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多元化、流動性的時代趨向和持續深入的現代化發展格局，2024年作家們以敏銳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聚焦人心命運，用文學的筆觸思索和回應著時代嬗變中的本土和世界，在短篇小說領域呈現出強勁的創作態勢。延續前幾年短篇敘事對現實生活的關照，整體向多維度開掘，持續走深的同時蓄力新的可能。突出表現為內向性的審美視點聚焦，勘探個體生命經驗和人性人心，于日常生活細部深度關照“人”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問題；介入地方化和世界性寫作浪潮，展現空間內外的差異經驗和文化關聯；并用多樣的跨界實驗拓展短篇文本彈性空間，激發在主流與類型、傳統與現代、真實與虛幻間碰撞融合的新質活力。相較于洋洋灑灑的外放和宏大，2024年的短篇創作風景宛如文學之河中暗涌的段落，將命運追求和心靈激蕩潛藏在歲月之流，于靜謐中蘊藏細膩深邃，在沉潛中開拓視域和新意，展現出對個體心靈的深度關懷、人與社會復雜關系的思索和生命意義的聲聲追問，情意真切，余味深長。

01

內向維度：從個體人心透視生存困境和時代痛點

個體是相對于世界的小單位，從存在伊始即不斷處在與他者、社會接觸的過程之中，感受著內心的懷疑、迷茫、動蕩以及在變化中逐漸形成和修補的自我認識。“自由與束縛”“理想與現實”“肉體與心靈”等話題橫亙在人與社會復雜糾葛之中，訴說著人生的困境和存在的真相。個體心靈又是世界的鏡像窗口，透過內在目光顯露出社會問題和隱秘的時代痛點。人、人性、社會、存在意義等主題都在內向維度凝聚并放大，呈現出更多的可能。2024年短篇小說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深入開掘個體內心世界，聚焦意識深處的自我認知與探索，在不同的人生況味中探查人性幽深，并進一步表現出對人類生存困境和存在意義的反思和追問。

就具體文本而言，典型實踐體現在對成長之痛和命運困局的描畫。張學東用兒童視角在《花事》中書寫出一個單純、敏感而善良的孩童在世界中被擠壓、誤解、敵視、走入窘境的“受難記”。九歲的周舟父母離異，輾轉在兩者之間的他在生活的細微中感受著成人世界情感的怨恨和欣喜。這一切對于他十分陌生，仿佛一道無形的墻遮擋了父母的世界、完整的家庭情感和真實的自己，但又渴望做些什么去連接和融入其中，表達愛，填補心靈的空缺。他決定在母親生日這天送一朵玫瑰花，故事卻從此處開始滑向混亂和荒誕。畫的花被美術老師收走，去花店買花被老板娘誤會早戀偷花，小區摘花被保安當作小偷私下罰款……孩童的力量微薄，正常訴求被成人無視誤解，在人性的不堪和偏狹的逼迫下“無路可走”。好事變成壞事，花事由盛開轉為凋零。周舟的內心愿望、躊躇和波動作為內線推動著情節發展，透過他的困惑掙扎揭示出兒童的存在困境、人類成長苦痛以及社會人性的復雜幽深，給人一種充滿留白空間的現實寒意。牛健哲的《秋千與鐵鍬》（《當代》2024年第4期）則采用第一人稱敘事，在充滿象征隱喻的修辭筆調中刻畫了邊緣少年的成長悲劇，并進一步追問人類普遍的精神困境。主人公“我”以給“你”講述的視角不斷地回顧和加工著自身成長經歷，有意識地拷問內在的痛苦。故事在成年的圓滑、狡黠、凌厲和少年的懵懂、好奇、自憐中穿梭，深刻地呈現出主人公從嘗試善意自我建構到徹底垮掉墜入無情深淵的靈魂哀鳴。“我”在父親缺位、母親隔閡的童年里像野貓一樣孤獨游蕩，只有象征著美好園地的“秋千”和保護自我的“鐵鍬”給予陪伴。“我”看似學會了漠然面對周遭，實則一直在尋求精神的依憑和一點點愛的可能，卻在友情、親情、希望的多重幻滅后被人性惡與世間黑暗吞噬。然而，徹底墮落就不痛苦了嗎？作家又在此借成年“我”之口進行了探索和解答，“如果你有拉人上岸的能耐，我也想穩穩走幾步”。被邊緣化和拋入孤獨的痛苦、無愛可尋卻永遠期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現代人類的心靈世界，人們又在不斷求索間留下渴望光明和救贖的精神力量。

