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產懸疑涉案劇同質化競爭的當下，《棋士》獨樹一幟地將圍棋文化中的“落子、布局、中盤、官子”轉化為敘事哲學，以棋盤隱喻人生博弈，在黑白交織中構建起兼具美學深度與現實厚度的創作坐標系。《棋士》的價值不僅在于以“影像本文”實現圍棋智慧的創造性轉化，更在于串聯起“落子定調—布局謀勢—中盤絞殺—官子收束”的懸疑涉案劇敘事范式。

落子——在“灰度地帶”錨定人性坐標。圍棋首重“落子”，講究以關鍵一子奠定全局基調。《棋士》的人物塑造深諳此道，在開篇便為王寶強飾演的主角崔業注入“棋士”理性與“騎士”溫情的雙重基因，于人性的“灰度地帶”雕琢復雜多面的角色靈魂：崔業作為圍棋教師，前半生只精于圍棋盤面“做活”“打劫”的理性計算，卻又渴望在真實生活中踐行守護小家的“騎士”精神，試圖以紋枰上的絕對掌控力抵御生活中的真實危機。劇中，他將夏生悉心照料的小龜尸體撇進海里，成為其性格定調的關鍵注腳：小龜尸體的沉入海底與崔業的冷漠側目形成視覺隱喻，既暴露其潛意識中“棄子自保”的內在性格定勢，也暗示其僅將家庭“小我”視為人生棋局“真眼”的核心生存邏輯。這種理性與情感的共生撕裂，使角色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成為人性復雜的縮影。

懸疑劇的突圍，始于對“角色灰度”的深度挖掘。崔業早年為爭取學棋機會假裝溺水的“盤外招”，為其成年后精于算計埋下伏筆；而當他為救治孩子，精心設計偷換箱子的計劃時，更是將自己置于法律、道德與情感的多重困境之中，在矛盾與掙扎間，展現出人性的復雜多面。第十七集中，崔業的哥哥崔偉，發現侄子護身符與案件證物相同的那一刻，陳明昊飾演的這一七尺硬漢通過精湛演技，將兄弟間“懷疑至親”的痛苦具象化，使觀眾在理性與親情的博弈中產生強烈共情。

布局——在星羅棋布中謀定敘事勢能。圍棋“布局”講究星子錯落、暗藏玄機，《棋士》的敘事結構亦然。該劇以家庭危機、警探追兇、復仇暗流三線并置，構建起如棋盤般的立體格局。崔業的家庭線、崔偉的警探線、夏生的復仇線等看似松散，卻必然會在劇情推進到特定時點形成“提子式”的爆點，例如夏雨父親的債務線與崔業的貸款線最終形成內在交匯。這種“伏筆如星，布局如網”的“做活”策略，使每條支線成為敘事勢能的積蓄點，為“中盤”矛盾絞殺奠定基礎。

中盤——在多線推進中編織懸念經緯。圍棋“中盤”形成的“打劫”規則（“提子”后不能立即“回提”，需先在其他地方走一步“找劫材”，才可返回繼續推進棋局），與《棋士》處理敘事節奏的重要密碼（延宕敘事與間離效果）形成內在互文。當崔業為子治病的執念與法律道德形成激烈沖突，劇情并未急于推進至高潮，而是插入其早年學棋時假裝溺水的回憶。這段看似游離的前史，如同圍棋中的“劫材”，為角色“棄子自保”的極端行為提供了深層心理依據。這種“打劫式”的前史勾勒手法，讓敘事張弛有度——當崔偉在證據鏈即將閉合時發現護身符的異常，劇情通過閃回展現崔業與兒子的溫情時刻，延緩推理進程的同時，為后續核心矛盾的爆發積蓄了心理勢能。

兄弟二人的手術室追逐戲，更將“打劫”造成的間離效果推向極致：崔業帶著夏生躲進手術室，崔偉緊隨其后，毛玻璃上的剪影對比外化兄弟心理博弈。鏡頭在腳步、門把手、倒影之間快速切換，配合心跳般的剪輯節奏，將“只贏半目”的極度緊迫感推向高潮。這種“間離效果”不僅增強了懸疑感，更讓觀眾代入頂尖棋手中盤絞殺的真實心態，感受“屠龍”近在咫尺卻又咫尺天涯的緊張。

官子——在人生況味中收束創作哲學。圍棋“官子”講究得失取舍與境界升華，《棋士》的主題表達在此階段亦完成從“本格推理”到“哲學追問”的跨越，也為國產懸疑涉案劇提供了如下創作啟示：第一，拒絕“極端化”，擁抱“復雜性”。紋枰上的棋子永遠“非黑即白”，現實社會中的生活卻呈現雜糅的“灰度敘事”與道德困境。從《漫長的季節》中王響的“灰化蛻變”到《棋士》中崔業的“棄子自保”，懸疑劇的突圍在于打破“純黑純白”的人物塑造。在《白夜追兇》與《棋士》這兩部作品中，兄弟關系的戲劇性建構呈現出深刻的人性探討。關宏峰與關宏宇的身份錯位，崔偉與崔業在法與情之間的掙扎，共同展現了人性在極端情境下的復雜面向。這種敘事策略通過細膩的角色塑造，讓觀眾在觀劇過程中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實現“角色—觀眾”于“屏幕—現實”間的情感隱性置換。第二，在“快節奏”時代堅守“慢功夫”。《棋士》的“布局”思維說明，懸疑涉案劇需要耐心經營人物“前史”，拒絕“為反轉而反轉”的快餐式敘事。如《漫長的季節》三幕式結構、《狂飆》二十年跨度，均通過“慢節奏”讓角色成長軌跡更具說服力。在內容快速迭代的當下，這種“慢功夫”是突破同質化的關鍵——唯有像棋手布局般積累敘事勢能，才能在“中盤”發力時引發觀眾的情感共振。劇中崔業與崔偉從“平行線”到“相交線”的命運轉折，正源于前期細膩耐心的人物前史鋪墊，由此最后“官子”階段由兄弟反目到心結解開的“情動”過程才具備震撼人心的情感沖擊力。

可以說，崔業最終的悲劇不在于計算失誤，而在于試圖用棋盤規則丈量人生的執念——那些被他視為“棋子”的意象，最終會疊加人性道德與情感倫理的重量，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當《棋士》的棋子最終落定，觀眾看到，懸疑涉案劇的創作本質上是一場關于人性的“對弈”，都需要堅守對人心幽微深邃特質的敏感開掘，這或許正是《棋士》在“官子”階段留給當下國產懸疑涉案劇最珍貴的“劫材”。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編審，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影視評論專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