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冬我去常州參加一個文學活動，主辦方將地點安排在一個叫舜山小鎮的地方。到達時已經夜幕降臨，汽車穿行在黑暗中，我并沒注意看窗外的景象。次日天亮，拉開窗簾，才發現這是一個“嶄新”的小鎮。說是小鎮，實則是一處新開發的旅游地，一切都是新的，新的馬路，新的花圃，新的樓宇，包括我所入住的房間——還有著揮之不去的屬于新房子的氣味。

房間所在樓層挺高，視野開闊，從小陽臺可以看見不遠處綠油油的麥苗——像一塊被遺棄的綠綢，邊緣已被鋼筋水泥蠶食得參差不齊。它們向四周退去，將土地拱手讓了出來。

幾天中，除了必要地去會場一兩次，其他時間我都待在房間里，坐在小陽臺上看不遠處的麥田。眼睛在現代化建筑與麥田之間來回切換，感覺很奇妙。風徐徐而來，穿過鋼筋水泥，帶來泥土和青苗的氣息。

最后一天早晨，天麻麻亮，我在衛生間洗漱，突然發現地面有一個黃豆大的黑點，原以為是地磚的花紋，目光正要離開時，黑點移動了。準確地說，是跳動。原來是一只蟋蟀。

它是怎么到達這兒的？它在這房間生活多久了？又是靠著什么為食存活下來的？我蹲下來，希望找到一點答案。地面平整光滑，地磚緊密相連，我不知道它怎么就突然蹦出來了。它的觸須顫巍巍地掃過釉面，像在摩挲一道無形的鎖。它撞向淋浴房的玻璃，咚，咚，鈍響中摻著某種古老的焦灼。我有些難過，這不就是在困境中的我們么？

回到《蟋蟀》這篇小說吧。小說里虛構了一個青春期叛逆的女孩，“逃離”是貫穿始終的母題。母親逃離失敗的婚姻，女兒逃離窒息的親情，蟋蟀逃離四樓的囚籠。但逃離本身是否通向自由？父親吳大勇的長安貨車將母女一次次運回原點，叛逆糾正學校的鐵柵欄將“我”馴化成一只干癟的氣球，連蟋蟀躍入草叢的瞬間，也未必是永恒的解脫。或許，真正的自由并非逃離，而是在裂縫中學會與荒蕪共存。李淑芬最終接受了一個“心疼她”的男人，而“我”選擇了封閉式學校，成全母親的幸福，這種妥協何嘗不是另一種覺醒？

母親李淑芬將自我價值捆綁于女兒的成長中，用“都是為了你好”編織成牢籠；而“我”的叛逆不過是想證明：生命不應是他人的附庸。小說末尾，“我”對李淑芬說“我們都要過好自己的這一生”，這句話輕如嘆息，卻重若千鈞。它宣告了母女關系的轉折——從共生到割裂，從捆綁到松綁。蟋蟀的躍出，恰似一次無聲的告別：每個生命都需獨自穿過黑夜，才能抵達自己的黎明。

小說中用一些片段拼湊出一個女孩的成長史，在“糾正”與“馴化”的敘事中，個體的聲音被湮沒，只剩下蟋蟀般的低鳴。

小說結尾，眼淚落在草尖上，倒映出“我”十八歲的身影。這一刻，蟋蟀與少女合二為一：生命何其渺小，卻因掙扎而有了重量。或許，過好一生的答案，就藏在那些無人回應的追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