此外，短篇創作也延伸進時代社會現場，在內核共鳴又具有差異性的個體與他者的互動間展現出對人生“執著與失落”的深刻體味。于昊燕《載空者》（《收獲》2024年第1期）借用頗具時尚感的“載空出行”話題，書寫了一個關于“尋親”及“尋親之后”的故事。跨越半個中國、幾十年堅持尋親的“網紅”司機接到了載女孩靈魂回家的訂單，在前往目的地的過程中聆聽了女孩悲慘的一生。養母亡故后，女孩被所有親人嫌棄算計，懷著一絲希望尋親，以為尋親成功，結果推開一扇假門——“陳年販嬰案”。她無家可歸，無處可去。女孩揭開了“尋親”的美好面具，無助地面對真相的銳利刀鋒，在后真相時代虛浮的信息網格中，成為被網暴和指責的眾矢之的，最終走上被世界荒誕、內心孤寂吞沒的自裁之路。作家借司機的目光和內心波蕩暴露出“尋親”童話背后的巨大的空洞和殘忍，那橫亙在歲月和人性情感間廣闊而疼痛的世界。司機和女孩作為“偏執者”的代表，用命運軌跡展現了人類無法逃避的執拗以及注定伴隨的痛苦，最終傳遞出對抗存在困境的精神力量，司機重燃對善念和真實的堅持，報警后踏上救援女孩之路。在命運的沉思之外，穿插其中的“載空訂單”也蘊藏著強烈的時代反思，不僅指向技術時代碎片浮躁、虛實難辨和價值缺失的問題，還由“空蕩”的意象折射了當下人們的心理暗面和難以直面的人性真實。《尋燼》中魯敏繼續堅持對人心的挖掘和剝落，用簡單且富有詩意的語言講述了因尋找寄寓在失物中的“自我”而偶遇的兩人的記憶回溯和深入靈魂的對話。橋頭市場的一場大火燒掉了過去歲月的錨點，也催促著在時光中晃蕩的人們直面內心和現實的困境。中年人董野按照父親的“文化人”理想追逐著世俗意義上的完美生活，卻在中年遭遇變軌和破碎。他試圖重尋承載著自由、純粹喜悅但被剝奪和忘卻的玻璃球，尋找遺失的自我和希望。而“頭巾大媽”也在癌癥晚期想去尋回凝結著許多棋牌室故人生命片段和暮年生命志趣的牛骨麻將，傳承人生牽掛、抓住自己能夠追尋的東西。二人在人生的兩種、兩端空落中追尋，在執著后失落的生命“虛無”中建構和尋求意義。“尋燼”在此被賦予了象征意味，既代表著個體對命運和外力的抵抗，又是由終點向起點的積極開解。人生的來路中潛藏著歸途，絕望中孕育著希望。面對現代人生意義的失落、個體在社會慣性下的無意識妥協，我們要有堅持初心的勇氣和及時行動的力量，帶著對命運的釋然奔向自由的超越。

在題材選擇中，短篇創作在“向內”挖掘的同時還突出表現為對女性寫作、愛情婚戀題材的關注，用沉重或輕盈的筆法傳遞出對時代女性命運、個體情感困境的關照和人類存在迷局的思考。以張天翼、李靜睿為代表的女作家敏銳地切近時代現場，在清醒審視和同情的思考中，開掘了熱點新聞背后的女性生存問題。張天翼的《白雪》運用童話的反向度書寫，在被綁架女孩的第一人稱敘述中展現出其從美麗善良的少女白雪，到被黑暗洗劫、極盡折磨成為怪人之后的另一種“雪白”的人生。透過女孩細膩純真的內心里希望和絕望的反復起落，在詩意一般躍動的語言和畫面情緒中，深切地刻畫出女性的生存之痛、人類命運的荒誕和人性的復雜猙獰。最終，“一場雪”的陷落由一朵“白荷花”的生命帶來治愈，獲救的女孩放下苦痛和自我厭棄，因為愛而重新獲得釋然，從深淵回到人間。李靜睿的《未竟的河灘》通過具有宿命感和神秘色彩的河灘意象與女孩戀愛被男友精神控制致死的社會新聞相結合，在懸疑筆調中講述了跨時間回環的“閨蜜復仇兇殺案”。易晚星對復仇的決心、對閨蜜盈盈生命悲劇的痛心和自責潛藏在案件和日常敘述背后，作為內在精神主線推動著故事由平淡走向離奇。盈盈將女性意識視為孱弱和羞恥、尋找有權勢的伴侶寄托自己的未來，卻在對男友的愛和精神無條件服從中被擊碎自我，陷入自證陷阱，放棄生命。她命運的滑落體現了社會意識對女性無形的桎梏與壓抑，而這場難被看見的傷害似乎只有通過另一個女性復仇的怒吼和心靈的絕叫才能得以疏解。作家以“未竟”的隱喻和鬼魂的指代揭示女性未走出的生存困境，并寓以對人的尊嚴價值的普遍思考。盛可以、葉彌則深入日常瑣碎，從生活的褶皺里透視女性的存在苦痛、精神困局以及主體力量對現實的超越。盛可以的《姐妹》刻畫了女性在偏心又勢利的家庭中被擠壓的個體認知與心靈空間。父母縱容優秀出色的姐姐牡丹而對薔薇淡漠疏離，薔薇一生都活在姐姐的陰影下，生長出卑微的靈魂。薔薇任勞任怨拼事業、承擔家庭責任為父母養老送終；姐姐專注自我、用很少的付出輕易獲得家人和外界的贊許。這看似默契的配合下卻藏匿著難以言說的苦悶和隱忍，薔薇將精神裂痕和不被看見的創傷長久地壓抑進頑強的個性和對他人的遷就里。盛可以用犀利的刀刃剖露出女性隱秘的生存苦悶、自我囚困背后人性深處的矛盾幽深。葉彌的《許多樹》（《小說月報·原創版》2024年第3期）記敘了時代轉折下女性精神覺醒和熱烈的生命追求。四十年前與北京男孩的偶遇，在貧窮的小城少女心底留下了“自卑和超越”的種子，她把對男孩的情感當作崇高的象征和價值實現的執念，立志擺脫小市民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更換工作，以學習充實自己，卻在均未認出彼此的暮年愛情重逢中意識到自身始終存在的自卑和難以逾越的階層差距。作家用時光的微縮膠片刻錄出女性昂揚的生命精神和內心曲折，又以小見大，寄予了對時代社會、生命意義的深切關照。

