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詩人遭遇

一位叫布萊克·沃茲沃斯的詩人，窮苦潦倒，以乞討為生。一天，他站在米格爾大街一戶人家的院門口，同院子里的小男孩對話。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張印有鉛字的紙片，遞給小男孩說：“這上面是首寫母親的最偉大的詩篇。我打算賤賣給你，只要四分錢。”小男孩跑進屋里詢問母親，母親回答道：“你告訴那個該死的家伙，讓他趕緊夾了尾巴滾出去！”小男孩則簡潔地將這句話傳遞為：“我媽說她沒有四分錢。”

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王小波有著與沃茲沃斯類似的“詩人遭遇”。當王小波四處“推銷”自己的“詩篇”時，收到的卻是“謾罵的退稿信”；即便他向雜志社妥協，將十八萬字的小說竭力縮減至六萬字，也終究沒能擺脫被退稿的宿命……

房偉曾統計過王小波小說的發表情況，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王小波只發表過一篇小說。好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個夏天，王小波在姐夫的資助下出版了《唐人秘傳故事》。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這本集子原本名為《唐人故事》，“秘傳”二字是編輯強加。而這一“強加”的舉動，其實透露出王小波在當時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呈現出這一舉動背后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其一，編輯將其更改為帶有“窺探”意味的書名，是為了迎合當時大眾讀者的閱讀心理和市場需求，這也成為王小波小說日后被不斷誤讀的開端；其二，“秘傳”二字也折射出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整體的時代氛圍，伴隨著八十年代末的社會風波與海子的臥軌身亡，知識分子集體從“廣場”退回“書齋”，精英知識話語遭遇空前的窘迫與失聲，一個理想崇高的文學烏托邦時代，就此終結。

不過，編輯煞費苦心的“迎合”也并未激起任何波瀾，書的銷路依舊堪憂。這種狀況一直到《黃金時代》在臺灣獲獎也沒多大改觀，當年只有《人民日報·海外版》在10月5日進行了報道。報道中這樣描述《黃金時代》：“沒想到真正的高手在文壇之外。”

1992年，香港繁榮出版社出版《黃金時代》，但將其易名為《王二風流史》，并收入“風月系列”，與“秘傳”二字的建構意圖如出一轍。這一洋溢著“性”意味的命名是王小波小說后來被不斷誤讀為“色情文學”“流氓小說”的又一開端。然而，這部刻意而為之的“風流史”也未能在學界引起絲毫的重視和反響。丁東說：“我最初讀《王二風流史》還在山西，當時我和山西的文學評論家陳坪討論過一次，并整理成一篇對話體的評論，但轉了多處刊物，這篇評論不但沒有被登出來，而且連原稿也不知何處去了。”盡管丁東的話多少具有某種事后追認的意味，但它至少能夠證明，1992年前后，王小波的小說在大陸的沉寂，以及當時學界對王小波的冷淡態度。

1993年，是王小波小說的命運發生轉折的時間節點，標志性的批評話語之一為某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所寫的審讀意見。該編輯面對《黃金時代》中的性描寫部分頗具信心地說：“以當前大陸出版的開放程度論，本書不會因‘性’的描寫遇到麻煩。”同年7月，賈平凹的《廢都》發售，引發市場上的“廢都潮”。這位編輯將《黃金時代》與《廢都》做了一個對比：“本書性的描寫是重要內容，不過明顯讓人感覺屬‘純文學’范疇。絕不像《廢都》一般，對此問題，讀者的感觀恐怕和作者的解釋是一樣的。”顯然，他對《廢都》中的性描寫持批判態度，但對《黃金時代》不是。他認為，王小波小說中的性描寫在隱喻空間內承載著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這位編輯與1993年之前的編輯對性描寫的態度的不同，呈現出不同時期面對同一部作品的迥異態度與心境。

丁東回憶說，1992年他把王小波的小說先后推薦給《黃河》《十月》《人民文學》，卻遭到了編輯們統一的拒絕。后來，《黃河》主編周山湖這樣表達自己當年的矛盾處境：“看了《黃金時代》，一下子就掂出它的分量。我由衷地喜歡，實在想發表，但面對其中獨具一格的性描寫又發了愁。”《人民文學》主編朱偉也在1994年《黃金時代》的研討會上道出了大時代之下的無奈：“記得八十年代末我就看過書稿，當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當時能發表，對整個文學界都會起很大作用。”

