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叩問群體寫作的意義存續之門

故土，他鄉；鄉村，城市——形形色色的現實抵達之處，一系列包蘊文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元所指的新名詞應運而生，輾轉生長，直至有一天，凝結出面目清晰的群落姿態。這種從新興漸趨成熟的歸屬和嬗變，形表于西海固作家、皮村作家、北漂詩人等作家群的涌現，經由其實踐，為重新審視寫作之于歷史、之于現實，之于個體、之于群體，乃至之于生命本質的聯系，提供了一個動態的體認視角。

文學巨匠卡夫卡反思文學藝術與社會、與人性的關系時，曾將文學比喻為“一本書”，他說，“一本書就像一把利斧，劈開我們冰封的內心。”——反觀一幕幕生生不息的文學現場，何嘗不在接連叩問著意義存續之門？當文學成為載體，使某一群人的書寫凸顯無可替代的特質；當層出不窮的個體乃至創作現象級群落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自覺，對意義的追問便顯得尤為迫切。本期“有態度”專欄特約深耕作家群內部、堅持長期觀察的作家、評論家，以若干作家群及群體寫作現象為原點，闡發深度思考。

——欄目主持：杜佳

異質性、技藝與共鳴機制：皮村詩人的勞動書寫

李琬

近年來，許立志、陳年喜、王計兵等 “新工人”作者的詩已經贏得了來自社會各圈層的廣大讀者，改寫著時時面臨固化、陳腐風險的當代詩歌創作面貌。最近出版的皮村文學小組詩集《大口呼吸春天》，延續并更新著這種勞動詩學視野。詩集中收入的陳年喜、范雨素、小海、繩子等十五位詩人作品，又一次向我們展示了最貼近當下時代脈搏、最能牽動社會感覺神經末梢的勞動者書寫。

不同于一部分讀者對勞動者或新工人詩歌的抽象、凝固的想象，這些工人作者的作品雖然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但也同樣呈現了豐富駁雜的異質性。首先，這些詩人的身份就是多種多樣的。總體上看，這些新工人作者都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加入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者，不過有的是在傳統工業、建筑業中工作的工人，比如礦工陳年喜、泥瓦匠徐良園、酒廠工人繩子，而另一些則是育兒嫂李文麗這樣從事服務業的勞動者以及在新興的平臺經濟中謀生的人，如外賣員、網約車司機，還有一些則是小海這樣身份更加流動、多樣的打工者，他有著多種職業經歷（從工廠到二手服裝店員），呈現出物理空間上更為自由的、波希米亞式生活狀態。

詩集《大口呼吸春天》書影

總體說來，第二產業的工人筆下有更多關于技術工作細節的描繪，并常常混合著勞動本身帶來的艱辛、痛苦（連同痛苦后獲得緩釋與凈化）的身體感受。如繩子寫到的“何淑剛拎著一根幾十斤重的閥桿/從第一階到一百零一/藍色的閃電并不會讓他停留或猶疑”（《機油味的藍蜻蜓》），或者王景云的“傳送帶，這個奔跑的風/無論時間在哪里升起/一旦電開關閉合/工人這棵曠野之息的草/就立刻重復機械性的動作/停不下來/任由風操控”（《車間，有奔跑的風》）；而第三產業的工作者則寫到了更多樣的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娛樂。

另外，異質性還表現在他們的書寫主題和風格都各具特色。誠然，如張慧瑜為《大口呼吸春天》作的序里寫到的那樣，“新工人詩歌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產、勞動、創造作為書寫對象，讓隱匿的勞動過程變得可見、可感，因為日復一日的勞動和工作是他們最直接的生命體驗”，不過，我們發現這些作者的寫作范圍不止于此，除了勞動、工作，他們的寫作內容往往是帶著勞動者的目光去看待生活世界中的一切。

這些勞動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工作性質，都仿佛一層濾鏡，讓他們更多、更深地和彌散在人類生活中的病痛苦難待在一起。比如，劉玲娥的《在內分泌科》就描繪了醫院里病人發出的痛苦呼告。李明亮的詩中走動著他的許多親人的身影，流動著素樸而深長的親情和同情。在《摸黑掃地》《自制綠豆芽的過程》等詩中，李明亮也寫到了在相對困窘的物質條件和居住狀態下，對待自己狹小家屋的認真、耐心，對即便十分有限的情趣、審美性的追求，展現出充滿自尊的日常生活態度。而在李文麗的詩中，我們讀到了女性對于情感關系的不滿和反思，如《如果還有來生》這首詩里，“我”感嘆自己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體貼、給予安慰、遇事和氣商量，而非不善于表達愛意、粗暴而容易動怒的伴侶。盡管其語言直白、粗樸、散文化，但讀來仍具有強烈的身體感和現實性。因此我們看到，雖然都是勞動者的詩，但它們的表達內容早已超過了單一、狹窄的范疇。

