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被上了一把鎖。

打開這把鎖的鑰匙在哪里呢？誰也不知道，需要用一生去尋找。據(jù)說，普魯斯特在完成不朽巨作《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后時光里，拒絕所有與寫作無關(guān)的打擾，甚至連他所崇敬的大作家紀德登門造訪時，也吃了閉門羹。我想，普魯斯特一定是找到了打開自己人生的鑰匙。或許，這也是每一位寫作者孜孜以求的圖景內(nèi)核。

大概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到獨龍江采訪調(diào)查。那是一個夏天，盡管是夏天，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那些我行我素的險峰上依然覆蓋著皚皚白雪。慶幸的是，因為獨龍江公路1999年通車，再加上2014年末，高黎貢山獨龍江隧道打通，我再也不用像馮牧先生一樣，需要經(jīng)過三天兩夜的跋山涉水，才能到達獨龍江，而是直接從貢山縣城驅(qū)車兩個多小時便到達了目的地。

這不得不讓人感嘆，千百年來，與世隔絕的秘境獨龍江，也逐漸隨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一點點解密了。

不過，當我第一次站在一條透藍和透綠交雜的江邊時，我覺得，身體似乎一下子被凈化了。特別是當這種說不清楚的色調(diào)，在陽光的折射下，不斷變換數(shù)十種顏色時，我知道，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一定深藏著無數(shù)的密碼。而這些密碼中，最令人心馳神往的，就是傳說中的文面女。我開始嘗試著用文字去打開這些綴滿生命因子的秘密符號。

由于不懂獨龍語，我們邀請了一位年輕的獨龍族小伙子做翻譯。他姓白，我叫他小白。

趕到獨龍江最北邊的迪政當村時，我見到了著名的文面女色松。色松老人家已經(jīng)70多歲了，但精神矍鑠。在一個火塘邊，我用漢語問一句，小白用獨龍語傳達一句，色松老人再用獨龍語回答，小白用還不太熟練的漢語告訴我色松老人要表達的意思。

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讓人類的語言之間隔著那么多密碼，難道人類建造通天塔的故事確實存在過嗎？不然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會有那么多的族群，非得通過一種又一種秘密的代碼轉(zhuǎn)換，才能通曉彼此口中的意思。又或者，這個世界還存在隱秘的萬能語言，就像一把萬能的鑰匙一樣，放在哪個鎖孔里都能扭動打開。

就比如音樂和數(shù)學，即使語言不通，但只要懂得樂譜和數(shù)字，皆能跨過語言障礙，演奏出樂曲，驗算出答案。但數(shù)學和音樂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圍內(nèi)起作用，替代不了語言表達的更為繁復闊大的世界。

對色松老人的采訪十分順利，在這個過程中，老人家還情不自禁地為我們用獨龍語唱起了一首歌。我無法聽得懂歌詞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被一種質(zhì)樸迷人的旋律所感染。這個時候，透過火光，我第一次看清色松老人臉上的文面，那些線條和圖案，在火光的映襯下，顯得多么古老、樸素、神秘、幽靜、深邃……仿佛從未經(jīng)歷過人世，又恍如高度現(xiàn)代化之后，人類留存的某種珍貴的記憶密碼。

不由得，我心頭一震，我有些懷疑自己，是否曾經(jīng)到過此地，看過此景，見過此人！就像普魯斯特通過回憶再次呈現(xiàn)時間流逝下那些鮮活的人與物一樣，一種難以壓抑的沖動在我心頭突撞。我想，這或許就是文學最重要的起源與動因吧。

采訪結(jié)束，我請色松老人合張影。老人緊緊倚靠著我，文面在她一臉善良純真的笑意中，幻變成了那條儀態(tài)萬千的獨龍江，翻越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向著自由與遠方奔流不息。

我突然有了一種別樣的感觸，仿佛我身邊的色松，不再是70多歲的獨龍族老人，而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童。這個時候，我更加能夠體會到《追憶似水年華》中那種超越了時間的無界感，這便是所有偉大作品中蘊含著的特有品質(zhì)，即在時間的流逝中，將時間淬煉成璀璨無比的鉆石。

這就是我寫下45萬字的報告文學之后，依然能夠一直寫下關(guān)乎獨龍江和獨龍族系列小說的緣由與秘密。《文面：三夢境》便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個篇章。它由三個夢境支撐，之所以選擇夢境，主要是源于這個族群南木薩和文面女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即使放在西南最為偏遠的地界，也無法找得到與之對應(yīng)的譜系和實例。

當然，小說不是現(xiàn)實，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就像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shù)》一書中評價卡夫卡時所說：“小說不研究現(xiàn)實，而是研究存在。”《文面：三夢境》所依據(jù)的史實和現(xiàn)實，只是小說展開主題探討的背景而已。就像是文面的線條和圖案，其背后所隱藏和值得闡釋的空間，要遠遠大于表面所能傳達的意蘊。這或許也是時間沉淀帶來的意外，一個民族或一片地域的歷史，在文學的書寫意義上，應(yīng)該是超越并超脫其本源范疇的。文學的存在意義，也是時光的存在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兩者是相互照應(yīng)的。人性的密碼與歷史的密碼，需要另一種途徑的抵達，而夢境，便是中轉(zhuǎn)站。