1993年之前，諸多主流文學刊物的編輯或專業批評家不是沒有意識到王小波小說的獨特性，而是由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而不得不“忍痛割愛”。在這篇不足三千字的審讀意見中，這位編輯在對王小波每一篇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作闡釋性的評價文字之外，還將關注點著重落在市場和讀者的接受層面上。他在結尾處對《尋找無雙》抱有熱切的期待：“假如讀者通過前兩部書的暢銷，對王書內容有趣產生信服的話，換言之，在王作家被‘炒熱’的基礎上，或有發行兩三萬冊以上的實力。”

結合1993年的社會文化語境，這篇審讀意見的敘述邏輯便會顯示出一種絕對的“合法性”。直白點說，是當時的社會語境使王小波擁有了被接受和被闡釋的空間。就像孟繁華說的那樣，“1993年，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戴錦華在學術自傳中表達過自己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茫然狀態，這種茫然在1992年、1993年之交達到極致，她“懷疑自己的選擇和價值”，仿佛經歷了一次“知識的破產”。對于中國學界而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前三個春天，是陰冷的，而在1992年，中國經濟全面轉型，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浪潮一夜之間滾滾而來，直接導致了諸多重要的文化 / 文學事件在這一年間集體“爆發”——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張海迪“下海”經商，坦言“應該為經濟發展盡自己的努力”“絕不能做火熱生活的旁觀者”；《十月》雜志開始連載賈平凹的《廢都》，引發轟動一時的“廢都潮”；詩人顧城選擇在這一年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王蒙的《躲避崇高》引發了“人文精神大討論”，一群無法褪去啟蒙精神底色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面對精英文化失語的危機，做出了最后的抵抗或曰掙扎……

02

“文壇受難者”或“自由思想家”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在寓所里發病掙扎而死。他生命終結的瞬間被這樣描述：

王小波遺容安詳，只是額頭有一塊褐色的傷痕。據說，他是獨自于郊外的寫作間去世的。被人發現時，他頭抵著墻壁，墻上有牙齒刮過的痕跡，地上有墻灰，他是掙扎了一段時間，再孤獨地離去的。

作為王小波的知音和責編，鐘潔玲無疑具有“在場”的話語闡釋權，她將形而下的生理性死亡轉述為形而上意義的“離去”，潛在地把王小波的死訊置換為兩種具有明顯對抗性質的元素：王小波生前寂寞的寫作姿態和臨死前帶有反抗意味的掙扎。

鐘潔玲的這段敘述，無疑為王小波賦予了一層英雄主義的悲情色彩。這種悲情敘述在當時迅速形成了某種具有傾向性的建構——王小波的親友們無限放大王小波生前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力圖塑造出一個與主流文壇對峙的、悲情的、孤獨的“文壇受難者”形象。

戴錦華在解讀《鋼的琴》時提出表現悲情正義性的兩種方式：一是陳述社會苦難，二是陳述敵手的不義。敘述者可以通過這種“悲情政治”進行某種“悲情動員”，其所能達到的效果或許是驚人的。類似的“悲情政治”，我們可以在海子逝世后的敘述中找尋到蹤跡。如果說八十年代末的“海子之死”終結了一個時代，那么九十年代末的“王小波之死”則開啟了一個時代——同樣作為“文壇受難者”，“海子之死”被視為一種高貴的理想主義精神的終結，而“王小波之死”則在新的社會文化空間中重塑了極為相似的想象，只不過關鍵詞被替換為一種自由主義精神的孤獨堅執。

在王小波去世約一個月后，李銀河發表了一篇悼文，正式開啟了王小波“自由思想家”形象的建構。以精英知識分子和愛人的雙重立場，李銀河將王小波定義為一名“自由思想家”。

次年，關于王小波的第一部評論集出版，在或憶或論的文章中，王小波的自由主義標簽幾乎已成為學界的共識。饒有意味的是，撰文紀念王小波的學者均是自由主義思潮的擁護者，如李慎之、許紀霖、汪丁丁、王毅等。主編王毅甚至將王小波置于“陳寅恪→顧準→王小波”的中國知識分子譜系之中，認為王小波秉承的是前輩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血脈”。

