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歲末年初上線的《我是刑警》《駐站》到近期熱播的《黃雀》《借命而生》，短短半年間已有六七部懸疑涉案作品播出反響熱烈。當下，中國懸疑涉案劇創作已經達到了作品數量多、播出密度大、社會影響廣、觀眾期待高的新階段。以這樣的文化現象為契機，總結中國懸疑涉案劇的類型譜系、發展方向，以及何為觀眾需要的高標準藝術作品等經驗，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類型譜系日趨豐富

中國懸疑涉案劇的創作，主要呈現出五種不同的探索方向。第一種為紀實向，對真實案件進行精準還原與深度解構。比如，《我是刑警》對多起震驚全國的真實案件進行改編，通過嚴謹的案情復現與細節刻畫，再現刑偵人員在偵破過程中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限制，展現公安干警運用現代刑偵技術的破案智慧，既滿足了觀眾的認知需求，又從側面反映了社會發展推動刑偵事業的進步。第二種為推理向，以嚴謹的邏輯架構見長。這類作品通過設置精妙的案件謎題和縝密的線索網絡，引導觀眾與主角同步進行推理分析。典型如《新生》，采用“暴風雪山莊”敘事模式，并融入“劇本殺”的游戲化思維，通過任務驅動型的人物設定，構建出極具沉浸感的推理體驗，充分展現了懸疑劇的智力魅力。第三種為社會向，突破案件本身的局限，實現了從罪案敘事到社會觀察的升華。這類作品將個案置于廣闊的社會語境中，通過呈現罪案的發生和偵破過程，折射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以《獵罪圖鑒》為例，該劇以模擬畫像師這一獨特視角，串聯起整容醫院殺人案、家暴反殺案等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深刻揭示了當代社會中容貌焦慮、家庭暴力、職場性別歧視等結構性社會問題，實現了娛樂性與思想性的有機統一。第四種為生活流，實現了罪案敘事與日常生活的有機融合。這類作品通過將懸疑案件嵌入市井生活的肌理，建立起案件與觀眾的情感連接。典型案例《駐站》以駐站警察的日常工作生活為敘事主線，通過東寨村這個微觀場域，細膩刻畫基層社會治理的生動圖景。這種創作路徑因其強烈的現實質感，更容易喚起觀眾的連接共鳴和身份認同。第五種為電影化，代表了懸疑劇在視聽語言上的創新嘗試。雖然關于“以電影化為標準提升電視劇品質”是否合理的相關討論尚無定論，但同樣作為視聽藝術，電視劇學習電影語言和電影畫面質感無可厚非。所以，電影化作品借鑒電影敘事技法，通過長短鏡頭和遠景、中景、近景等景別的藝術化切換，順敘、倒敘、插敘等敘事手段以及時空并行、時空交錯、時空嵌套、時空循環等敘事模式的創新性運用，顯著提升劇集的藝術質感。例如《漫長的季節》建構跨越近20年，在1997年、1998年、2016年三個時間節點無縫切換的敘事結構，使故事講述在回憶中行進，在行進中回憶。與此同時，作品以諸如湛藍的深秋天空、悠長高亢的火車汽笛、縱橫交錯的鐵軌等意象，營造東北工業美學意境。有觀眾評價，該劇的質感和深度堪比藝術電影。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過度追求復雜的敘事可能會抬高劇集的觀賞門檻，削弱案件與現實生活的關聯性，進而影響作品的大眾傳播效果。因此，懸疑推理劇在探索電影化的過程中，仍需審慎把握藝術表達與觀眾接受度之間的平衡點。

當前創作實踐表明，紀實向、社會向和生活流三種范式因其扎實的現實根基和獨特的審美特性，更具可持續發展和創作借鑒價值，能為之后的懸疑涉案劇創作提供更多借鑒。

人民警察形象得以彰顯

不論是何種探索方向，懸疑涉案劇都要有人民警察的鮮明形象塑造。這是這類作品不可動搖的正向力量所在，也是我國懸疑涉案劇與西方懸疑涉案劇的主要區別之一。一旦公安執法人員形象缺失或者被弱化，即便作品擁有極強的懸疑性、生活流、社會向特征，也會導致作品在主題和價值引導，乃至社會影響力上發生偏差。簡言之，中國刑偵涉案劇的基本敘事邏輯是“正義如何戰勝邪惡”，而非“邪惡如何戲弄正義”。這不是簡單的藝術手法選擇問題，而是關乎作品價值根基和創作導向的原則性問題，更是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必須堅守的創作底線。從這個角度看，當下一些懸疑涉案劇也還存在創作失焦的情況，偏重講述反面人物的成長歷程，著力表現犯罪分子的情義、魅力和不得已，美化其犯罪行為，讓觀眾心疼、喜愛甚至崇拜。我們必須警惕這種文化現象背后的價值偏差。