《文面：三夢境》寫作的最初動因，自然和我三次到訪獨龍江的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更與我對于一個民族的苦難史與發(fā)展史的思考密不可分。文面，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并非獨龍族所特有，但只有獨龍族的文面，和中華民族那么多重大時刻密切關(guān)聯(lián)。

我清楚記得，在小學歷史課本中，那些以獨龍族為樣本的原始社會的圖片和文字，是多么讓人觸目驚心！獨龍族直接由原始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實現(xiàn)“一步跨千年”的巨變。作為獨龍族最具代表性的符號的文面，便成為這一系列小說繞不開的獨特存在。

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觀點：“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一個有著漫長遷徙史的民族，從其口口相傳的族群歌謠與遷徙歷程來看，奇詭地印證了克羅齊的這個命題。在南木薩夢境與族群歷史遙相呼應(yīng)的境況中，“東方”始終宛如天神格蒙，賦予苦難族人追尋和向往的圣地，一再被南木薩祈禱吟唱，甚至文面的線條與圖案，也被“東方”這個具有拯救意味的神奇詞語，賦予了別樣的闡釋意義。

更為奇特的是，獨龍族的歷史、現(xiàn)實與南木薩寄寓文面的美好希望，歷經(jīng)時間的循環(huán)之后，貼合成了一個整體，也就是這篇小說借助三個不同人物的夢境經(jīng)歷，共同抵達的一個歌謠般美妙的神圣主旨：紅日出東方/路從東方來/獨龍人的心啊/向著紅太陽。

《文面：三夢境》的構(gòu)思，或許也契合著盧卡奇提出的：小說創(chuàng)作就是把異質(zhì)的和離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種一再被宣布廢除的有機關(guān)系。

在第一個夢境“我的夢境：米空”中，“我”是老南木薩的兒子，也是南木薩新的繼承人。從兒童和少年的視角，我通過夢境參與了族群第一次歷史上的抗爭。由此，“我”具備了敘述者、做夢者、參與者、寄寓者、反抗者等多種復合身份，同時，還作為文面與拯救之間隱秘的揭示者，試圖打通現(xiàn)實歷史與夢境隱喻的壁壘，讓那些“異質(zhì)”和“離散”重新融合為一篇小說具有說服力的關(guān)聯(lián)性組件，并使得“我”“文面”“江水”“米空”“東方”等意象之間，產(chǎn)生文學的離合與離間效應(yīng)，從而讓小說對史實不斷演化。

“白珍的夢境：山靈”，是小說中的第二個夢境。敘述者轉(zhuǎn)向了真正的文面女，13歲的少女白珍。“山靈”作為一個隱喻，貫穿了整個夢境。白珍在文面前與文面后的際遇中，完成了生命個體的成長與蛻變；同時，也完成了族群集體記憶中，關(guān)于文面隱喻的華麗轉(zhuǎn)身。這是關(guān)乎族群個體與群體的現(xiàn)實之夢，因為記憶與想象的交替呈現(xiàn)，讓“東方”變得可親可感。據(jù)此，隱匿于“東方”背后的山靈，作為神話與現(xiàn)世結(jié)合的特殊譬喻，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說，前兩個夢境是指向族群過去和小說當下境況的話，“父親的夢境：神諭”，則是面向未來的族群寓言。同時，也暗自隱藏著來自“東方”神諭之力，改變并預示著族群未來之路。文面本身的意義，在這個部分，不僅得到完全釋放，而且有了全新的引申與闡釋。敘述者又回到了“我”，但講述的卻是“我的父親”，并通過作為南木薩的我的父親之夢，將身體的文面逐步引向了靈魂的文面。文面，也因此獲得了雙重意義的加持。

這種加持，喚醒了族群集體無意識的命運感。從抽象到具象的轉(zhuǎn)換，完成了文面作為一個族群珍貴的歷史寄寓，也完成了小說對于歷史、現(xiàn)實、未來的時光解碼。

作為一項古老的族群記憶密碼，文面女留給了世人無限的遐想，到了今天，文面女已所剩無幾，即將面臨消亡。但誠如普魯斯特說過的那樣：“昔日的一切蕩然無存，唯有氣味和滋味還長久留存，盡管更微弱，卻更富有生命力，更無形，更堅韌，更忠誠，有如靈魂，在萬物的廢墟上，讓人們?nèi)セ叵耄サ却ヅ瓮趲缀趺恢木W(wǎng)點上不屈不撓地建起宏偉的回憶大廈。”《文面：三夢境》的寫作，大抵也基于此，對文面，對族群，對文字，做了一個小小的探究實驗。

記得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中，饒有趣味地從三方面看待一個作家：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我從第一眼看到色松老人的文面后就認定，那些質(zhì)樸得有些肆無忌憚的文面，正是納博科夫所認為的集三者為一體的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