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世界森林日這天，我和崔君進行了一場以采訪為名義的聊天。

她的語言別開生面，與她一開始形容自己“嘴笨”并不相符。

崔君在北京確實有一份文學類的事務性工作，2018年從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碩士畢業之后，到現在已有近7年。一旦工作忙起來，小說寫到什么程度就成了次要問題，寫不寫完全是自己的事。

和大部分外鄉人一樣，崔君在北京的生活也未必輕松，她也被那些命運、性格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規律影響著。上世紀90年代生人，她也經歷過互聯網之前的童年，和互聯網之后的社會變遷。我突然意識到，崔君首先是一個從山東來到北京的年輕人，然后才是一名小說家。

在繼去年的《冰淇淋廠冬天在干嗎》之后，今年崔君又出版了新的小說集《有山有谷》，里面的故事多橫跨在鄉村與城市之間，被出版界評價為“新勢力”寫作者。對于這個“名號”，崔君覺得有點心虛，她說自己是個容易自我懷疑的人，現實生活中更是習慣自己待著，不習慣當眾表達。

聊天的過程中，我們一致認為，一個人的來處是性格的骨架。從一個資源匱乏的農村，到在大城市里求學、工作，我們很容易想象和理解這條路上的溝坎。她毫不客氣地稱自己為“小鎮做題家”，這大概也是90后這代人的一種成長路徑，只不過從“小鎮做題家”到“科班作家”，這中間有太多的偶然了。

她覺得，和許多現代社會的學科一樣，學院提供了基礎知識的獲得，這比自我教育要高效一些。即使自己摸索也會總結技巧。簡單的一個故事，也存在好的講法和不好的講法。大學的時候，她很想寫小說，可不知道應該怎么寫，后來的學習對她很有用。文學是非常包容的，有想表達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寫寫試一試。不同作者們的路子都有出彩的地方。

一談到寫小說，崔君就鋒利了起來，盡管她現實生活中是個追求平靜的人，有個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的愛人，喜歡養些花、鳥之類可愛的小東西，寫作更像是一塊自留地，如今這塊地上長出了樹，在生活場景的多重變換后，她從樹葉之間的縫隙里，打撈一些過去的人事物。在她的小說里，總能讀到對世界與人性有如孩童般的卻又近乎冷靜的叩問。

01　從小鎮做題家到小說家

1992年，崔君出生在山東省臨沂市下轄蒙陰縣的一個小村莊，很長一段時間，她就在那兒的河里、樹林里玩，寫作業、干家務、幫著帶小孩，妹妹剛出生的時候，她只有9歲，也還是個孩子。

在山東農村里有一種迷信的說法，小孩在山野間玩得忘乎所以，容易“掉魂”?；昶敲撾x軀體，像尋常物品一樣，掉在了樹林和小河邊，癥狀之一是精神萎靡。在崔君想來，“掉”這個動詞干凈利落，似能聽到魂魄落地的聲響。她說自己興奮過度后容易偏頭痛，這會讓她想起這個詞。所以，在她心里，有一根線拴著向上的那個氫氣球，反而心情平和時她能做許多事，包括寫作。

對于蒙陰，她試圖用“沂蒙山小調”和“孟良崮戰役”來向我形容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處在山東省西南邊界地帶，既不靠海，也離省會城市較遠，相對閉塞，想要去北京，需要先從蒙陰縣搭車到隔壁的平邑縣，才能上鐵路。

在熟人社會，崔君從小到大聽得最多的，是鄉里鄉親之間的家長里短。她說，這些事情讓她感覺很親近，隔了二三十年再回看，也帶有了讓人感慨的命運感。就像《有山有谷》中，現在大家吃得飽穿得暖了，但有些鄉村女性的心理問題和精神困境是沒有出口的，倚靠搖搖欲墜的教義減緩苦痛是無奈而又殘忍的。除此之外，就是與自然為伴，莊稼、林木、昆蟲，野草野花。對于那些微觀世界，她總是格外地細心和敏銳。四年級的時候，崔君寫了一篇作文，《捉知了的三種方法》，那是她印象中第一次因為寫了什么東西而得到別人的稱贊。

隨著年紀增長，崔君讀完中學大學，最后在“去工作”還是“去考研”之間選擇了后者。她對文學抱有幻想，于是想試試北師大。臨近報名的時候，她心思一動，把原本傾向的外國文學專業，改成了文學創作。很多年后，當她回憶起這個有意味的瞬間，依然覺得充滿了戲劇性。

研一之后，崔君完成了一篇4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金剛》，寫的是家鄉鉆石礦的故事。臨沂地區金剛石礦產豐富，在上世紀70年代，農村姑娘魏振芳鋤地時，挖出了瓶底兒大小的“常林鉆石”，這也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天然鉆石。這篇小說寫完她很高興，感覺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比起同齡的小說家，崔君的文學起步不可說不晚，但是研究生的學習過程，讓她感受到一種與以往的生活和世界不同的體驗——有老師精心安排的課程和指導，還有一幫同樣熱愛寫作的同學，每天討論的話題和思考的事情都離不開小說，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工作之后，她也接觸到更多的人，積攢了許多有趣的素材。

