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巖是我鄰居家的兒子，他的父親李永慶死了有四五年，具體的日子我記不太清楚了，我沒有趕上他的葬禮，同時讓我忘掉的，還有那幾天我究竟在外地忙些什么呢。當然，我不是說我為沒參加鄰居的葬禮感到遺憾什么的，只是那幾天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覺像是白活了一樣——有種人生果然是虛無的哀嘆。如果我沒外出，走出家門，向東邁個幾十米，就到了李巖的家門口，目睹李永慶的葬禮，那我肯定會記憶猶新。這也不妨礙，喪事的所有流程都在我的腦海中，再熟悉不過。我想表達的是，每天都有太多的信息和瑣事塞在我們的腦子里，重要的、不重要的，該記住的、不該記住的，幾十年的老鄰居病故，若能參與其中，的確是個很好的記憶點，可我錯過了。

我能想起的是，老付在手機里向我報喪，得知我在外地趕不回來時，有些情緒，隨后罵了句臟話。從人情世故的角度，我作為一家之主，且是三十多年的鄰居，紅白喜事不出面，有點說不過去。她覺得，為了鄰居，我專程趕回來，沒必要。這一切都是我們內心的掙扎，對沉浸在親人離世悲痛中的李巖家人來說，我是否參加，心里也沒那么在乎。事后，發小劉祥說，排場，人不少，咱這條胡同都擠滿了人。李永慶歲數不算大，五十出頭的年紀，親友們大多也健在，他生前狐朋狗友也多。老付說她去幫忙刷了兩天的碗。這意思是，其中一天碗是為我刷的，若是我在家去幫忙，她只用刷一天碗就行。至于喪事后招待的大鍋飯，劉祥評價道，味道還行，肥肉片子不少。

在劉祥和老付對我的講述中，都有意略過了李巖，或者說，這個沒必要提到。作為家里的獨生子，有長輩在身邊叮囑，圍繞喪事，他的一切舉動都遵循著孝子應有的禮節，報喪，守靈，搭禮叩拜，卸孝布，摔碗，西方指路，執杖，去殯儀館火化，抱著骨灰盒到陵園，放骨灰，填土，燒紙。這些程序，對我和劉祥這樣喪父的人來說，都已經歷過。

如今，我和李巖都是沒有父親的人了，可以拋開父輩不談，介紹下我的鄰居李巖。這樣也不夠準確，我平時在城里住，李巖婚后也在城里有了落腳的地方，雖說房子是女方家里買的，也很少回村。嚴謹點，我和李巖是農村老家的鄰居。我比他年長七八歲。下面要說的事，已經過去十年了。按道理，這件事，我也不應該記得太清楚，不是多么重要的事。只不過，那事還留在我的腦海中，歷歷在目，沒有被其他的記憶占據。這緣由大概是，那天是我和李巖幾十年來，最為交心——也談不上，或者說長時間——兩個小時左右，待在一起的時間。作為鄰居，我們的相處就是偶爾在村里碰到，點個頭，問一句，回來了。答一句，嗯，回來了。都是我問，他答。我們也會在春節時，站在胡同口——我和他家中間過道，駐足點上一根煙，說上兩句話。比如，越來越沒年味了。看春晚了吧，不好看。早上幾點起的？煙還沒抽完，該有的禮節性的問話結束了，自有一個人先回去，一般都是李巖。

