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侗族，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協會員，有作品在《上海文學》《民族文學》《青年文學》《山花》等發表，出版作品集四十多部，曾獲莊重文文學獎等。

盤村小注

◎潘年英（侗族）

亞王

在我們南方山區的鄉村待久了，你會發現，每個寨子都有一些自然形成的聚會中心，就是人們經常自然聚集的地方。那些地方并非一個固定的場所，而是因人因時而異的地方。我們盤村從前的聚會地點在“亞王”，現如今在“孟爛”。這樣的地名都是古侗語，現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些地名的原始含義了。作為盤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我當然知道。“亞王”就是“荒田”的意思，“亞”就是“田”，“王”就是“荒”，這是侗語的音譯。“孟爛”也是侗語音譯，意為“對門河”，但“孟”不是“河”，“爛”也不是“對面”，在這里，“孟”才是“對面”，“爛”是“河那邊”。這是真正的古侗語，知道的人已經很少了。但如果我要這樣告訴村里的年輕人，不僅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反而還會招致他們的譏諷和嘲笑。好吧，我什么也不說，就讓他們自作聰明地認為“亞王”是“王”出生的地方，把“孟爛”看作是“有爛泥田”的地方吧。

從前在亞王，家元的屋門口總是聚滿了人，有下棋的，有打牌的，有圍坐在一起抽煙說話無所事事的，還有專門來看熱鬧什么也不做的。家元你們知道嗎？我敢說，知道這個名字的人也不多了，他是盤村的第二任村支書，在任二十多年。第一任村支書是三爹萬，他在任時間更長，有三十多年。但他晚年恰逢改革開放，那時候，一字不識的他就有點跟不上形勢了，被自然淘汰，成了在亞王下棋時間最長的人。

現在，盤村人比較多的地方是我家門口，就是孟爛的橋頭那兒。那里有一堆堅硬的石頭，石頭里長出一棵大松樹。在我的印象里，那棵大松樹一直都是那么大，既不曾年輕，也從未變得更加蒼老。唯一的變化是，以前樹上有一個巨大的喜鵲窩，現在什么也沒有，只有幾枝孤獨的枝丫。我母親說，那堆堅硬的亂石以及那棵松樹，從前都屬于我爺爺的私產，而我現在居住的這個小小磚房，之前是一丘水田，再之前也是我爺爺的菜園。后來，菜園變成了農田；再后來，那年修公路，農田變成了我們家的廚房。母親說，那塊田是修公路剩下的一個田角，太小了，已經不便于耕種，當時的村委會就拿來拍賣，我母親出錢買下了，變成了我三弟的廚房。然后，我又在三弟廚房的樓上搭建了一間小小臥室，每次回家來，就住在那里。我的房子是斜對著橋頭的，推開窗就能看見橋頭大松樹下有人在打牌說話，吵吵鬧鬧的。

橋是水泥橋，單拱。當然啦，從前是木橋。橋下是一條流量不大的山溪。從前的溪水很清亮，現在渾濁得像是從工廠里排出來的廢水。為什么那么渾濁？不知道。河流的上游都是深山菁林，并沒有人家，更沒有工廠，哪里來的污染呢？有一天，我無所事事地逆流而上，終于在河流上游一段沒有農田的地方找到了答案——很簡單，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導致農田和河流本來應有的水生動植物大量死亡，河流自凈功能喪失，河水變成了死水……有時候我很佩服自己，總是能比很多人更早地領悟到一些生活道理，真不愧是村里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不過我已經說過了，很多話我不能說出來，一說出來就會招致村里年輕人的嘲笑。我大哥也曾經嘲笑過我，說我讀的書都是幫牛讀了，村里任何一頭牛都比我聰明，他說：“你看你比那些不讀書的人多了點什么？你什么也不多。你有錢嗎？沒有吧！你有子女嗎？我們村里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兩三個孩子，你呢？當然，名義上你也有兩個，但有一個在你身邊嗎？我把話說在這里，你將來一定是我們村流眼淚最多的人。”我大哥說這話的時候還沒有生病，我們村當時全部是木樓，還沒有一棟磚房，而且，那個時候也還沒通公路。大哥說了這話沒幾年就死了，死于腸癌。天知道那是一種什么病，反正他最后是吃不了任何東西，活活餓死的。在他死后不久，我們村先是通了公路，然后家家戶戶都修起了高大的磚房。果不其然，我是我們村唯一沒有住房的人，因為我考取大學那年，生產隊剛好在搞生產承包責任制，村里所有人都分到了一份屬于自己的責任田土，唯獨我沒有。支書家元對我父親說：“他以后是吃國家飯的人了，就不參與我們村里的任何分配了。”我父親摸了摸腦殼，笑著說：“嗯，那是，那是。”就這樣，我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第一個沒有一寸土地的人。在我們村，我父親創造了很多第一，我也創造了很多第一，我們都是村里有故事的人。比如說，我父親是村里第一個穿皮鞋的人，也是村里第一個擁有收音機和手表的人……我呢？第一個大學生，第一個沒有土地的人，第一個結三次婚的人……算了，這些都不說了。還是說我大哥吧。那次，大哥對我說：“我最擔心的其實是你，其他人我都不擔心，我那幾個孩子我都不擔心，因為他們都不愛讀書。”大哥說這話的時候，眼睛里有淚水流出來，他用袖子擦掉，然后，他喊我把碗里的酒喝干了。

