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2：魔童鬧海》自上映以來，創造了中國電影票房神話，如今更是鬧到“海外”，在全球范圍內方興未艾。影片主創在《封神演義》原著的基礎上大膽創新，提煉出更具現代精神的反抗內核與人物關系，顛覆性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這成為這個“老故事”在“新語境”中成功的重要原因。

伴隨《哪吒2》上映的東風，圖書市場也迎來了一波哪吒熱潮，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卻是一部由現代文學作家周楞伽所著、誕生于1985年的長篇兒童小說《哪吒》。自今年初再版上市，迄今印數已超十萬加。“趁東風”是偶然，背后離不開出版業和編輯的審時度勢、慧眼識珠，更離不開這部作品及其作者本身的“拍案驚奇”。近日，書鄉專訪了周楞伽之子周允中，借由哪吒的重生，再度鉤沉出一段少為人知的文學史。

周楞伽(1911-1992)

周楞伽在寫作中

周楞伽及兒子周允中

周楞伽和孟通如（左）。孟通如曾與周全平一起經營西門書店。

宜興來的少年作家

1911年，周楞伽出生于江蘇宜興，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活躍于左翼和海派文藝市民作家群體中，有相當的知名度，可惜后來隨著時代的變動與他本人術業的轉向，其作為新文藝作家的名號逐漸隱沒。多年后，一部《哪吒》的重生，透過封面上這個久違的名字，往昔那光怪陸離的滬上文藝時代徐徐叩開了人們的記憶。

宜興周氏是個深有淵源的家族，先祖可追溯到“除三害”的周處，明朝時出了崇禎皇帝的內閣首輔周延儒。周楞伽的姑媽周砥，曾做過袁世凱的家庭教師，后由袁做主嫁給馮國璋做續弦。父親周域，清末屢試不第，科舉廢除后入梁啟超辦的神州法政專門學校，接受了改良思想，畢業后在上海自立門戶做律師。

周楞伽原名周劍簫，改名周華嚴，幼年時隨母住在宜興，十歲時因罹患重度傷寒，不幸雙耳失聰，成了聾啞人。雖失去了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會，周楞伽卻天資聰穎、求知若渴，通過自學，閱讀了大量的舊小說和當時盛極一時的《紅玫瑰》《禮拜六》等鴛鴦蝴蝶派文學。十二歲時，他跟隨父親搬到大都會上海生活，一邊幫父親寫狀紙，一邊大量閱讀，并且開始嘗試寫作，少年起就成功在鴛蝴派刊物和各類游戲小報上發表了一些作品。1927年，十六歲的周楞伽接觸到了《白露》《創造周刊》《小說月報》等刊物，里面那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的新文學作品，大大拓展了他的文學視域和理念，使他從一個舊派寫手，轉向了新文藝的創作道路。當年宜興農民暴動，他給同鄉潘漢年寫了一封信表達對時局的關注和憤慨，潘漢年將此信取名《鄉音》，發表在其編輯的《幻洲》上。

1929年，周楞伽的一位家族堂兄周全平在上海老西門一帶開了一家西門書店，離周楞伽一家在南市江陰路的住處不遠。周全平作為“創造社的小伙計”（當時創造社出版部一群年輕人的自稱），和上海新文藝作家群交往匪淺。周楞伽帶著他的長篇書稿《白燒》去拜訪周全平，得到了周全平的肯定，并計劃在他的西門書店出版。《白燒》是以“五四”后的市民社會為書寫對象，可見周楞伽在寫作道路上篤實的現實主義轉向。不走運的是，1930年西門書店因經營慘淡關門，《白燒》的出版也不了了之。

創作道路驟然斷了線索，茫然無緒中，周楞伽寫了一段時間的兒童文學，發表在陳伯吹主編的《小朋友》上，還為北新書局寫過兩本《小朋友物語》。一直到1933年，道路才又寬展起來，他在《申報·自由談》《東方雜志》《新中華》等園地上多有發表，出版了《楝樹港的一夜》《失業》《旱災》《田園集》等短篇小說集，反映了舊社會農村破產、民不聊生的悲慘生活。他也被邀請擔任一些刊物的編輯，并于1935年自費出版了長篇小說《煉獄》。此作以“一二八”淞滬戰爭后的城鄉社會為背景，寫了幾個不同思想性格的青年在大時代漩渦中的歷練，頗有茅盾《蝕》三部曲的風貌。受時代風潮影響，他還寫到了城市青年下鄉、意圖改變農村面貌的熱情狂想。