我們的父親都是寡言的人——酒后不是，但那會兒說話只是一種表演形式，沒多少內容可記。他們還活著的時候，會在一些場合上碰頭——各自蓋屋，給其他的鄰居幫工，坐在酒桌上言歡。李永慶的酒品不行，喝多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會動手打人。就沒聽說，他倆有什么過節。我爸對他的評價是，永慶人不孬。李永慶攔路搶劫，吃了六七年牢飯，李巖念初中前回來的，錯過了兒子的成長期。也可以說，父子倆的記憶，都是從那會兒起步的。鄰居幾十年，又緊挨著，我爸和李永慶進出遇到，點個頭，打個招呼，互相遞上一根煙——如同他們死后，我和李巖的樣子。李永慶有飯后散步的習慣，一個人，經胡同，向北到屋后，從小路向西，去鐵路。他親哥是他的東鄰，哥倆都有這樣的習慣，從不結伴，遇到也只打個招呼，心照不宣，反向散步。納涼的季節，李永慶光著膀子，前胸后背的紋身在暮色下猶如沒有洗掉的灰塵。出獄后，老李不滿三十，學了電氣焊的手藝，經十余年后，成了廠子里的頭，除了急活和有點難度的，不輕易出馬。他吃久了牢飯留下心病，頓頓離不開肉，身上也掛了肉。不過，我對他的記憶，留在他病重后的瘦骨嶙峋。他飯后散步，因心情而論，與婦女們打招呼或裝沒看見。他走遠后，婦女們才恢復剛才的喧鬧。眾人對他敬畏，或者說是躲避，與他的案底有關，差點把人捅死，不是小事。我的父親呢，家里總有忙不完的活兒，或者說是顧家，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兒，吃口飯，繼續忙這忙那。他倆相差十余歲，如我和李巖一樣。兩個人碰到，打個招呼。一個說，散步呢。一個說，劈柴禾呢。

婦女們活得壓抑，極少有沾染喝酒、抽煙的惡習，更別提尋歡作樂的機會，她們能做的就只有在互相的傾訴中，得到短暫且有限的緩解。李巖的母親會回去把我家的情況與兒子分享多少，我不清楚，也沒問過。老付倒是都和我說。

老付皺眉說：“永慶看著也不像這種人。”李媽唉了聲，說：“喝了馬尿就變了個人，在家里懶死，往沙發上一坐，扎下根了。”老付緊跟一句：“我那口子倒是不懶，眼里都是活兒，就是太老實了，在外面啥都說不出來，吃虧回來，跟我耍本事。”李媽說：“小叔這人是勤快，咱村里找不出第二個來。”老付嬉笑，“你的意思，我還占著便宜了。”又寬慰道，“男人喝點酒也不算大毛病，永慶碰到人笑嘻嘻的，每次見了我都喊聲嬸子，有啥事都幫忙。”李媽擺手，臉朝何一邊，“我煩他沒事就招呼一幫人來家里吃飯，扔塊肉讓我做飯，喝了酒，滿嘴噴糞，吵吵幾句，一個個的動手摔碗的，這不都是錢嗎？”老付笑了，“下次你把碗都端出來讓他們摔。”李媽跟著笑，“真摔了咋辦？”老付壞笑，“你狠狠心，下次往菜里下藥，吃死這些王八肏的。”李媽也跟著笑，“家里倒是還有老鼠藥。”

又過了幾年。老付的丈夫先走了，李巖長大成人。老付和李媽兩個人在門口碰到，老付嘆息道：“誰也體會不到我的心情。”李媽寬慰道：“嬸子，凡事想開點，人都有這么一天。”老付眼里冒淚，“話是這么說，走得太早了，虛歲才五十六。”李媽無語，手里提著的垃圾桶不知道該不該放下，只好聽下去。老付抽泣著，“倒是沒花多少錢，等發現就晚期了，他可真能抗，身上不得勁也不吱聲，還整天出去干活兒，早晚疼得起不來床，才答應去醫院，結果醫院也不敢收了，好歹做了個手術，也不管用。從醫院回來，他整天疼得叫喚，嫌我不給他治，咱心里的委屈誰知道？拿偏方，喝中藥，求這個神，拜那個佛，他倒是不想死，誰也不愿意走這條路，生了玍古癥候，沒辦法，有錢的也沒治，別說咱這老百姓了。”李媽邊聽肚子邊吸進去不少涼氣，跟著提起新聞聯播里說國外一個前總統也死了，她叫不上名字，又覺得離得太遠，所以又分享四里八莊這陣子死掉的人，有錢的，當官的。在這些死訊中，總會讓她們暫時忘卻自身的悲傷。一會兒，李媽從家里出來，手里提著自己果園摘下來的桃，遞到老付手里，“永慶不吃桃，我自己也吃不了。”