這一敘述在朱學勤的言說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認與強化。朱學勤直接將王小波與陳寅恪、顧準放在同一思想脈絡之內進行討論，認為作為“異數”出現的王小波，是“自由主義言說的意外收獲”，于無意中“‘擠’出了一條自由主義的言路”。然而，在肯定王小波自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的同時，朱學勤也“擠”掉了所謂的“水分”，即王小波作品的藝術價值。按照他的觀點，學界之所以紛紛選擇在1998年言說王小波，是因為王小波身上所呈現出的“自由主義的韌性風格”，而非其作品“文學含量的多少高低”。

2002年，王小波辭世五周年，《三聯生活周刊》推出一期名為“沉默與狂歡”的專欄，強化了王小波與主流文壇的對立關系，持續塑造其“文壇受難者”的形象。在各色親友的回憶性敘述中，特立獨行、落寞孤寂與灑脫不羈的自由形象，被更加翔實與可信地描述出來。親友的闡釋具有親歷者的真實感和在場感，這些敘述在自由向度上繼續延伸：“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著鼻涕，一臉的疲憊，臉上身上都是很臟的樣子。”“一個褲腿卷著，一個褲腿放下來，袖口拖著線頭上了講臺。”“全系開大會，王小波總是坐在最邊上，從頭到尾也不吭一聲，不和周圍的人交談。”“兩次見面，都是李銀河在說話，王小波就在旁邊不停地抽煙。”

至此，一個沉默寡言、衣著簡陋、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形象業已呼之欲出。在編輯趙潔平的回憶里，少言木訥的王小波像活在夢里，他“只知道用心把小說寫得盡量好看，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出版發行；只知道答應朋友的文章要如約寫好，不知道稿酬多少、什么時候付”。對于王小波外形氣質、舉止行為和性格特征的表述，支撐了人們對他自由爛漫、不諳世事，以及與體制疏離的想象。然而，現實中的沉默者、孤僻者和超脫自由的出世者，在談論文學時卻有著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好友趙東江的敘述中，王小波是一個喜歡喝酒聊天且幽默風趣的人：“王小波跟朋友在一起的話題很多……一次他提議來一個‘煮酒論渾蛋’，兩人邊喝邊開始數算本姓家族歷史上的渾蛋。”張衛民也說：“王小波和喜歡他小說的一些人成了酒友。王小波酒量一般，一兩瓶啤酒下肚眼睛就紅了。談什么都輕輕松松、沒有大喜大悲表情的王小波總是蜷腿縮在椅子里，抽著‘駱駝’或‘金橋’，那么大個子縮成一團。”面對世俗生活時的沉默不語和面對文學時的舉杯闊論構成了王小波性格的兩極，一面是“冰山”，一面是“火焰”。“蜷腿縮在椅子里”“大個子縮成一團”等類似的語詞構成了一種潛在的隱喻——人們面對文學式微的文化語境時所產生的一種脆弱和無力感。

更有意味的是趙寧對1995年教育部大院子女聚會時軼事的回憶，略帶悲情與苦澀：“王小波進來了，眾人鬧哄哄地要小波也來兩句，小波搖搖頭，倒了滿滿一杯啤酒一飲而盡，然后對著大家喊了一句：‘你們還好嗎？’”“你們還好嗎？”這一質詢，并非王小波從一時一地一事中得來，而是現代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面對嚴酷現實所能發出的唯一的一聲“吶喊”，飽含著文人之無盡酸楚。

如此曖昧的回憶性敘述似乎為王小波增添了更多的落魄感和悲壯感，不禁讓人想起一百年前魯迅講述的幾則落魄文人與酒的故事。那個穿著長衫站在“咸亨酒店”喝酒的孔乙己，只要沾上些酒意，便會顯出不飲酒時罕見的一股“不屑置辯的神氣”；“在酒樓上”的頹喪文人呂緯甫，喝些黃酒后便“眼圈微紅了”，以至“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孤獨者”魏連殳，則一意地喝燒酒，同時“發些關于社會和歷史的議論”，那般狀態與平日的他大不相同，甚至使“我”看見空書架，也會記起汲古閣初印本的《史記索隱》，感到一種“淡漠的孤寂和悲哀”；還有《端午節》中的那位讀書人方玄綽，喝下兩杯淡酒，青白臉龐便泛起暈紅，這時他便會興致勃勃地點上一根大號哈德門香煙，到桌邊抓起一本《嘗試集》躺在床上讀來……