《煉獄》出版時，周楞伽首先也是希望找茅盾作序。但茅盾對周楞伽并不熟悉，多方打聽其人，以致拖延了許久。出版在即，通過友人架橋，周楞伽忐忑投書他非常尊敬的魯迅，請魯迅寫一篇序并推薦代售書店。魯迅當時已病重，依然誠懇地給這個素昧平生的青年復信說，作序必須細讀全書，然而因體力不濟，兼正在緊迫編校瞿秋白遺稿《海上述林》，身體和時間兩方面均難以支撐，尚希鑒原。他還充滿憂慮地寫道，如今審查機關為“敦睦邦交”，壓迫不利日本的言論，周楞伽能頂著重重壓力出版這樣厚的一本書實屬勇氣可佩，但也須特別小心，因為那些人對外溫馴如貓，對內卻兇殘如虎，弄得不好，書被查禁事小，坐牢入獄也非不可能。殷殷囑咐中，是魯迅一向對青年的愛護，他已從此前無數血的教訓中吸取了經驗，不希望再有后來的青年無辜犧牲。周楞伽收到信后，被這一份關切之情“感動得流下淚來”。

1936年，在外族侵略日益熾盛之際，左翼文學內部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周楞伽站隊前者，追隨周揚等人的主張，在《生活知識》上發表了《建立“國防文學”的幾個前提條件》一文，并與革命者劉群合資創辦《文學青年》雜志，被視為國防文學的實踐刊物（該刊僅出兩期后，因“內容過激”被當局禁止）。魯迅顯然關注到了這些情況，向旁人打聽，得知周楞伽是個靠自學成才的聾啞作家，有些驚愕，但接著又搖頭表示，他所得信息受限，“前提條件”一文中摘引的那個報告（指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報告）是錯的，并不是賢明的政治見解。意見輾轉到周楞伽處，周楞伽暗疚于自己對政治的幼稚無知，后來托人帶口信告訴魯迅，以后再也不寫這些非他所了解的東西了。

當年六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周楞伽列名發起人之一。周允中說，這成為父親畢生最驕傲的事之一。十月，魯迅病重去世，周楞伽撰文提出，為尊重魯迅的最后意見，“兩個口號”的爭論也應結束。

筆談來的朋友圈

從“鴛蝴派”新人到新文學、左翼文學，周楞伽在文學試筆之初便經歷了劇烈的轉向，這在啟蒙與救亡主題變奏的中國現代文學主流中并不納罕。他所生活的上海本就是革命堡壘，大批左翼文藝人士與地下黨員在此間活躍。周楞伽和其中諸多人士有不淺的交往，如聶紺弩、歐陽山、唐弢、馬彥祥、李輝英、周木齋等，在周楞伽后來的《傷逝與談往》一書中多有提及。這些清貧又熱烈激昂的年輕作家們常在北四川路一帶進行文藝活動，時常也會到周家來玩。據周楞伽自述，周父作為律師，還曾參與過對東北作家穆木天和其他一些被捕地下黨員的營救。

周楞伽與人交流，用的是筆談的方式。周允中說，父親有個奇特的本事，對方無論是在空中還是在手臂上寫字，他都能看出來，再以筆在紙上回答。這是身體在多年無聲世界中被奮力激發出的潛能，為他破開壁壘，與外界持續“對話”。

在諸多交往中，對周楞伽走上左翼道路影響最大的，還屬劉群——如周允中所說，“沒有劉群就沒有我父親的左翼思想”。劉群原名朱宗彬，筆名萍華，是一位共產黨員，在北平讀書時因參與一系列反帝愛國運動被捕入獄，出獄后，考入上海復旦大學，繼續宣傳組織抗日救亡運動。當時，周楞伽受房客、演員姜克尼之約，擔任《文藝電影》編輯。在該刊舉辦的歡迎歐陽予倩回國的集會上，周楞伽與同樣愛好電影的劉群結識，二人迅速成為了朋友。有段時間，周楞伽甚至就住在劉群家里。劉群租了一棟石庫門建筑，在一樓開了一間平民小學校，周楞伽則住在亭子間。劉群對于救亡工作似乎永不疲倦的熱情與驚人的寫作速度，令周楞伽印象深刻亦深受感召。可惜的是，劉群后來在內地進行宣傳工作時突患白喉去世，年僅二十四歲。周楞伽在挽聯中寫下“知友寥落我心悲”之語。