說起喜歡的作家契訶夫，他給朋友蘇沃林寫過一封信：“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為代價去購買。您寫一個短篇小說吧，講一位青年，一個農奴的后代，他當過小店員和唱詩班歌手，上過中學和大學，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長官，要親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要為每一片面包道謝，他經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時連雙套鞋也沒有……您寫吧，寫這個青年怎樣從自己的身上一點一滴地擠走奴性，怎樣在一個美妙的早晨一覺醒來時感覺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隸的血，而是一個真正的人的血……”崔君讀到這個很像契訶夫的青年，“從自己的身上一點一滴地擠走奴性”，眼眶濕潤。

02　講故事的野心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崔君會格外關注那些與平時生活中不太一樣的表達。比如半個月以前，北京有霾，她在家里待得苦悶，于是就去郊外爬山了，爬上山頂后發現，山中蒙蒙一片，等于換了個地方吸霾，同行人調侃說“不如在家抽煙”，崔君覺得這句話很好玩。

和崔君聊天的過程中，她能從閱讀聊到眼灰蝶和希臘神話，從寫作習慣聊到庾信的《小園賦》，甚至還聊到網紅動物水獺的特殊習性：“碼吃的”。水獺喜歡將捉來的魚一條一條地擺好，才開始吃，像極了某種祭祀，這種現象被古人誤以為水獺是很有靈性的動物，于是就有了“獺祭魚”的說法，后來還被用來形容在文章中堆砌辭藻和典故。

對這些“稀奇古怪”的知識，崔君有濃烈的興趣，并且不自覺地將它們存放在記憶里，等到寫小說的時候，就會拿來和她故事里的人物進行“連線”，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或許是因為鄉村生活經驗，習慣了將某個人與某件事物聯系上，也或許因為自己的閱讀喜好，哪怕是一枚小小的紐扣，也可以讓自己難以忘記一個人物。

去年夏天，崔君回老家，去桃園幫父母收桃子。年近60歲的父親種了1000多棵桃樹，種桃子是一項艱辛的勞動。趕上桃子集中成熟，要凌晨兩三點戴頭燈去摘，好趕上清晨發運的貨車。這一次回去，崔君注意到，裝桃子的周轉箱上，有“萬能果業”的紅漆字，是桃販老板以防混淆丟失印上去的。“萬能”讓她想到了萬能公式、萬能鑰匙、萬能青年旅店。她去問母親，母親告訴她，收桃子的老板愛管閑事，說話不著天不著地，綽號叫“蘇萬能”。將壞名子當成自家標記，崔君覺得他應是個幽默的人。

一個周轉箱，與一個人的性格就這樣自然地聯系在了一起。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崔君也習慣了用文學的視角觀察人，“生活和寫作是很難完全分隔開來的，甚至時常糾纏在一起，如果生活中遇到不怎么愉快的事情，我會下意識先按一下自己，想一想別人為什么這么做。”崔君說，有些話刺耳難聽，但是“這個人可能遇到了不順暢的事”、“積累了一整天的情緒”之類的猜測，就會跑出來勸解她，這場遭遇似乎安放了一個文學性的時刻。

崔君擅長用細節來結構故事，小說當中的主人公，也經常有著從鄉村到城市這樣的生活背景，用她的話說，在構思小說人物和背景信息的時候，忍不住幻想人物生活的地方有一個院子?；蛟S在她記憶中的院子里，墻上生銹的釘子，鞋底踩滅的煙頭，都落滿了像時間灰塵一般的故事。

03　我依然對北京的春天過敏

崔君覺得，有時同理心帶來一些消耗，但敏感也便于她捕獲一些細膩的情緒。她偶爾有社交焦慮，飯桌上也大多不是操心發起話題的那個人?！罢f話少一點，對我來說是一種休息?！贝蘧f。

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原生家庭、代際隔閡、情感負債，該有的自己都有，這其中既有社會變遷的原因，也跟她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從一個小村莊離開，來到城市，崔君享受北京這種寬容的自由。

事實上，崔君讀初中的時候才第一次去到縣城，父親騎一輛舊摩托車，載她去縣城辦事。車壞在半路上，還時刻擔憂沒有牌照被查罰款，那對家里來說會是一大筆錢。她心里充滿驚悸。到了縣城，來到一個很復雜的轉盤路邊，在黑黢黢的店中修家里用的手機。直到離開蒙陰到煙臺念大學，才算真正離開家鄉。放假回家途徑轉盤路，崔君感慨，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路口，只要逆時針走，車和人就都在一個方向上了。這樣的生命體感，或許是很多有過鄉村生活經驗，并且從鄉村走出來的當代青年人的通感。而這種通感，也讓她在性情上，潛意識地把自己凝固在某些時間縫隙中，讓自己自在一點。