如果將魯迅先生筆下的這幾則落魄文人的故事作為“互文”參與進關于王小波的敘述中來，上述幾則戛然而止的故事便具有了清晰的指向——

在關于王小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隱約看見孔乙己、呂緯甫、魏連殳和方玄綽的精神投影：衣敝履空，一杯薄酒，三分醉意，七分清醒，“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盡管經歷社會動蕩與時代轉型，但那一縷中國文人性情和落魄滋味依然清晰可辨。

03

民間版的文學史深處

隨著王小波的名字從陌生到熟悉，遺著“時代三部曲”很順利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被擺放在全國各地書店最顯要的位置，這與其生前艱難的出版遭遇形成強烈反差。作品出版后，王小波迅速擁有了大量“民間”讀者。一時之間，不但在網絡上涌現出自愿充當“王小波門下走狗”的青年群體，而且每年春天都會有無數讀者不遠萬里捧著鮮花、拎幾瓶燒酒或帶一封書信趕赴“王小波之墓”來祭奠、緬懷他，甚至曾經還出現“重走小波路”的致敬紀念活動……

孫郁說：“眾多讀者的目光，已經把王小波送進了民間版的文學史深處。”

誠哉斯言。

“民間王小波”的誕生，離不開艾曉明、李銀河二人對王小波形象的最初建構。關于“王小波”，在她們的言說中最早透露出從“現實主義”向“浪漫主義”轉變的傾向。

艾曉明作為最早從“民間”立場評介王小波小說的“專業”讀者，她的名字一直與評價言說王小波的合法性密切相連。王小波去世三個月后，由艾曉明、李銀河主編的《浪漫騎士——記憶王小波》出版。

在序言中，艾曉明從“民間”和專業批評者的雙重角度對王小波的小說進行了全面闡釋，將王小波視為中國的“傳奇”。在后記中，艾曉明說：

在二十世紀初年，那些希望改變社會的年輕人有許多理想，其中一個是“少年中國”，到了世紀末，這樣一顆少年的頑童心，代表了中國文學新素質的心靈終于呈現在未來世紀的地平線上。

在這里，艾曉明有意將王小波與一百年前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青年”聯系起來，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學啟蒙的肇始者，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二十世紀初的文化精英參與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學啟蒙話語的發生。艾曉明想表達的是，在二十世紀末，他們青年時的理想通過這位“頑童”的文學創作得以實現，在王小波不諳世事、天真浪漫的“頑童”形象背后，還佇立著一位“文化英雄”。

2002年的一個癥候性的文化現象是“王小波門下走狗”的出現。“王小波門下走狗”系列和《后王小波時代》等仿文在網絡上陸續出現并結集出版。不僅閱讀王小波成為一股大眾潮流和“生活風尚”，戲仿王小波的文風也成為諸多青年“特立獨行”和狂放不羈的自我宣言。

這一現象的出現首先源于二十世紀末中國“網絡文化”的興起。1998年，第一代信息技術精英開啟了中國互聯網的“門戶時代”，使這一年具有了“網絡元年”的紀念意義。中國網民數量的井噴式增長構造出一種獨特的“網絡文化”，網友對文學的批評構成媒體批評時代的另一種“讀者”身份。同年，作為“網絡小說開山之作”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網絡上連載，深受網友追捧。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2000年《悟空傳》在網絡上的走紅。有意思的是，無論是王小波、痞子蔡，還是今何在，他們的文字在戲謔、歡快和游戲的背后，都有著相似的文化和情感邏輯——當市場化、商品化和全球化成為二十世紀末的代名詞時，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混沌和虛無的精神困境，而他們在“王二”、孫悟空和金蟬子的身上恰恰看到了自己的處境，感受到了個體反叛與質疑權威的可能，所以當金蟬子吶喊出“要那諸佛都煙消云散”時，他們獲得了某種精神上的救贖。

2007年，在新浪博客“王小波十年祭”的相關紀念活動中，一群來自螞蟻社區的網友集體創作了悼念王小波的視頻《王小波1997》，一位名為“西辭”的網友為視頻配了一首原創歌曲——

朋友在MSN上告訴我4.11，1997，我才想起你走了已經十年……你寫的“時代三部曲”一直放在我的房間，但很久以來我都沒有再看一遍……時間轉眼過去了十年，我們其實什么都不能改變。平常生活離我們越遠，瘋狂游戲卻上演了年復一年。

