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至80年代，蘇聯衛國戰爭文學有近百部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其中一些作品被拍攝成優秀影片后被譯介到我國。正是通過文學作品與銀幕形象，蘇聯衛國戰爭文學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代中國讀者與觀眾。

蘇聯衛國戰爭小說中的英雄形象，大都是根據人物原型和戰地事跡進行的文學藝術再創造再升華，這些作品撲面而來的是青春、熱血、情愛、人性、火焰與槍林彈雨。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斷壁殘垣間，一位年輕的蘇聯士兵用燒焦的炭筆，在德國坦克殘骸上寫下愛意氤氳的簡短詩句，這個直擊心靈的歷史場景恰切精準地揭示了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的核心與本質：在鋼鐵與火焰交織而成的戰爭煉獄中，人性的光輝始終在頑強地怒放。1941年至1945年的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是蘇聯文學史上最豐沃的文學土壤和最豐沛的創作源泉。無論是當年戰壕里誕生的激情詩篇，還是進入和平年代后對這場戰爭的文學書寫與藝術反思，超過十萬部各類體裁的文學作品，構成了人類戰爭文學史上最壯觀瑰麗的創作奇觀。這些文學作品既是彼時政治理念的呈現，也是歷史真相和人類本性的記錄儀，正是在集體記憶與個人表達的巨大張力中，蘇聯作家們塑造并展現出獨特而深邃的戰爭美學。

在震耳欲聾的蘇德戰爭炮火聲中，自覺承負歷史責任且富有創作激情的蘇聯作家們，創造了疏異而深湛的戰爭敘事美學。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在長篇小說《生者與死者》中，用軍用地圖般的精密筆觸深度描繪了戰爭機器的運轉邏輯：鋼鐵洪流般的坦克集群、運籌帷幄的參謀本部、密集暢達的通訊網絡、激烈爭奪的城市巷戰，這種全景式文學敘事將蘇聯衛國戰爭遞嬗為一種數學方程式，每個參戰士兵都是方程式中的參數與變量，他們的英勇奮戰均被納入勝利概率的精確計算之中。這種看似冰冷殘酷的技術主義文學敘事，將生命個體微量消解于集體意志的崇高表達之中，但戰壕深處的文學脈搏始終在頑強地跳動：在維索茨基創作的戰地詩歌里，蘇聯士兵們架起篝火用鋼盔煮茶，在縱深掩體里蘇聯紅軍利用戰斗間隙爭相傳閱著托爾斯泰的不朽作品，他們用德軍士兵口袋里的情書當作卷煙紙。而瓦西里·格羅斯曼在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中，深情記錄了一個德國戰俘與一位蘇聯老人共用菜湯的感人瞬間，湯勺在兩人手中傳遞的溫度，悄然消融了意識形態的堅冰。這些情節與細節構成的戰爭微觀敘事，如同劃破煙塵濃霧的晨曦，照亮了被宏大敘事遮蔽的復雜人性。在鮑·瓦西里耶夫創作的著名中篇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五個蘇聯女兵在深不見底的沼澤中湮滅死亡，這一悲慘情境被賦予芭蕾舞般的儀式感，她們不斷下沉的胴體在文字敘述中被升華為紀念碑上的浮雕，但當敘述者翻動已經泛黃的戰地檔案時，墨水暈染處顯露出未及傳遞出來的心語——某個女兵口袋里的簡短情書，某個黎明前的精神恐懼與心理戰栗，這部小說的美學價值在于：作者把優美撕碎了給人看。柳·科斯莫杰米揚斯卡婭傾心撰述的一部描述卓婭和舒拉成為英雄的紀傳體小說，其中譯本從上個世紀50年代面世以來大受歡迎。因為作品的紀實性，更讓人們讀出了親切感，而姐弟倆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所書寫的是一份最動人的生命答卷，總是讓人們讀出一種鼓舞人心的英雄氣概。