在抗戰文藝浪潮中

抗戰全面爆發后，上海進入長達四年的“孤島”時期。周楞伽在這一時期頗為活躍，堅持抗戰文藝，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值得一提的是，“八一三”事變后，他還編寫了兩個八路軍抗戰的小冊子，分別是《抗日的第八路軍》和《八路軍將領列傳》。這兩本書介紹了八路軍的抗戰事跡及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中共將領的故事，呼吁國共精誠團結。當時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有許多人對八路軍在后方戰場的斗爭十分好奇，在此氛圍下，兩本小冊子大受歡迎，上市旋即銷售一空。1944年，周楞伽還舉家進入蘇南游擊區參加抗日宣傳工作。

當然，這類寫作難免會讓他面臨險境。1945年，因發表了關于游擊隊鋤奸的小說《江南春》，日本憲兵前來抓捕周楞伽，多虧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通風報信，才得以逃脫。

也許是兩本關于八路軍抗日的小冊子給予的靈感，八年全面抗戰中，周楞伽非常有意識地收集那些正在發生、日后將成為歷史的新聞資料。周允中說，借著地利，當時許多書店老板都把報刊資料堆在周楞伽這里，他用心整理，做了17部剪貼本，仿佛是為未來做著某種準備。果然，抗戰勝利后，普天同慶之際，頗有商業敏銳性的東方書店老板來找周楞伽，請他寫一套抗戰叢書，回顧著名戰役和人物。對此，周楞伽卻有自己的設想——寫一部章回體小說來講述抗戰歷史。他利用多年積攢的資料，厚積薄發，日夜操觚，僅用三個多月就完成了這部八十余萬字的《中國抗戰史演義》，署名杜惜冰。這部作品采用古典章回體，共一百回，頗有通俗話本特色，又建立在剛剛過去的真實歷史基礎上，意料之中受到大眾歡迎，半年多就連出三版。2017年該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再版，周允中提到，新版審讀人員認為，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周楞伽在正面戰場之外，能夠用較大篇幅描寫平型關大捷和夜襲陽明堡這兩個中共領導的勝仗，寫作、出版實屬不易。

不過，盡管從事多項左翼抗戰文學工作，但總的來講，周楞伽算是文壇的“單干戶”，不專依附于某一政治派別，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位用筆吃飯的“自由撰稿人”。回顧史料，會發現他還湊過很多“筆墨熱鬧”，除了“兩個口號”論爭外，還和王任叔、樓適夷圍繞“抗戰八股”產生過爭論，和聶紺弩有過私人恩怨，尤其是和女作家蘇青在媒體上來來回回打了好久的筆戰，唇槍舌劍之下，透露出的是淪陷區作家生活的窘迫艱辛……不難看到，盡管周楞伽這個名字在今日殊為低調，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學場中卻常常處于在場的位置。當時文人間的筆戰往往公開，直言不諱又充滿性情，在標識其各自立場與認識的同時，展現出一整個文學場域的駁雜萬象。據周允中透露，張愛玲作為海派文藝后起之秀，也曾給前輩周楞伽寫過四封信，可惜父親生前沒有機會寫出來，而今信已丟失，殊為可惜。

《中國抗戰史演義》1946年由東方書店出版，署名杜惜冰。該書新版2017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楞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間輯注的《裴铏傳奇》。