在愛情婚姻題材中，作家們觀察在愛情婚戀中被放大的個體心靈和靈魂多面，也以愛情作為切口思索人們在現代社會的異化和迷失，引導讀者思考個體在世界中的生存處境和生命價值。李修文《木棉或鲇魚》是集聚美學張力和奇幻想象空間的愛情作品。臺風的“木棉”和“鲇魚”兩個名字不僅象征了愛情的兩種極端狀態、個體靈魂的混沌和超越，還暗示了故事的走向宛如搖曳在漫卷迷霧之中難辨真假。老歐帶于慧上島度假，卻遇見了于慧前夫小田，三人的內心都激起了強烈的動蕩和撕裂，故事也在多重反轉里從愛情糾葛滑向相互利用的人性深淵。作家于鬼影重重的幻夢里揭示了人性和愛欲的復雜張力，也指向對命運的暴虐與不可知的思索探求。新一代男女的都市愛情在現代性環境中變形成新的樣態，其背后隱藏著的是人的異化和社會文化觀念的深層動蕩。在“新”的洪流沖擊下，人與純粹愛情的距離被拉遠，又在不確定的流動和迷失中試圖抓住愛的稻草，證實自身的主體性、填補心靈缺失。楊知寒《觀鶴》用細膩的體悟書寫了當下“都市邊緣人”“愛情逆行者”的堅守故事，并由此透視人類生存矛盾和時代精神問題。姜丹、馮鶴愛情美滿，但馮鶴不幸因應酬飲酒過量離世。姜丹獨自帶著剛出生的女兒和婆婆生活，沉浸在對丈夫的懷念和純粹愛情的知足中不愿新覓，卻被周圍人諷刺為“守節”，拒絕社會觀念裹挾和新人求愛后被造謠、潑臟水。姜丹的內心變化和心靈抉擇牽引著小說的內在精神發展，并在她勇敢決定沖破社會“桎梏”，以動物的本心隱喻愛情理想，直面真實自我時達到了對世俗觀念的抗辯和釋然。“鶴”不僅代表了純粹珍貴的愛，更象征著不為外物改變的人格真我和精神選擇。呼喚著當下人們以無畏之勇氣，“觀”心靈缺失的高飛和降落。鐘求是《生活節點》則聚焦于“90后”愛情婚姻困局，試圖從此開掘和反思一代人的生活狀況和靈魂寫照。因借卡購買電影票，方執與伊伊萍水相遇，又在淺層好感和模糊的欲望中迅速戀愛結婚。然而正如從兩人手中飛走落在墓園的風箏，婚姻也因為直面二者差異的“葷素之爭”觀念和不妥協的人生信條而輕易走向破裂。小說看似在經營情節轉折，人物的內在感受卻始終處在突出位置。方執經歷了從雀躍、依戀、憤怒再到回歸失意寥落的內心變化，實用觀念與理想主義不能共融，婚姻也無法成為彌補主體破碎的拼圖。作家借看似平淡的十三個生活節點揭示了年輕人靈魂的孤寂迷茫和在生存壓力、現代困惑下突進的自我抗爭，給予深切同情的同時表達出對人與社會、他者關系的思索與追問。