凸岜

我們盤村，每一個山坳、每一丘水田、每一座山坡、每一口水井都有自己的名字。橋頭那堆堅硬的石頭，就叫“凸岜”，是侗語音譯，意思就是“凸出的石頭”。但“凸”不念“凸”，而念“崩”；“岜”也不念“岜”，念“bia”的第四聲。

大松樹下的公路邊，是我三弟的家。一棟破舊的兩間兩進二層水泥磚房，是我們盤村的第一代水泥磚房，一轉眼也有將近二十年了。房屋的外墻已經嚴重風化剝落，很多地方還長了野草。隔壁就是村委會，同樣是兩間兩進二層的水泥磚房，二樓是會議室，一樓是辦公室和廚房。經常有鎮上的干部來駐村指導工作，有時也在村委會吃住。從前，這兒是一處山坳口，有幾丘大小不一的水田。后來，公路從門前過，一塊不再適宜耕種的三角田被用來建了村委會，我母親和三弟又在修村委會余下的空地上建起了村里第一棟水泥磚房。

三弟能在公路邊建起那個小磚房，說起來全是母親的功勞。母親手巧、勤勞，年輕時力氣也大。據說她剛嫁來我們村的時候，能跟男人一起拉大木，不輸男人半步。她紡的紗是全村最細的，織的布是全村最多的。關鍵是，她烤的酒是我們地方上最好的。“喝一小口就臉紅。”直到現在，父親已在地下長眠多年，母親還常常在我們面前奚落和嘲笑父親第一次去相親時的窘迫情形。“阿婆說，男人還是要喝點酒才好，所以我才慢慢培養你爸爸喝酒，哪曉得他后來成了酒鬼，也死在酒壇子上了。”母親現在還經常對我們說起，剛嫁給父親的時候，我們家連一張床單都沒有。我問母親，那你們睡在哪兒。“睡席子嘛，睡稻草嘛。”母親這樣說我就想起來了，小時候我的確睡過竹席和稻草。夏天睡竹席我覺得還能接受，但冬天真的太冷了，我還記得小時候我和弟弟一整晚腿都沒有伸直過。

“我把那塊三角田買下來了。”有一天母親突然很神秘地對三弟說。那天有很好的太陽，母親顯得格外興奮。

“你買來搞哪樣？”三弟問。

“搞哪樣？建房子！”母親說。

見三弟還是稀里糊涂的樣子，母親又補充說：“他們計劃在那里建村委會，但錢不夠，他們就打算把剩下的一個田角賣了。好多人想買，我直接拿錢塞給計釗，那塊田現在是我們的了。等建了房子，我們就把小賣部搬到那里去，那里以后會是一個車站。”

一切都如母親所料，一年后，村委會建起來了，三弟的房子也建起來了，母親和三弟也順利地把小賣部搬到了新房子里。那里果然成了人群經常聚集的地方，也成了一個沒有站牌的車站。

我有很多記錄了那個車站演變全過程的照片。有時我會去翻看那些照片。有一張照片我印象很深，是母親和幾個叔媽伯娘一同坐在三弟新建的磚房門口聊天的情形。那時候，侄女佳佳也有兩歲多了，她伏在我母親懷里撒嬌，我母親滿面春風，笑容燦爛，坐在她左手邊的是大媽銀鳳和小媽架仙，也一樣滿臉笑容。母親的右手邊依次坐著堂伯娘大媽銀仙、大嫂桂紅和二嫂照英……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都會流淚，因為那個時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和我的第三任媳婦感情也沒有太多裂痕，比侄女大五歲的女兒正在念小學，我們一家人親密無間。我時不時會驅車帶家人回來探親，所以母親臉上的笑容才那么燦爛，那么迷人。當然現在一切都不復存在了，照片上的人，除了母親和侄女佳佳，其余都已經不在人間。