從作家到古典專家

新中國成立后，往昔的左翼文學同人紛紛進入文化機構擔任要職，周楞伽卻突然沉寂了下來。他轉而從事出版行業，創立了新人出版社。公私合營中，新人出版社被并入新文藝出版社，社長李俊民接見周楞伽，筆談時，李俊民寫下周楞伽長篇小說名“煉獄”二字，周楞伽寫下李俊民小說集名“跋涉的人們”五個字，兩人不禁相視一笑。李俊民考慮到周楞伽是新文藝作家，遂問他要不要去文藝編輯部，出乎意料，周楞伽卻選擇了古典文學編輯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他抗戰后的幾年主要是在埋頭編詞典，不怎么寫文藝作品了，而另一方面，他雖失聰，人卻十分聰明，并在多年文壇筆戰沉浮中煉出一種獨特的政治敏感，還是去搞古典穩妥。

后來證明他的選擇是明智的。新文藝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后來擴充為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78年改為今天的名字——上海古籍出版社。這幾十年中，周楞伽擱置起作為海派作家的前半生，轉身作為一個勤勤懇懇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整理、輯注了《裴铏傳奇》《剪燈新話》《綠窗新話》《殷蕓小說》等諸多古代典籍。耳聾的缺陷也讓他因禍得福，在歷次運動中較為平穩地度過。而且周楞伽主動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其所辦新人出版社曾編寫了多部關于新文學及馬列思想的詞典。“上古”草創時期，他是唯一精通社會主義理論的編輯，有報刊約稿時，李俊民都派他來執筆。

改革開放后，已退休多年的周楞伽重又提起了創作之筆，這批晚來的收獲中，就有今天重放異彩的《哪吒》一書。這部小說的誕生有點偶然，起因是周楞伽在《民主與法制》雜志上發表了《清末四大奇案》，引起了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包啟新的注意。包啟新來找周楞伽商量，請他為彼時缺少適宜讀物的孩子們寫點什么。一開始定下的選題是寫成語故事，偏巧當時少兒社副總編輯正是周楞伽早年初登文壇寫兒童文學時的“老東家”陳伯吹，陳伯吹認為讓周來寫成語故事過于大材小用，遂重新斟酌，才定下了讓他寫一本《哪吒》，寫一本《岳云》，都是長篇小說。

1985年，《哪吒》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分上下冊出版，一炮而響，受到小讀者們的喜愛，僅上冊印數就達五十萬，還被迅速改編成廣播劇、連環畫，在全國廣泛傳播。說來也奇，從抗戰讀物到兒童讀物，周楞伽的作品在市場上屢屢獲得成功，妥妥是個“暢銷書作家”。周允中分析此中原因認為，父親雖寫了不少左翼作品，有五四新文藝之風，但同時作為一個海派市民作家，又深諳通俗文學的藝術，而后者，才是占據更廣泛讀者基礎的文學形式。

客觀說來，這也與周楞伽作為“文壇單干戶”“自由撰稿人”的寫作身份密切相關。他除了每月工資，稿費是撫養五個子女的經濟來源，有謀生的迫切需求，因而須要關注讀者和市場。縱覽其寫作編輯生涯，兒童文學、左翼文藝、古典、電影、翻譯、詞典，主題多樣，跨界多端，不執一類，自然也有現實的訴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這種“雜”，使晚年的《哪吒》呈現出一種古典與時代、兒童與成人相接的獨特姿態。

周允中亦回憶，父親寫作有個獨特習慣，是兩部書稿同時進行：寫小說時，情節發展有些滯澀，就停下來，去注釋古典文學；注釋需要外出查資料的當兒，又繼續寫一寫小說。這種“換腦筋”，激發出源源不斷的靈感與獨特的創意。

周楞伽著《哪吒》初版1985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最新版今年初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四十年前的哪吒奇書

周楞伽是奇作家，《哪吒》也是一部奇書。哪吒誕生、鬧海、蓮花重生的故事，中國人耳熟能詳，其認知主干來自于《封神演義》。周楞伽的《哪吒》卻相當開腦洞，他將《封神演義》和《西游記》兩部古典作品中關于哪吒的情節提取出來，再用奇特的想象力糅合在一起，構筑成了新的情節，頗有故事新編或古代小說“續書”之意。