又過了幾年，李永慶查出癌癥，硬撐不到三年，也去閻王那里報到了。老付和李媽，這兩個喪偶的人站在胡同里，又你一言我一語。老付說：“盡心就夠了，永慶生病這么久，你照顧得這么好，沒啥遺憾了。”李媽抹淚，“家底掏空，人也沒留住，圖個啥？”老付想起過去的自己，眼睛也跟著泛紅，“話是這么說，病又不能不治，錢花了再賺吧。”李媽扭過去身子，“話是這么說，指望誰去賺，我這里疼那里疼的，這歲數出去干活人家也不愿意要，李巖到現在也不成人，現在的錢又不頂用，睜開眼都是用錢的地方。”老付安慰道：“他這才二十出頭，有他自己的路，你就別操心這么多了。”李媽回過身，坐在石頭上，捶著腿說：“我這才算明白，你那時候的心。”老付彎腰摸了下石頭，挺牢穩，跟著坐下。李媽繼續說：“他活著的時候，我心里也煩，伺候病人，不是輕快的差事，人一下子沒了，家就空了。”老付深有體會，附和道：“是這個理，就算他啥活兒也不能干，躺在那里喘著口氣，也是有那么個人，伺候他再累，咱也愿意。”李媽問：“嬸子，當初你是怎么熬過來的。”老付笑了，“日子長了早晚習慣，你這才幾天。”李媽站起來，提著垃圾桶要回去。老付讓她等下，從屋后的菜園挖出來一把蔥，塞到李媽手里，“我一個人也吃不了，你留著。”李媽接住，扔下一句，“我現在也是一個人了。”

李巖不是學習的料，念完初中，沒考上高中，也不愿意去技校。他迷上網絡游戲，在家里待不住，跑出去幾天不見人影。晚上，村里夜深人靜，李巖家的兩條大狼狗一陣狂吠，又是一陣凄慘的鬼哭狼嚎，李巖撞開大鐵門，順著胡同向西跑出去。李永慶提著棍子，跟在后面，罵道：“肏死你娘，我宰了你吃肉。”隔一陣，還會這樣。略有不同的是李永慶怎么罵，是把兒子剁碎了喂狗，還是直接活埋。白天，經一夜的驚嚇，鄉鄰們聚一塊閑聊，見李媽出來，逮住盤問：“咋回事，還以為出人命了。”李媽不以為然，“該打，打得輕。”兒子的事跡經她的嘴巴，散布出來。白天家里沒人，李巖打電話把收糧食的喊來，賣了幾袋子，拿著錢又跑去上網了。眾人添火，“出息了，一般孩子還辦不到呢。”等李媽走遠，她們繼續交流，“打也沒用，也不看是誰家的孩子，也看他爸是誰，胎里帶著的。這是個孩子，不是雞，也不是狗，死了還能宰了吃肉，可別真給打死了。”眾人又說起李巖自小心臟不好，好不容易養活，隔三岔五生病，喘不開，臉色發紫。細算下來，他住院請北京的醫生做完手術，也沒幾年。又說到，那會兒李媽還上了當地的電視臺，作為新農合的典型，作了感謝政府、感謝黨的發言。開了話頭，就剎不住閘了。她們又說到李永慶，“年輕不干正事，犯了事，到牢里清閑去了，把老婆孩子扔在家里，這回來才幾年，知道管教兒子了，逞能耐，打出個好歹，哭都找不到個地方。”李巖手里有點錢，出去十天半個月不回來。為了不讓兒子出去惹事，李永慶買了電腦，拉上了網線。