02

空間內外：地域書寫與世界性的延展

伴隨全球化深入發展，“地方色彩”和“世界性”成為近年來熱門的創作趨勢。在純粹的地理空間之外，延伸出通達歷史當下和未來的、蘊含深廣的人生體悟和獨特個性的文學表達，推動對自我、本土和世界的重新發現。2024年短篇小說寫作也呈現出對這種潮流的積極回應和探索，在本土與世界的空間內外展現出對“地方”故事的多元書寫、域外人生的深切關照和文化全球化中“到世界去”的思索追尋。關注人們流動著的生命體驗與生存狀態，用多種敘事精神和審美角度表現相對性的地方經驗，挖掘新的“疆域”、不同聲音以及地方與世界、人類意識與現代社會的內在關聯。

“新北京”“新浙派”“新鄂軍”等寫作風潮中，最為活躍和突出的是“新東北文學”和“新南方寫作”，在短篇創作中進行了地方表達的多樣化探索，呈現出敘事新意和斑斕的創作面貌。雙雪濤《巴黎朋友》延續以往以“身份懸念”作敘事鉤子的方法，由李默視角下小果的講述倒序切入引出一個漂洋過海、時空錯位、對“愛”的追尋和遺失的故事。東北記者李默在網絡中遇到了身處異國的知音李璐，萌生了強烈的見面愿望，托曾經的采訪對象、暮年京劇花旦韓鳳芝，請她的兒子小果幫忙尋找。李璐先一步發覺她與李默的母子關系，倉促離開巴黎，使得李默異國找尋無果，又充滿了直面真相和親情的憂傷。小說中的東北人并非踟躕在故土，而是帶著“家”的破碎、身份的迷失，漂泊在地域他鄉，延展出李璐和小果兩代人不同的“出走”生活和心靈的苦樂酸澀。而借兩對存在隔膜和陌生感的母子關系，作家也隱秘地探索了現代人與人理解和情感交流的困難，在曲折的偽飾中不易表露真我，又在陌生中尋求治愈破碎的感情依戀。小說既有對人類精神處境共性的深層揭示，又有東北人在世界、在時代語境下的故事和延伸。青年作家史玥琦《藏著》則用先鋒敘事手法，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的大歷史藏匿到小地域的微小人生之中，把身份謎題潛入時代洪流的人性微光下，在個體與社會、東北與世界的張力之間，構筑出情感豐沛又發人深省的命運之歌。以東北農村的貧苦少年“我”為視角，講述了“我”與中日混血朋友粥川立郎的身份故事和人生選擇。小說在鏡像的雙線交織中探觸了東北人的苦難生存圖景、翻騰的危機命運和頑強的生命精神，又在“藏”與“露”、“真”與“假”的敘事設計和情節掩映下用新視角揭示了大時代、歷史背后文化與立場、正義與身份、善與惡的復雜界限。并于內里傳遞出一種人類共同的對光明善意的追求，一份至真至暖的人性感動。朱山坡在《一個夜晚，有賊來訪》中未將視點局限在南方地域，而是書寫了一個南方女孩嫁到寒冷的北方鄉村遭遇意外的生活片段。鬧饑荒時期丈夫在外修鐵路，懷孕的安獨自在家照顧孩子。隔江村子吃不上飯的男人持刀潛入，與她展開了一場圍繞人性善意與自私、生存無奈與掙扎的沖突博弈。安主張各留一半糧食，男人卻臨時反悔要拿走全部，安奮力反抗將其砍傷，卻又可憐他的遭際分他一半。男人凍死在渡江之時，敘事由平靜溫和突轉入暴力波折，如荒誕的利刃刺進人類斑駁的靈魂，把那份復雜的限度展現給人看。小說中的南北不是“對立”姿態，而是一種文化的交流和相遇，南方精神特質從安對誠信規則的堅持和溫柔性格下智勇堅毅的細節展現出來。作家也有意淡化時代，在地域意識的背后指向更深層次的對人性、人類共同生存處境的揭示以及對微弱掙扎的個體命運的關懷和同情。二者都是善良而可憐的人，卻在生存和命運的支配下跌入“無奈”，剎那間迸發出人與人之間的復雜幽深以及存在的無常之苦。

