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海內外有關白居易生平與傳記類的著作，如果不計年譜和家譜的話，至少超過百部。其中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第一部，是郭虛中著《白居易評傳》，由正中書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有現(xiàn)代學術色彩、較為完整的白居易傳，則首推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772—846 A.D.），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傳記，同時也是一部有影響力的西方漢學經典。

盡管錢鍾書先生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曾批評韋利早年所譯《中國詩歌》“暗中摸索語，可入《群盲評古圖》”（《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9月版），但置之于漢學發(fā)展史來看，《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詩人詩文作品為史料的中國作家傳記，1949年在倫敦和紐約同時上市，甫一出版，即被高度重視，影響至今，堪稱漢學經典著作，同時也被譽為阿瑟·韋利漢學成果的首選代表作，這恐怕是學貫中西的錢鍾書先生始料未及的。

其實阿瑟·韋利選擇白居易為傳主，并非僅僅出于其“淺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經歷和文學觀念的認同。阿瑟·韋利最先是以詩人的身份榮膺文壇的。早在羅格比公學就讀期間，韋利就萌發(fā)了對詩歌的興趣，1963年2月18日，英國BBC廣播電臺知名主持人羅杰·佛勒對韋利進行過一次專訪，訪談中韋利談及自己中學時曾寫過一些短詩。在劍橋大學上學期間，韋利加入燒炭人俱樂部，他們經常聚會郊游，討論詩歌的不朽問題。韋利雖然是以翻譯者的身份名揚文壇的，但許多英國評論家都將他當作英國的詩人，將其譯介的詩歌作品視為英國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例如當代英國詩人沃爾夫在《中國詩歌》前言中稱，應該把韋利的英譯漢詩“看成是一個20世紀的英國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并以此為基點來評判它們”。

對詩歌的鐘情，是拉近韋利與白居易距離最切而近的線索。在韋利翻譯的中國詩各個版本中，幾乎所有的譯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譯的白居易詩作的數(shù)量近乎其他詩人總和的十倍。為詩而狂、嗜詩如命，乃是韋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旨趣愛好。白居易《山中獨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消，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恍若與神遇。自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林壑，猿鳥皆窺覷。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韋利的學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首詩為題，易“獨吟”為“狂吟”，編有《山中狂吟——阿瑟·韋利譯文及評論選》。

因為性格的原因，韋利雖喜交友，但說話甚少。而其邊緣的猶太族身份以及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法西斯對猶太人的戕害在他記憶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英國逐漸蔓延的反猶情緒也使他的處境極為被動，這些因素加劇了韋利對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厭倦。他一生不涉政壇，不謀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連自己在大英博物館的工作也辭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戰(zhàn)”期間從事過一段審察員工作外，再也沒有擔任過其他的官方職位。靜謐恬淡是韋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至樂。于這一點，遠在東方的白居易成為他的知音。

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專家花房英樹翻譯成日文出版，1988年3月又有新裝第二版。遺憾的是，這部重要的西方漢學經典的漢譯本，卻一直沒有出現(xiàn)。終于，在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國語大學顧鈞與首都師范大學陶欣尤合作翻譯了這部《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收入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支持、葉嘉瑩先生主編、陳斐執(zhí)行主編的“域外詩譚譯叢”，由華文出版社推出（以下簡稱顧譯本）。

顧譯本共24萬字，全書分為14章，依年代順序敘述白居易的一生。阿瑟·韋利原著并無章節(jié)標題，顧譯本為了方便閱讀，添加了章節(jié)標題。《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聯(lián)系唐代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以《舊唐書·白居易傳》相關記載為綱，結合白居易及其友人的詩文作品，敘述了白居易的一生。書中引用了大量白居易詩文策判等作品，其中詩歌的數(shù)量最多，共有100多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韋利在中詩英譯集里翻譯過的，其余部分的詩歌新譯則是為史實敘述服務。倪豪士《英語世界中的白居易研究》曾指出：“雖然有著以上非常顯著的優(yōu)點，這部書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詩歌是作為歷史價值來使用的，很少看到對這些詩歌的分析。”（《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五卷“圍繞白詩受容的諸問題”東京：勉誠社，1994年9月版）這是對于利用詩歌作為史料方面令人遺憾的一點，不過考慮到這部書的本意是要以詩證史，而非因史析詩，因此也不必苛求其本身內容與藝術分析上的欠缺。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突出了與白居易關系密切的人物，特別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劉禹錫、崔玄亮、李建等。這一方面是將白居易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放在更大的脈絡中來考察，凸顯書名里“時代”的內涵；另一方面也基于韋利對中國古代詩人的認識：極重友情。書名中“時代”的內涵，還體現(xiàn)在韋利對于白居易所處中唐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介紹和論述，其中含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細節(jié)，如土地與稅收、宮廷道教、監(jiān)獄管理、官員工資、國家和地方祭祀活動、《霓裳羽衣曲》、“司馬”職位的由來和性質，等等。

書中所引詩歌和策判等公文都是用作歷史資料，對于其文學價值則很少評價，唯獨對《長恨歌》和《琵琶行》做了例外的評價，不過都是負面的批評。應該說，韋利對白居易這兩首長篇敘事詩的看法和解釋都相當主觀，包含過多的個人因素，而實際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兩首詩的廣受歡迎，這更給他的解釋添上了牽強意味。雖然主觀見解無法避免，但韋利的客觀態(tài)度仍占主流。比如在譯詩時，韋利認為白居易的諷喻詩并不是他最好的詩，對詩歌承擔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學觀念也不以為然，不過在這部傳記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紹《與元九書》，翻譯了其中大部分內容，并用自己的話來串聯(lián)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學觀和以此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觀介紹清楚，顯得客觀很多。在譯詩時，韋利更看中的是白居易的個性，而在傳記中，則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懷進行了必要的強調。

總體而言，站在漢學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的成績與優(yōu)長是主要的，因此不愧為阿瑟·韋利眾多漢學作品中影響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結晶之作，評以精彩絕倫、引人入勝，絕非過譽。76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部傳記，不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稱是一部有影響力的西方漢學研究經典著作。顧譯本譯筆流暢平易，極好地傳遞了原著的神韻。從白居易到阿瑟·韋利，再到顧譯本，可謂由著者、譯者和編者共同參與了一場跨越時空的經典接力跑。隨著白居易這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聲名遠播并廣受喜愛，相信這部譯本也同樣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