過了幾年，李永慶把酒戒掉，不算徹底，不喝白的，家里來客人，偶爾喝點啤酒。客廳的墻上貼著一張他哥寫的“戒怒”的書法。這么過了幾年安生日子，李巖長到滿十八歲，打游戲之外，又長了本事，把從網上認識的小姑娘帶回了家。李媽沒往外趕，多雙碗筷的事。有時逢人夸贊，這是兒子的本事，能到結婚份兒，也算替家里賺錢了。自己的兒子沒學歷，也沒本事，還有點病，不好找對象，彩禮一年年漲，還要車要房的。又過了一陣，李媽心態有了變化，出來和鄰居們閑話，“小姑娘趕不走，也沒眼力勁兒，吃完飯，碗都不刷，只知道沒錢了喊聲嬸子，往我身上蹭，想吃零食，拽著我胳膊去超市。”那會兒，李媽在村里打掃衛生，一個月四五百塊錢，給他倆花還不夠。這對小年輕關在房間里，沒日沒夜地打游戲。游戲打累了，探尋男女奧秘，動靜不小。李巖脾氣倒是好，吵架不動手，只是罵得有點難聽。女的走了，十天半個月又乖乖回來。問去哪兒了？她也一五一十地老實交代，到別的男孩家里去了。當然，女的不在的時日，李巖也沒閑著。我和李巖下面的這次閑話，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這天中午，我剛吃完飯，李巖問我能不能帶他去一趟城區。手機里來回聊了幾句，他爸不愿意開車送他，他自己又沒錢打車，坐公交車還要等，有點不像話，找人太慢，他心里等不及了。他聯系不上一個女的，一定要找到她。我們出發，路上，看李巖的樣子就知道他已經深陷感情的泥沼了。那女人的情況，他不愿意多說些什么，主要是沒力氣，至于具體要挽回還是什么，他也沒有一點主意，就是想要見到她，他六神無主，待在家也什么都干不了，他失魂落魄地，活著和死了一樣。夏天，中午，烈日當空，到處明晃晃的一片。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些什么，有意回避著什么。接下來的對話，我的說教味很重。我問：“你今年多大了？”他說：“二十了。”我說：“你有什么愛好嗎？”李巖笑了聲：“我愛好打游戲。”我說：“你覺得自己有什么特長嗎？”李巖說：“對電腦還有些了解，有些小毛病，我自己就能修了。”我說：“你學學這一塊吧，編程什么的。”李巖說：“我學習不行，上了初中數學沒考過三十分。”李巖有些心煩氣躁，他幾乎一夜沒睡，聯系不到這個女的，讓他心里發狂。我問：“沒文憑沒關系，得有門手藝，你爸電氣焊，就賺不少錢。”李巖苦笑：“他是行，我熬不了夜，身體受不了。”我說：“干點輕快的。”李巖說：“沒啥意思。”他的耳朵扎了個耳釘，我說：“我也扎過，長起來了。”李巖不再說話。

十幾分鐘后，到了城區，牛山路上有不少網吧。李巖也拿不準人在哪一家，就讓我從牛山路的西邊到東邊挨個停下。我停下，李巖下車，低著腦袋，快步向前，跑進網吧，過一會兒，又垂頭喪氣地出來了。我問：“在里面沒？”他搖頭。又開一小段路，停下。他進去，沒一會兒，又出來。緊接著，向前，旁邊的一個網吧，又進去，再出來。往前開，到了路口。我想起來，之前我也總來這邊通宵上網。我問他：“確定就在這邊的網吧嗎？”李巖搖頭，又說：“她一般都在這邊。”我說：“耐住性子，找吧。”往前開，到了新華書店。我在路邊停下，他進去，這次去的時間有點久。我熄火，下去抽了根煙，在想會不會出什么意外，正打算抽完這根煙進里面時，李巖出來了。這次，他把頭低得更低了，緩慢走著，似乎熾熱的陽光把他曬干了。到了車里，我發動汽車。他說：“回去吧。”我問：“找到人了？”他說：“在里面。”我看著他，等他說。“都過去了。”他苦笑幾聲，把臉埋在兩只手里面，出了一層水，分不清是汗還是淚水。我抽出一張紙給他。往回走，我說：“感情的事，勉強不了。”一陣沉默，到了鎮上，經過一個五金店。李巖癱在座椅上。我指給他看，“這個店是我初中女同學的父母開的。”李巖沒搭腔。我說：“我初中那會兒喜歡她。”李巖多少恢復了精神，看著我。我繼續說：“前兩天，我從這里過，看到她正好站在門口。初中畢業到現在，多少年了，快十五年了，我第一次見到她，還和以前一個樣，我就伸出手，喊她名字，打了個招呼，她應該看到了，也可能沒看清，車就開過去了。”