在本土地域挖掘之外，短篇創作還展現出對域外人生的體察和關照。用細膩的筆調書寫了異域生存群體的生活樣態和命運掙扎，關注其隱秘的精神困境、復雜的文化矛盾和自我與外界的存在隔膜。馬曉康以自身留學經歷為寫作資源，在《拉小提琴的砌磚工》里描繪了國外游蕩的中國留學生們的艱難處境和“詩意”的精神追求。他們為了生計和達到留學門檻被迫學習砌磚，家道中落的吉龍卻始終不愿更改自身的“純潔”和理想，在工地里穿西裝，不斷擦著身上的泥點，拉著想象中的小提琴。主人公“我”從跟隨眾人嘲笑調侃，到在看到吉龍救朋友的無私善舉和夢中流淚拉琴的命運哀泣后，領悟到藝術中蘊藏的對美好生活的象征和對現實處境的超越，轉而下定決心與吉龍合力贖回琴。最終在與暴雨洪流的對抗中，吉龍站立車頂再次優雅地空拉起琴，在人與自然的合奏里達到了對命運無畏而激越的反抗。小說寫下了異域生活之難、個體心靈掙扎和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又用充滿隱喻色彩的“琴在心中”實現了對現實悲情的浪漫超越，不僅展現出青年人不懼困境的蓬勃朝氣和真實動人的生命力，還傳遞出一種“詩心”和“詩情”的人生精神。“探討‘庸俗’與‘詩情’的關系，強調在生存困境中保持詩心的重要性”[1]，為無法安置的自我共通性體驗找到了表達的出口。周潔茹《約書亞樹》聚焦于海外漂泊者的家庭矛盾，通過一場偶然的旅行，掘開了家庭成員各自的異域生存困境、隱秘的心靈創傷和情感隔閡。獨自帶孩子在域外艱難生活的中年人“我”通過與肖恩和喬安難得的坦誠交談，知曉了他們過去在飲食、人際等多方面的文化矛盾、被邊緣化的心靈和漂泊無根的童年缺失。“我”感到震驚愧疚的同時也表示了自身能力盡于此的無奈。小說中肖恩和喬安一方面平靜而別扭地接受生活的苦悶，另一方面又有試圖掙脫階層限制、逃脫內心孤寂、找尋夢想和未來出口的矛盾心緒。“我”與他們的相處也透露出中式親情鈍感的愛和牽絆。正如“約書亞樹”背后的精神隱喻，文中的人們都在尋覓一種從苦難中獲取的生命啟迪，離開曠野走向應許之地的通路，而能做的或許只是像“烤棉花糖”一樣接受苦樂參半的平凡，不斷向前走只有自己的人生路。作家既細膩刻畫了域外人生的復雜處境和內心踟躕的矛盾，也對人類生存本質予以揭示與叩問。近年來重返文壇的春樹則深入透視了域外女性的生命處境，聆聽其內在掙扎、主體性的失落與找尋。《暗夜回聲》用冷峻在場的描摹，講述了具有作家個人自敘色彩的異國母親的心靈跌宕。吳楠剛離婚獨自帶孩子時迷茫痛苦、怨天尤人，經歷一系列向外尋求寄托的嘗試后，轉而真正獲得內心的平靜，選擇主動承擔、接納命運，并在這樣的自由中擁有了重試的“激情”。在日常碎片和心靈起伏的串聯中，作家展現了告別“后青春”邁向殘酷現實的生命體驗以及域外女性“局外人”孤獨艱難的生活歷程，并在吳楠的求索中體悟了一個存在主義者的困境與超越——人的自由和選擇才是生活的真諦，展現出真實堅韌的人性色彩和涓涓流動的生命力量。

另外，在文化全球的視野下，如何去表現“在世界中”的中國、展現本土意識與人類性共融的文化面貌，是當下作家們不斷思考和努力回答的問題。徐則臣在有關“域外故事”的短篇創作中進行了個性化的開掘和嘗試，“希望能夠把我所認識到的世界、中國的世界，跟那樣一個世界之間做一個比較”[2]。徐則臣將流動性和差異性的創作思考延伸到域外空間，挖掘自身異域生活經歷，探尋了亟待發掘的中國與世界漫長而細密的聯系。《紫晶洞》以神秘幽暗的烏拉圭水晶礦洞作為敘事錨點，描繪了漂洋過海“國人故事”的跨時空重逢以及意外披露的秘密真相。家鄉在世界最大水晶交易地東海的“我”萌生了去看“烏拉圭水晶”的愿望，在參觀途中結識了中國翻譯齊桑，并意外知曉了一位中國商人的失蹤謎案。齊桑為了錢背棄信義，在擔任中國商人翻譯的同時，為東南亞商人撬取開采權，不久后礦山塌方，中國商人失蹤。齊桑意外發現失蹤商人的側臉被自然之力“復刻”在紫晶洞中，仿佛水晶凝固時間，對人世予以無聲的審判。作家連通超自然與現實，勾勒出一個虛幻朦朧且具有思想張力的域外故事，既有對人心探秘和人性復雜的拷問，又以強烈的寓言氣質呈現出對無常世界、不可知物不可控力量的思索，引導人們認識到自身的渺小、懷有對萬物的敬畏。而小說里不斷交錯糾葛的物、人、面孔則草蛇灰線般深層次地揭示出中國與世界的隱秘關聯。“人的相逢，意味著中國面孔、中國基因、中國元素、中國本身在世界各處一再照面。世界與中國，深刻地、隱秘地、無所不在地聯系著，乃至交融著。既是新相知，又是舊時交。”[3]中國與世界的層層“遇見”、漫卷歲月中個體命運的復雜經驗被凝聚在小說新奇的敘述背后，指向了更遼闊的文化思考。《邊境》（《山花》2024年第9期）則書寫了一段域外邊境線旁的跑步奇遇。來到莫托瓦寫作的“我”沿著界河跑步，卻遇到了陌生國度的落魄小伙，展開了你追我趕的“賽跑”陪伴。在交流中引申出男孩異國逃難、艱難求生的生存遭遇——他是家里為數不多從戰火中逃出性命的人，還將鍛煉身體繼續逃亡。“我”給予他善意鼓勵、跑步指導和一雙跑步鞋，而男孩卻驟然死在了一場暴雨里。跑步是男孩在摸點，也是在治愈孤獨、隱匿恐懼而為“偷渡”的命運一躍做準備。小說游離于國際視野的宏大認知之外，從邊緣個體切近真實的存在感受，透過男孩的悲劇人生思索了當下世界變化下普通個體的無常命運和存在姿態，揭示了普通人視角下戰爭的荒誕和生命的卑微。“除了打仗雙方，他們國家絕大多數人都搞不明白為什么要打仗。”“他們一家六口人，把幾年前鑲上的金牙都敲下來，送了出去，也只有三口人從戰火里逃出條命來。”并通過跑步本身、界河的隱喻和細節的善意互動思考和呼喚那種超越文化壁壘、國度隔膜的普世人性善意與人文關懷，傳遞出一種悲憫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感悟。小說中中國人的目光和在全球復雜性支配下的差異命運，也進一步帶來了對中國本身的“重新審視和發現”，表現出中國的強大、在世界動蕩中的和平處境以及超越阻隔尋求和衷共濟的文化恒心。