進一步說，要讓懸疑涉案劇擁有更高的主旨立意和更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就應當著力展現中國法治建設的進步歷程和司法理念的更新完善。比如，《我是刑警》中郭鳳英詐騙案因牽扯諸多部門，歷時多年始終無法通過檢察院審查起訴。這個故事讓觀眾了解了預審工作的重要性。在調查朱玫玫失蹤案時，警察在沒有受害人線索的情況之下，通過仔細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波動來檢測謊言，找到了案件突破口。這一故事體現了心理測試輔助破案的獨特作用。《沙塵暴》則以老警察葛大杰、中年警察陳江河、青年警察羅英瑋三個不同代際的警察形象貫穿故事其中。這三個警察形象，代表三種對案件不同的刑偵理念，或憑借經驗，或訴諸理性，或靠口供和實證，引發人們對于刑偵理念、法治觀念演變發展的關注和思考。這些內容生動呈現了我國司法制度走向科學化、規范化的發展軌跡，細致勾勒出中國法治建設不斷邁向成熟完善的壯闊歷程。這種讓人看到司法進步帶來的希望曙光的敘事策略，為中國懸疑探案劇賦予了強大的藝術張力和思想感召力。

遏制犯罪根源成為題旨

西方懸疑探案劇往往存在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聚焦罪犯心理動機的深度剖析，二是傾向于將惡行歸因于人性本質。這種創作路徑容易給觀眾帶來消極暗示，讓人產生“惡是人性必然”的認知偏差。相較之下，中國懸疑涉案劇始終秉承“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統文化理念，在犯罪動因的探究上避免將惡行簡單歸咎于人性本質，而是著重剖析特定社會環境中個體經歷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并始終保持著對人性向善的期待與信心。這種創作理念不是對人性復雜性的回避，而是以更具建設性的視角，展現社會環境改善與個體救贖的可能性，為探索“如何遏制犯罪的社會根源”的課題提供現實啟示。

比如，《開端》中的陶映紅與王興德夫婦原本生活幸福，卻因女兒王萌萌意外身亡，無法忍受喪女之痛，而失去理智。結局處，二人從警察口中得知了女兒去世的真相，終于解開了心結，放棄了計劃。兩人被帶走的那一刻，原本暗淡的眼中又有了光彩。那里面有對痛苦的釋然和對生活的希望。同樣，在《黃雀》中，黎小蓮擔任犯罪頭目佛爺的智囊，負責策劃盜竊、監視警方動向，并利用診所位置通風報信?？此茞盒欣劾郏畛跫尤敕缸飯F伙是為了救弟弟，實屬無奈。不僅如此，她會自掏腰包幫助走投無路的母子前往大醫院就醫，在警察郭鵬飛與犯罪分子進行激烈打斗時出手幫助。這些情節將犯罪動因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考察，將個體命運與社會轉型發展相關聯，在犯罪敘事中預留救贖空間，引導觀眾關注角色命運，堅定人們對善的信念，激發大眾對社會問題進行積極思考。

總而言之，當下中國優質懸疑涉案劇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創作者既通過案件講述引入懸疑故事，又昭示了法治進步的時代力量。觀眾在這些作品中看到的，不僅是驚心動魄的罪案偵破過程，也是徘徊在黑暗與光明之間罪犯的自我救贖經歷，更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執法者如何在情與理、罪與罰的辯證關系中，守護著社會公平正義的故事。這種將個人命運、司法實踐與社會發展有機融合的敘事智慧，正是中國懸疑涉案劇最珍貴的藝術品格。

（作者：李京盛，系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副會長，原蕊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