懷舊并非指向歷史，而是指向歷史的消失。借由對王小波的悼念，他們勾勒出世紀初的文化輪廓。與其說他們是在懷念王小波，不如說是在懷念那個可以誕生“文化英雄”的時代，是在懷念一種已然逝去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這場頗具后現代風神的“表演”也獲得了李銀河的肯定性回應，她對最后兩句頗為贊賞，光陰已逝，世紀末的“游戲”與狂歡“年復一年”，持續至今。在二十一世紀的列車上，這群滿帶世紀末印記和傷痕的青年孤獨、焦慮又無力，只能以懷念王小波的方式，完成一場特殊的“成人禮”。

04

永恒的春天

迷戀王小波者，大多是青年或擁有青年靈魂的人。

王小波小說對自由、有趣的追求與堅守，王小波形象敘述中“頑童”“英雄”的天真、勇敢、浪漫與反抗、孤獨、特立獨行，都是王小波精神的構成元素。以“王小波門下走狗”為代表的一代青年群體或許還不曾從剛剛獲得解放的時代氛圍中清醒過來，就不得不獨自面對急遽變化的時代的迷惘與彷徨。那些宏大而枯燥的詞語，在這一代個體生命的熱流里已毫無意義。他們是隨“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薩特的存在主義成長起來的一代，鄧麗君的“美酒咖啡”、周星馳的“無厘頭”和王朔式的調侃，以消遣娛樂的笑聲淹沒了普羅米修斯般崇高而悲情的面龐。處于世紀之交的他們，早已不再相信那些舊的價值體系，而試圖創造一套新的文化空間。王小波的反權威、反權力的意識和心理，以及對自由、智慧、趣味的追尋與向往，恰好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在豆瓣讀書“王小波門下走狗”小組的首頁置頂著這樣一行字：“在小波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我認為在生命中最可珍視的三個元素：智慧、自由、樂趣。因此，經史子集可以看了頭疼，肥皂劇可以只看頭一遍，小波的小說卻可以歷久彌新，常讀不厭。”顯而易見，他們可以借由對王小波的懷念表述個人選擇的價值象征符碼。而對于當下青年而言，盡管王小波時代已相去甚遠，但對自由與浪漫的追求、對智慧與趣味的渴望，以及對個人權利的思考，卻是相通的。就像八十年代末青年對海子的哀悼一樣——“那情緒，那屬于青年的悲哀和傷痛，是相通的。”王小波精神，完全可以成為我們面對現實困境的強大力量和療愈成長創傷的棲息地。

每年春天，都會有一批批青年專程為王小波而來，他們并不滿足于隔山隔海的遙祭，不僅“重走小波路”，還不遠萬里奔赴至北京的“王小波之墓”打卡。海子的粉絲當年所做出的“行為藝術”，又在王小波的墓前重現——

約十年前和好友一起去的照片，他說昨天在課上放了這照片，算是回憶。記得那時我倆一起住在知春路，常看到個什么就背一句王二的雜文，另外一個人就接著背，一起嘲諷人間百態。后來再沒有這樣喜歡的作家，也沒有這樣的朋友了。

2021，411，傍晚四點多墓前，各種鮮花，有詩有信有漫畫還有李銀河的自傳和打開的二鍋頭，站在這都熏暈了。我帶了二鍋頭，自己喝，估計老王也喝不動了。

清明的時候去了王小波墓，小小的平臺上站了好幾個人，墓前擺了許多酒和鮮花，感覺最有特色的是巧克力和奶茶，大概是想讓他嘗一嘗后來流行的食物。一個人說下次帶雞湯吧，在那邊老是喝酒，總歸對身體不好。有人在他的墓前朗讀了幾篇喜歡的作品，有人送了一本書，有人留下了自己寫給他的信。我也不知道和他說點什么，講講自己在時間面前微不足道的煩惱又有點矯情了，那就先盡力正直且快樂地活著吧。

…………

這些“純情”而憂郁的青年，不僅將王小波作為言說自我、懷念青春的符碼，還將其視為撫平自身創傷和痛楚的一劑“良藥”，抑或是釋放情感的一個“出口”。

這不禁讓人又憶起曾經用來描述海子逝后的那個美麗而哀傷的句子——

一個永恒的春天，始終吸引著人們踏草而來。

【夏梓言  90后，蘄春人。在《散文》等刊發表作品，并被《讀者》等轉載。作品入選多個權威選本及中高考模擬卷。評論獲第二、三屆“吳伯簫散文獎理論獎”及第十一屆“新月文學獎”等；散文獲第四屆“四川散文獎”、第五屆“野草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