周版哪吒中，取自《封神演義》的情節與原著相去不遠，但為了突顯哪吒作為少年英雄疾惡如仇的正義性，將龍王更加“黑化”，塑造成吃童男童女的邪惡勢力，為哪吒鬧海賦予了更多合理性。另外進一步強化了哪吒與父親李靖之間的對立，將李靖塑造為一個軟弱無能、一味對惡人低頭綏靖，轉過頭又壓迫兒子的投降主義者，使得哪吒非常鄙視父親，堅決要與他斷絕關系。而后半部分來自《西游記》的情節則非常有創造性。在此前太乙真人重塑哪吒的情節中，周楞伽埋了一個伏筆：蓮花哪吒依然勇猛善戰，但因頭部是用蓮蓬做的，有太多漏洞，使得新哪吒的腦子有時有些糊涂，容易不辨善惡，鑄成錯誤，而能幫助他的人，正是有火眼金睛的孫悟空。玉皇大帝派哪吒去捉孫悟空，《西游記》中寫到二人大戰一場，而周版《哪吒》中，孫悟空給哪吒講了一番不能為玉帝當奴才的道理，哪吒醒悟，二人握手言歡并成為至交。

后來，羅剎女（鐵扇公主）利用哪吒的糊涂，誘騙他替代自己死去的兒子紅孩兒，給她做新兒子。哪吒在蒙蔽之下認知錯亂，占山為王替虎作倀，幸虧孫悟空出手相救，方才回歸真身。哪吒和紅孩兒，神與魔合二為一，看似信馬由韁，倒也有其敘事基礎——或許是源自民間傳說的模仿性，二人人設頗有相似處，都有三昧真火、風火輪、火尖槍。后來孫悟空落難，要被觀音招安去陪唐僧取經，又是哪吒出手相救。最后，哪吒、孫悟空連同觀音身邊受壓迫的龍女，將觀音的財寶散去救濟窮苦百姓，“和千千萬萬人一同去創造花花世界”。可以說，這是一個平行宇宙的故事，哪吒沒有當三壇海會大神，孫悟空也沒有去取經、當斗戰勝佛。

這個故事是給孩子寫的——如周允中說，父親的創作出發點是想從正反兩個方面給少年兒童以教育和引導，展現一個誤入歧途的孩子改邪歸正、重新成為好孩子的過程——但顯然，很清晰能從中讀到中國現代史的映射，孫悟空頗有革命啟蒙者的色彩，他和覺醒的哪吒聯手推翻以龍王、神仙等為代表的反動勢力、封建統治，目的是創造一個富足、沒有壓迫的“花花世界”，古典神話在無產階級斗爭的敘事中獲得新的闡釋。回顧周楞伽“雜糅”的創作經歷和研究背景，文本的淵源也確乎其來有自。

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周楞伽對于神仙體系的描繪。玉皇大帝、觀世音菩薩、鬼判等大小神仙在書中都露出了反派的面目，或一心想讓哪吒、孫悟空給自己當奴才，或慣于阿諛奉承、貪圖斂財，都成為被斗爭的對象。周允中認為，《封神演義》原著中，哪吒最后被天庭招安，從一個反抗者成為皇帝的忠臣，有違原初精神，而父親是把哪吒始終作為一個勇敢正直的兒童來塑造的。

周楞伽本人或許也曾經從哪吒這一形象中獲得深深的共鳴。周允中談到，父親早年追求進步，購買大量進步書刊閱讀，而祖父懦弱膽小，多次燒毀他辛苦收集來的革命文學作品和進步的理論著作，這使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哪吒式的反抗叛逆。

周楞伽在四十年前開的腦洞，如今看起來卻是頗為超前。兩部熱映的《哪吒》電影，自然是有著更為豐富立體的視聽效果，但其內在精神與人物塑造，無論是魔童“敢與老天對著干”、沖破強權的反抗精神，還是神仙的虛偽狡詐，都突破了傳統哪吒故事的框架，而與周楞伽的“新編”產生了跨越時間的回響。尤其有趣的是，電影里的哪吒自稱“小爺”，這個稱呼似乎別處未見，而周楞伽版哪吒卻早早這樣寫了，為這個小英雄平添一股桀驁睥睨之氣。正如哪吒這一形象是在一代代古代說書人的講述中塑造成形，今天這個過程依然在繼續，經由一代代創作者，生發出更豐富、更具有現代性的意涵，終使得這一藝術形象真正不朽，留在千萬讀者的心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