03

跨界實驗：“類型融合”與“文本探索”的多樣開拓

在時代日新月異、類型敘事要素蓬勃發展、純文學創新思考的推動下，“文類融合”成為當下文學發展重要的“新浪潮”之一。同時，作家自發的多元敘事探索、文體實驗也不斷為文學開拓邊界，調配形式與內容，提供自我革新的養料。2024年的短篇小說創作也體現出此種創作趨勢，并積極發揮其靈活輕盈、結構精巧的特質，開展了一系列可喜的跨界實驗。在雅俗融合、虛實時空流動和新意技法的嘗試中，為短篇文本帶來了對人類自我、人與技術社會等當下性的話題思考，給予先鋒性書寫、傳統敘事資源轉化和本土審美意蘊活力與新的可能。

聚焦具體文本，在懸疑、恐怖、科幻等類型要素與純文學的碰撞融合中，最典型和突出的即是“科幻與純文學”的雙向互動，體現在“純文學科幻”的創作實踐以及將科幻類型文學引入純文學場域的多變風景和思維啟示。青年作家王威廉曾在2021年中提出“純文學科幻”概念，認為面對雅俗文學分野，能否將“狂飆突進的科幻文學與細膩雅致的純文學相結合，誕生當下時代的純文學科幻”[4]。表現為一些作家延續傳統純文學思考直覺并以科幻新視角、世界觀審視“技術與人”難以分割的曖昧現實，表達強烈的人文關懷和對心靈之微、存在意義的探視。而今年的短篇也進行了這種創作嘗試的延續。例如王威廉《一個寫作表演者的最后愛情》書寫了一個極端科技現代性入侵下情感“異變”和消弭的故事。在幾乎完全依賴技術并被AI控制的未來社會，人類由人造子宮孕育、沉溺于虛擬世界和系統照料中喪失了原始的愛情和對人本意義的追尋。主人公王和麥苗是僅剩的幾對情侶之一，卻由王的博物館“寫作表演者”新工作引發了激烈的矛盾，陷入心靈的交戰和情感困惑之中。麥苗深愛王，卻羞恥和彷徨于自己的異類身份，試圖尋求機械性的情感麻痹和欲望解放以融入大眾，但始終無法擺脫內心的真實情意和對虛無的恐懼。王則在對現實的懷疑和痛苦中聽從內在聲音，選擇堅持愛情和對世界的“抵抗”。他們的愛情走向撕裂和對彼此的怨懟，但也在這種巨大的痛苦中品嘗著人類情感的真意和古典人性對抗技術性的掙扎挽歌。小說透過細膩動人的心靈描摹，借小人物的愛情困境和主體抗爭反思了未來人類的情感倫理問題，予以當下技術理性擴張和真幻邊界模糊的狀況警示，并傳遞出一種對人類本真的深切呼喚——活在當下，堅守人本。陳崇正《海靈》（《北京文學》2024年第10期）則聚焦后人類智慧生命和人類存在意義的雙重失落和自我找尋，在真假謎題中引出對技術時代生命本質的思考和追問。人類將機器人視為“非人”，將其騙到海島上用殘忍手段折磨精神以獲得算法記憶賺取利益。而有人深感此舉的不“人道”，開啟了機器人自行決定死亡、交換人類記憶而獲得有限生命解脫的D計劃。小說表層書寫了機器人被智能化后的生存困境和主體訴求，深層則蘊藏了對人與機器人共同困局的揭示。參與計劃的神秘機器人女孩帶來了曾經高級數字生命m大師對世界“啟示”的再思考，“光錐之內，皆是標本”。當智能技術擁有測算未來的能力，人類存在的不確定性被解構，萬物故事都成為速朽的標本。在這之后人類與他者該如何生存、面對自由意志的痛苦？真相之外是否還有宇宙算力對真相的塑造？作家闡幽發微，用詩意筆調在科幻敘事中進行了一場探尋科技結局、存在與虛無的思想實驗。