在北京的生活，崔君沒有給自己特別具體的目標，也許是因為在農村長大，她會本能地對大自然感到親切。三月份是野菜返青的季節，每年崔君都會約上幾個好友，到平谷的桃園里去挖薺菜，她把這項活動稱作是對城市生活的一種補償。春天還是風大的季節，在北京生活了十年，這一兩年她開始對灰塵過敏，出現過敏性結膜炎的癥狀，發作時眼睛奇癢，噴嚏不斷。去醫院想做過敏原檢查，醫生說沒太有必要，有些人就是對這里的空氣過敏。這讓她覺得荒誕，她一個農村里長起來的人，小時候天天在土里滾著玩，手破了都用土來止血，現在竟對空氣里的灰塵過敏，這似乎是一個玩笑。后來，她還知道，土不是潔凈的，里面有破傷風桿菌，接觸血液是危險的。

在陽臺上，崔君栽種植物，她經常用到以前跟父親學到的扦插術，把植物的一部分分離，重新養活成一株新的植物，觀察它們神奇地成活，并長出葉子，她能收獲許多樂趣。在她看來，植物和人一樣，不同的花卉，對水、陽光、溫度等各有不同的反饋，植物也各有各的性格。

當我表達對崔君的小說里有很多電影蒙太奇式場景跳切的感受時，她感覺受到鼓勵，仿佛無數個窩在家里看電影的“黑洞時刻”被別人看見了，就像她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別人，并且在自己小說中處理那些細節。

04　寫小說就像尋找沒被人發現過的蝴蝶

不得不說，看崔君的小說，能讓人更加確定“小說的魅力，在于讓我們接近那些未被語言描述過的感受?！蔽野盐业母惺芨嬖V崔君，這讓她想起了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一個作家，同時也是鱗翅目昆蟲專家，他一生都執著于尋找那些還沒被命名過的蝴蝶。她感覺寫小說也像是尋覓未曾被人描述過的‘蝴蝶’，不僅是關乎美麗、浪漫的蝴蝶。就像納博科夫癡迷的眼灰蝶族，其實長相普通，在路邊出現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視的蝴蝶。從上世紀90年代，一些新發現的蝴蝶品種就用納博科夫小說中的人物來命名，這是很有意思的事，作家知道一定會很開心。

近些年來，女性寫作已經過了模仿男性視角的階段，女性主體性敘事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在崔君的小說集《有山有谷》中，幾篇短篇的人物第一視角幾乎都是女性，在《狐貍的手套》中，女性親密關系中的渴望與恐懼，充斥在細致到頭發絲般的日常里；在《海岸》中，母女之間的情感隱藏在動人的隱喻里；在同名小說《有山有谷》中，女性與女性的關系更是超越了年齡和親情，抵達了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死亡的混沌地帶。

在《有山有谷》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句話——“獵物放松警覺，狐貍鼓腹而歌”。在筆者看來，這句話如果說的是因果關系，那就只是一個邏輯清晰的寓言故事，可如果說的是并列關系，那就是一個復雜的現實社會了?！坝猩接泄取被蛟S也可作此理解，每一篇小說都是一塊時空切片，放在一起就是一個整體，就像濱口龍介的電影《偶然與想象》——人們在不同的空間里自說自話，看似各自獨立，實際上渾然一體。要我說，看崔君的小說，就像是在路邊偶遇了一只蝴蝶，讓人想起了那年夏天海邊刮起的臺風。

過去，崔君的小說都是在寫城市與鄉村，最近一兩年，崔君也開始將視角投入北京，她說起自己為了寫一個北京西山寺廟義工的故事，將寺廟建筑的木塔結構和被破壞的佛像裝藏粗淺學習了一番。從構思到完成，崔君感覺這篇小說寫得有點底氣了，提前想好的東西，在寫的過程也不會有太多的旁逸斜出。

在此之前，崔君的寫作曾有意讓自己與當下的生活留些距離，對發生在北京的故事保持審慎，是因為她覺得再磨一磨可能會生動，就像離開之后，她所窺探的家鄉似乎更真實了。“對于北京，我有很多鮮活的細節，只是還需要再捂熱一點”，崔君說，越是世俗且日常的生活，越是讓她癡迷，過去與當下有太多誤解與對照的縱深，讓人認為世界很大，而時代很長。

對于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偶然、規定和不確定性，崔君表示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尤其是在做一些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候，她覺得憑借的都是自己的感性，至于那些生活中的去與留、得與失，她覺得順其自然就好了。在聊了一個小時之后，她笑稱自己其實是個悲觀主義者。

當面對“寫作對你來說是什么的時候”，崔君回答，“一塊地吧。這個形容很農民。所有的農活都不輕松，這點也正像寫作。地很樸實，你種什么它結什么，不想種荒一荒也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