居

母親獨自一人枯坐在堂屋門口，公路上車來車往，很少有人跟她打招呼。這在從前，她是要罵人的，但現在她習慣了，自從前幾年那場大病之后，她對待所有人和事都變得更加寬容。

現在說起來已經是前年的事情了，12月間，母親病倒了。什么病？不知道。問她哪里不舒服，她也說不出來。病癥就是吃不了東西，吃了就會吐。我問她怎么引起的。她說從三弟家回來后就這樣了。

事情似乎要追溯到更早以前的一段時間，大概從大前年開始吧，母親一直覺得心臟有些不大舒服，我帶她去縣醫院住過幾次院，但都查不出病因。有一個醫生懷疑是胃病，打算給母親做胃鏡檢查，母親堅決不同意，她說她的體力肯定不能支撐胃鏡檢查帶來的消耗，醫生覺得她說的也有道理，就開了些藥叫她回家吃吃看。她剛回到家，又說不行了，一定要去醫院。我再把她送到醫院，結果還是一樣。查不出病因，所以無從治療。我也懶得帶她回家了，直接把她交給三弟。三弟在城里買得有房子，一家人都住在城里。三弟媳在縣幼兒園上班。有一天回家來就大聲嚷嚷廁所沒沖，問是誰干的。家里其實只有侄女佳佳和母親兩個人，佳佳說不是她，母親不說話，但問題是，如果佳佳說不是她，那就必定是母親無疑了。母親這個時候就很生氣，但她生著病，不想說話。等三弟媳去上班之后，她給三弟打電話問他在哪里。三弟說在開車。那時候，三弟買了一輛面包車搞營運，掙些小錢養家糊口。母親以命令的口氣對三弟說：“你現在，馬上回家來！”

母親向來很寵愛三弟，寵愛程度至今仍被盤村人津津樂道。

“好的。”三弟說。

他不知道母親是在生兒媳婦的氣，還以為出了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趕到家，母親已經收拾停當，說：“走，現在，你送我回老家去！”

三弟還有些遲疑，母親卻已經走到電梯口了。

就這樣，三弟只好老老實實把母親送回家，結果母親一路上都在吐，到家后，還吐。后來是吃什么吐什么。那一年我還沒退休，還在站最后一班崗，我是在我們家的微信群里看到母親病重的消息的。我趕回家時，母親已經病得氣息奄奄了。三弟和三弟媳已經在安排后事。幾個在外省打工的妹妹也全部辭工回家來了。在廣東打工的二弟最后一個趕到，問母親：“媽，你咋病成這樣子了？”

我母親說：“你送我去醫院。”

二弟就問三弟：“媽說要去醫院，你們為什么不送她去醫院？”

三弟和三弟媳就說：“她都病成這個樣子了，還能堅持到醫院？”

二弟就上樓來找我，“大哥，媽說她想去醫院。”

那時候我正在樓上聯系我的一個醫生朋友，朋友是心腦血管病的專家。我把母親的所有診斷結果和癥狀全部對朋友說了，她最后對我說：“鑒于這種情況，我不建議你再送她去醫院，如果一定要送，也只能叫120急救車來接，你不能再開車送她了。”

幾個妹妹其實也想到了，她們甚至都打聽過了，叫120急救車需要自費支付400元現金，不能報銷。我說錢不是問題，只要能把媽媽送到醫院就可以。

我去問母親：“媽我們想送你去醫院，你能堅持得住不？”

媽媽說：“那我不曉得……”

從來說話都很爽快的母親此時顯得遲疑和猶豫，三弟和三弟媳乘機勸我們放棄送母親去醫院……我是一個在小事上偶爾糊涂但在大事上卻很清醒的人。當我看到三弟和三弟媳阻止送母親去醫院，我反而更加堅定了。我說：“這個事情就不討論了，我已經決定了，送媽媽去醫院。120的車我也喊來了，已經在路上了，你們現在就去給媽媽準備住院的東西。”

我很理解三弟和三弟媳的想法，他們并非對母親有什么怨恨，相反，他們對母親是很孝順的，尤其是三弟，那幾年他照顧母親的時間是最多的。他們擔心的是怕母親死在路上。按照盤村習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進家的，那樣的話，媽媽的靈魂就未必能回到家里，而會成為外面的孤魂野鬼。

盤村人把這種游蕩在外面不能進家的靈魂叫“居”。

……

（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