朱可夫元帥青銅塑像的面向始終朝著德國柏林，這個經典姿勢定義了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的英雄范式。法捷耶夫創作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該作品中的少年英雄們在就義前齊聲高唱《國際歌》，將個體生命升華為戰斗民族的不屈精神，這類文學文本遵循嚴格的英雄寫作模式：純潔的出身、信仰的磨礪、壯烈的犧牲，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軌跡化為上揚的直線，最終融入紅旗的褶皺里和徽星中。《青年近衛軍》是一部反映蘇聯人民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英雄業績的杰出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這部小說自1945年出版后，受到蘇聯國內讀者的熱烈歡迎，次年榮膺蘇聯國家文學獎。米哈伊爾·肖洛霍夫創作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發表于蘇聯黨報《真理報》，作品通過主人公索科洛夫講述衛國戰爭，與其他戰爭題材作品不同的是，《一個人的遭遇》不直接描寫蘇軍的英勇勝利，而是表現蘇軍的失利和敗退；不正面表現蘇軍英勇抗敵，而是表現戰俘的被虐與受難，小說第一次展現了戰爭下的真實生活。在小說的結尾，作者狀寫兩個流浪者“是被苦難的生活拋棄在路邊的兩粒沙子”，因為作品將審美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活上，該部作品被視為是蘇聯上個世紀50年代中后期“解凍文學”的重要信號，時至今日，《一個人的遭遇》依然具有廣泛影響，原因就在于它對蘇聯人民生活的真切描摹，讓中外讀者看到了戰爭的另一面。

解凍文學帶來了衛國戰爭敘事視角的微妙轉變，尤里·邦達列夫在長篇小說《熱的雪》中，生動塑造了炮兵連長庫茲涅佐夫這一英雄形象，這個在激烈戰斗的間隙想念母親廚藝的一線指揮官，在望遠鏡里目睹敵軍年輕面容時會遲疑地扣動沖鋒槍的扳機。這種“不完美英雄”的出現，標志著戰爭文學開始接通人性的復雜光譜。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力作《牧童與牧女》中士兵與村姑的愛情故事深深鑲嵌在坦克履帶反復碾壓土地的文學意象中，被炮火覆蓋過的土地在春天綻放出勿忘我的鮮艷花朵。這種將戰爭暴力轉化為生命循環的美學隱喻，暗示著民族創傷的治愈不是淡漠和遺忘，而是將傷痛編織進現實生活的錦緞之中。

戰壕神經癥候群在戰后文學中顯影為特殊的身體敘事。瓦連京·拉斯普京在中篇小說《活著，可要記住》中寫道，逃兵安德烈的身體逐漸發生畸變：指甲變形成獸爪，脊柱佝僂得宛如弓背，他最終像受傷的野獸般遁入無邊的森林。這種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將心理創傷外化為肉體變異，創造出獨特的戰爭后遺癥圖譜。而女性視角的介入為蘇聯衛國戰爭記憶提供了新的解碼方式，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在非虛構作品《戰爭的非女性面孔》中，娓娓記述女通訊兵們回憶的不是戰略反攻的榮耀時刻，而是月經血浸透軍褲的難言羞恥，是用裹腳布當作衛生棉的難堪與窘迫。這些被正統史書有意刪除的身體記憶，真實地構筑起戰爭經驗的“她者”維度。當最后的退伍老兵逐漸凋零謝世，文學作品成為戰爭記憶移植的重要載體。維克托·佩列溫在短篇小說《狙擊手幽靈》中構建了一座數字化的記憶宮殿：年輕玩家通過VR設備真切體驗斯大林格勒戰役，在數據流中與士兵的亡靈進行隔世對話。這種后現代主義文學敘事強烈地暗示著，蘇聯衛國戰爭記憶正在從親歷者的血肉痛楚轉化為文化基因的網絡編碼。

在莫斯科勝利公園的長明火前，青銅雕塑的銳利棱角已被時光磨蝕圓潤。蘇聯衛國戰爭文學正如這簇不滅的火焰，既投射出戰爭美學的剛硬身影，也散發著人性溫暖的濃重光暈。當人們在瓦西里·帕夫洛維奇譜寫的《士兵敘事曲》的高亢旋律中重讀這些文字，聽到的不僅僅是T-34坦克的轟然鳴響，還有戰地書信在軍大衣口袋里的沙沙作響。這些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文學作品構成的記憶星群，將永遠懸垂在人類精神的浩瀚夜空，時刻提醒人們戰爭既是煉獄與火海，更是照見人性的明鏡。在鋼鐵與玫瑰的永恒對話中，蘇聯衛國戰爭文學完成了它最莊嚴的歷史使命：讓死亡擁有溫度，讓記憶獲得重生。

（作者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