此外，黃平、殷繼興的頗具新意的“中國式”科幻短篇也被引入純文學視野，以回到過去的方式抵達未來，帶來了古典性、科學性與人文思考融合的別樣色彩。殷繼興的《神經禪》講述了未來佛學禪修面臨科學沖擊、逐漸被技術手段替代和轉換的復雜圖景。商人尋求采集僧侶的腦神經數據以制作可以讓普通人省略辛苦修行就可以證道成佛的“神樂電極”，凈海和凈明師父表露出強烈的排斥和不滿，但他們對傳統禪心的堅持在現實面前脆弱不堪，文旅行業脫實向虛、人們沉迷元宇宙虛擬的修行而使得寺廟的光景愈發凋敝。商業的“煙圈”沖淡了悟道“香火”也改變了世俗人心，凈海的家人對他不再包容，惡語相向索要房子和錢財。最終禪師和寺廟都在無奈中選擇順應時代趨勢，借技術開悟、融入虛擬。小說創新地將禪修文化與腦科學置于一域，游走在“可行與否”的邊緣捕捉失落和痛感，揭示出未來人與科學、信仰與理性、傳統與現代的多重矛盾，予以厚重憂思并指向對人之本性的深切拷問。黃平在《我，機器人》（《天涯》2024年第2期）挖掘了古典資源，在科幻敘事的同時進行文體混搭、類型雜糅、文本嵌套，搭建了穿梭“四大名著”世界與探秘現實懸案雙線并行的陌生化敘事空間。偶數節里大學教師陳翔去世，妻子王般若卻在骨灰中意外發現還在運行的芯片，回到丈夫故鄉和母校找尋其是否為機器人的真相，引出陳翔的導師王平為了名利用論文的批判擊垮科學家人格和價值的往事，以及在人與機器交界間的丈夫對一切意義的質疑。真相則被融解在更大的對世間真實與虛假的迷思之中。而在奇數節陳翔的故事里，機器人不斷求索生命和意義的真相。向諸葛亮問“生死”，思索人與機器人同樣受困于“算法”和受限的命運困局中的解脫之法，“欲學丞相與天爭”；向美猴王問“真假”，追尋萬物在多重宇宙中非唯一和難自辨的生命意義，得到佛曰“空無”的回答；向黛玉“問情”，思考故事內外真假之間唯一難破的情執；對魯智深執行程序的“坐化”情節，卻被其跳出算法殺掉，方知歸去自在自己。小說在對現實與虛構的勾連再造中探入層層迷霧，試圖以重回過去的方式尋覓破解未來問題之法，指向對“人之為人”、生命存在困境與選擇的深思。機器人越來越像人，而理性信念堅定、冷酷無情的人卻越來越像機器。萬物共存于算法和限度中，而人能選擇的只能是自己相信的自由。