十年后的一天。我回村，看到李巖從村口出來。回到家，吃完午飯，我在微信上問他：“你回來了。”他說：“回來了。”我說：“我在你家門口，開門吧。”李巖打開門，我走進大門，他沒有在前面引路，落在我后面，我也就沒繼續往里走，兩個人站在大門靠里口處。我問：“你剛才干啥去了？”他說：“家里沒雞蛋了，我去買了幾個。”我從罩廈向里看去，客廳有點亂，遠不止于沒辦法招待人。他察覺到我的目光，解釋說：“太冷了，屋里陰冷，還是外面暖和。”我說：“這幾天還算天好。”李巖說：“家里啥也沒有，冰箱也關了，東西也讓我媽都拿走了。”我說：“你也不常回來。”李媽前兩年又找了個老伴，住在另外的地方。我問：“你家的兩條大狼狗呢？”李巖說：“我爸早就宰了吃了。”我看到墻根處擺放著一堆花盆，有些植物已經枯萎。我說：“你爸沒了四五年吧，我正好有公事在外地，沒趕回來。”李巖說：“嗯，差不多這么久了。”我說：“這些花都是你爸養的吧，該澆水了。”李巖說，“你要不搬幾盆？家里沒人，沒人管的，都讓人搬走了。”我說：“我也不會養。”我走近看了一會兒，有幾盆已經干了。我問：“你回來待幾天？”他說：“住十天半個月的吧。”頓了下，他又說，“方便面快坨了。”我說：“我還以為你吃完飯了，那你先吃吧。”

說完，我往門口走。他把我送到門口，照例客套了句：“再來。”我留步，“要不我看著你吃吧，還想和你說點話。”說完，我又走進去。李巖坐在沙發上，掀開方便面，旁邊一盤炒雞蛋，大口吃著。我環顧四周，墻上貼著一張泛黃的結婚照。我問：“你結婚幾年了？”他說：“八年了。”我說：“你今年才多大。”李巖說：“整三十了。”我說：“那你結婚也太早了。”他苦笑了下，“快過不下去了，想離了。”我說：“沒孩子是容易離。”他說：“要不上。”我問：“你還記得有一年，咱倆一塊去城里找人嗎？”他點頭，“記得。”他埋頭吃方便面。我們沒再說話。我腦海中想到，李巖還幾歲的時候，大夏天，大人乘涼，我們趁著黑，捉迷藏，你追我跑，出了一身汗，他身上還有一股好聞的奶香味。現在，他啤酒肚不小，穿著棉拖，褲腳耷拉到地。我又想起，李永慶還活著的時候，有一年蓋后面的車棚，我去打下手。中午，我在他家吃飯。那時，在場的，還有李巖的小叔，但我不記得他是否在家了。那頓熱鬧的飯局，如今，成了眼下，我和李巖坐在這里，看著他吃方便面。李媽不在家，李永慶也不在了。我說：“你爸那時候很喜歡釣魚。”李巖說：“魚太多，我都吃膩了。”我問：“你不喜歡釣魚？”他搖頭，“我坐不住。”我問：“你這還玩游戲嗎？”李巖說：“不玩了，電腦在這里，都好幾年不開機了。沒意思。”我說：“你媽做的紅燒魚很好吃，我吃了一次，就記住了。”他端起面桶，喝了口咸湯，“她現在做給別人吃去了。”

【作者簡介：魏思孝，1986年出生于淄博。淄博市簽約作家。著有長篇小說《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眾》《王能好》《土廣寸木》等，作品集《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兄弟，我們就要發財了》等。2024年，入選第三屆“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計劃·年度特選作家”，曾獲第七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