處于“敞開”的狀態非常必要。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算法是高度神經網絡化的，其學習邏輯即便是設計專家也難以解釋清楚。但當一個人可以直面“算法”總在自己創作、欣賞文藝過程中時，就會警惕其存在的意圖。作為“智人”，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面對算計的時候太多了，并不缺乏斗爭經驗。但前提是大眾需要知曉算法的存在，而這在普通大眾那里的普及度可謂堪憂。實際上，讓算法顯身在技術上不難實現，只是新媒介設計者愿意與否的事情。在很多的情境中，只需添加“算法”選項，正如“點贊”的設計一樣，就可以將算法明明白白地袒露在人們的面前。基于此，將算法纏繞下的大眾文藝的選擇權，真正讓渡于網民。人們可以選擇接受這種算法也可以選擇拒絕這種算法，在接收和拒絕當中直面算法的挑戰，讓算法服務于人的“活法”。

人的活法縱有千萬種，但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始終令人敬畏。文藝選擇和判斷的最終決定權仍是在人的手中，就不會出現大的偏失。生產創作時的執兩用中，意味著我們要尋求藝術審美性、思想性與算法高效性之間的平衡。創作者要重視自身居于自然中的具身經驗與文學想象，將算法為我們提供的數據與情節作為創作的材料與可供參考的思路，而非創作的目標與終局。普遍性算法機制外的思想藝術創新才是文藝脫穎而出的關鍵。接受欣賞中的執兩用中，意味著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接收”到的文藝是算法硬推給我們的，我們需要審視其是否配得上我們的“青睞”，是否值得我們去消磨時間。批評研究中的執兩用中，意味著我們要有意識地維護與強調自身作為文藝作品的閱讀者與消費者的主體性身份，積極參與對作品本身的闡釋與討論，而非唯數據、流量是從。

守中致和是當下文藝生態從總體上需要達到的目標。微短劇、電子游戲、網絡文學、影視劇等種種大眾文藝都有其現實的土壤，都是旨在達到某種層面上“和”的狀態，都有其或多或少存在的理由。即便是備受爭議的“霸道總裁文（劇）”，從大眾的角度而言，也是緩釋自己無法實現階層跨越之遺憾的一種方式，是在通過文藝想象達成與自己的和解。人生不易，在想象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自尊和歸屬并沒有什么過錯，甚至可以說能夠釋放人在現實世界的不平之氣，以達到情緒上的平和。況且，大眾文藝并不只有這一種，和而不同已是多種樣式并存的當下文藝生態的現實，也應是其內在精神應該達到的狀態。譬如，自“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開始的《彈歌》就是在借詩歌增強人類勞作時的合拍，既描述人們狩獵的過程，也借音樂上的和諧促使人與人的協和。

總而言之，當文藝尤其新大眾文藝遭遇算法，就像手握了一把新的利刃。我們需要直視這把利刃，然后用其來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精神渴求，實現和諧社會的價值理念。

（王小英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謝雨君系暨南大學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