在文本探索中，短篇小說在虛與實的時空流動下進行了想象力實驗，探索了神秘離奇、怪誕夸張的藝術空間和審美風格。運用恐怖、懸疑、魔幻等多種敘事元素，疊加在奇思中，穿梭于意識與現實、光明與黑暗間探尋深邃的人性夾角、社會隱喻和生存真相。趙志明《花舍》（《文學港》2024年第9期）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強烈的精神體驗書寫了打破生活常規邏輯的荒誕可疑的世界。康復師懷著挑戰奇跡的目的去花舍治療長眠不醒的植物人富豪，卻意外發現了花房里植物的古怪氛圍、燒傷的花匠和難以捉摸的秘密。在進入花房調查真相的過程中，康復師遭遇心理催眠和植物釋放的神經氣體干擾，與花匠展開了兩次生與死的精神交鋒，揭露出富豪、妻子和花匠精神主動受困于此的真相。作家連通了“人—自然—心理潛意識”，用大量筆墨描繪了恐怖奇怪的植物、人的主體意識渙散而逐漸被塑造成植物認知的過程。“我只覺得植物不停地在往高處攀援，在瘋狂地長粗，葉子們簌簌作響，仿佛在彼此交談。所有的植株，它們的根莖、葉子和花朵，似乎都在發光，那是一種非常微弱卻清晰堅定的華彩。”“我覺得我也變成了一棵植物，置身于一群伸長脖子圍看熱鬧的植物中間。”人化為植物、植物成為人。小說在奇特的通感和具有隱喻色彩的意識轉移體驗中，開掘了人深層的精神世界和隱秘的人性欲望，并以虛寫實，指向人類存在難以逃脫的困境、愛恨嫉妒糾葛的悲傷。張天翼《豆莖》則在童話改寫的基礎上增添了科幻背景和怪誕奇異的“黑暗底色”。透過三個女性的講述，從當下到過去不斷揭露世界隱藏的面貌，展現出具有反烏托邦意味的社會省思。科技高度發達的世界，追逐新潮的女學生從老校友處聽聞一個關于莉莉的故事，偶然窺見了“正常秩序”背后的血腥真相。莉莉的家鄉是落后而愚昧的云下世界，完全聽從“神”對個體命運的規劃，命如草芥，女性地位低下。而莉莉展現出強烈的求知欲和反叛色彩，艱難地順著偶得的豆莖爬到了富足、先進的云上世界，披上科技皮膚套子假扮他人以獲得身份和自由。作家撕下了云上烏托邦的美好假面，暴露出其依靠蒙昧世界供養的現實，給予技術社會極端發展警醒的同時也表現出對個體自由、希望的呼喚。《雞蛋道士》中，李宏偉延續了具有創新性的寫作嘗試，把“道”擬物為雞蛋實體，用奇異的想象勾勒了三個雞蛋道士的故事。殼內的道士從雞蛋中誕生，對外界生出好奇心和接觸欲望而忘卻了邊界，破殼而出轉為雛雞；殼外網紅道士依靠與雞蛋直播互動獲得關注，在真假掩映中讓兩個雞蛋十幾天一直懸浮在腳底，孵出小雞；第三個道士存身的蛋壞了，被拋擲于垃圾桶中，在被流浪狗吃下的瞬間飄入世間，發覺天地亦如雞蛋。小說展現了奇特的觀察視角和感受力，將對“道”的哲學思考寄寓于雞蛋內外、精神與實體等關系之中，巧妙地探尋世界萬物的存在和關聯，延伸出多維的思想空間。

敘事實驗則是短篇創作的另一個重要的文本探索，運用敘事技法在文本迷宮中開拓更多可能性和個性的藝術空間，呈現出先鋒精神的延續以及表達時代自我心境的躍動活力。《阿革諾耳之夢或者牧羊人的懺悔》（《山花》2024年第6期）是李浩、弋舟二人合寫的創作嘗試。將神話與人間生活相拼合，把對宗教信仰的探討拉入世俗困惑和現代生命感受之中，營造出宏大與世俗、東方與西方、雅致與戲謔合一的創作特征，拓展了敘事空間和小說的彈性張力。前部分由李浩講述，上帝把死后的英雄阿革諾耳安置在與生前相似的房間中，派多位天使化身不同面孔進行游說，試圖動搖其對古希臘神明波塞冬的信仰轉而崇拜上帝，卻都未成功。后部分則由弋舟接續，展露出元敘事特征。敘事場景拉入當下，對寫作虛構性喪失興趣的作家出現在小說里假扮牧羊人游說阿革諾耳，并將二人合寫的因由袒露其中，“他在第二天就把前半部分扔給了我——不如說，把你扔給了我”。作家說服的任務失敗，卻在接觸中感受到自己的虛假、現代人精神的滑落和對真實的渴望。最終從回歸自然、當下本我的思想里找到了精神出路，“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小說既有對西方宗教信仰的解構性思考，又在流動時間的思想碰撞中給予了人與世界關系的體察和關照。兩位作家的書寫風格也恰好貼合了小說所需要的荒誕轉折，從“日神到酒神”、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和振幅，敘事與內容相互增益。方曉《兩個世界》用八個看似毫不相關、如夢境般變形的片段拼貼成一個指向當下的整體“意象”，呈現出突出的異質色彩。“懸崖”“樹洞”捕捉人與他者的悖論；“竹林”“路燈”思索生與死的荒誕；“街角”“站臺”表現人看不清內心的迷茫和看不到前路的厭倦；“半空”“池塘”探尋人與社會、真與幻的邊界。八個空間中的“我”都在不斷行進，試圖完成某事、抵達某處、洞悉某種真相，卻終究陷入“停滯”，跌進巨大的荒謬里。這種在兩個世界中的撕裂和困頓、人之存在的痛苦荒誕正是小說借大膽的形式探索想要表現的深層思想追問。

注釋：

[1]何平：《對世界的確認，或許只是惘然記——十一篇小說，十一個觀測點》，《青年文學》2024年第5期。

[2]高丹：《故事溝通世界，徐則臣對話30國漢學家》，《澎湃新聞》2024年6月26日。

[3]李蔚超：《在地球的每個角落與中國重逢——〈紫晶洞〉與徐則臣的域外奇遇系列小說》，《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

[4]王威廉：《一種“純文學科幻”——從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談起》，《文學報》2021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