與書寫主題的多樣性相關的是，這些作者的寫作技藝和詩意強度，從平均程度來看也取得了較高水準，驅散了人們對于“新工人詩歌是否具有足夠的審美性、藝術性”這類問題的擔憂。可以說，工人作者和那些受過更多“學院”教育或身為知識分子的作者相比，在詩歌技藝的“起跑線”上并無本質的高低。不僅如此，一部分新工人作者的詩還因使用大量溢出陳規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非詩意”語言（如“電阻”、“螺孔”、“罵天罵地罵工頭”、“噪聲的純金打成”的“耳環”等）而顯現出更強烈的陌生化特質——穆旦曾主張，詩應該摒棄“舊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用“非詩意”詞句寫作，從而保留鮮活、粗糲的經驗質感。這些作者的詩，多多少少實踐了這種非詩意的寫作方法，最大程度地深入、提煉了生活的真實。

當然，各個作者在詩藝上的成熟度不盡相同。粗略說來，比起《大口呼吸春天》中的其他作者，陳年喜、小海、繩子、王志剛等作者的確展現出更高的技藝水準和更為明晰的個人化風格。譬如繩子的一些短詩，就在某些地方讓人想到美國作家卡佛的詩里那些簡潔、冷硬有力的表達；他的組詩《勞動是身體里最黑的部分》以一個個切片，鮮明、完整地描繪了工廠的場景和經驗，并達到了讓人驚異乃至震撼的思想深度和強度。而對于其他一些詩人而言，如何獲得真正有個人特征、遠離陳詞濫調的詩歌語言，仍然是一個持續存在并不斷生長的問題。

在這些作者對勞動生產情態和勞動者生活狀況的具體描繪中，我們也能發現一些更為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變化。勞動過程固然充滿艱辛、讓人疲乏，但讓勞動者失望的主要不是身體的疲憊，而是他們似乎很難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和價值感。他們辨認出的自我處境是“鋼筋水泥的欲望大樓里圈養著我們的廉價青春”“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心”（小海《中國工人》），而這些價值感的流失，也許不僅是某項具體工作和某種特定職業所造成，恐怕也與體力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社會形象相對而言受到壓抑、貶損的整體狀況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工人常在詩里寫到動物和植物的意象，并借助這些形象傳遞共情和認同。對比“七月派”詩人牛漢筆下那些或具有受難者意味、或充滿強悍生命力和搏斗精神的動植物，新工人作者寫到的動植物往往是卑微、脆弱的，如老鼠（李明亮《中秋節，在出租屋打死一只老鼠》）、蚯蚓（徐良園《蚯蚓兄弟》）、野草（王景云《流水線上的稗草》）等。這也反映出，無論他們對生活有怎樣正面的期待和追求，卻總感到自己是不被重視、在社會生活中缺乏力量的人。

除了勞動過程對人的消耗，這些詩人也比較密集、頻繁地寫到當下分工狀況下，親人之間越加普遍的、長時間的被迫分離——“媽媽/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不在的時候/讓冰冷的電器/替我照顧你”（李若《替我照顧你》），“丈夫像一塊石頭/被留守，生死不知，病如頑石”（程鵬《運往深圳的孤獨》）。無法合理地利用、占有自己的時間，是所有這些勞動者的生活中無法忽視的問題。這些詩句，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為當下的工作、生活方式提出一些校正建議。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與那些更加“專業化”、更有余裕、有更為通暢的“正式”發表渠道的詩人相比，對于這些工人作者來說，詩歌寫作的意義，也不是（或主要不是）贏得文學場域中的某個位置、樹立某種語言的風格和寫作上的自我形象；寫詩，在他們勞累、充滿重復動作和相對乏味的生活中，更多地顯現為某種具有升華、救贖意味的工作和行動。郭福來在《我的詩篇》中寫，“現在/我的詩篇寫在工廠/一堆堆僵臥的鐵管、方鋼/沉睡在車間、庫房/它們了無生氣，渾渾噩噩/像人一樣困惑迷茫/經過我的焊接和打磨/突然間變得像鮮花般漂亮/不，更像優美的/詩句一樣”。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幾行詩：經過詩的“焊接和打磨”，原本無生機的人工物質，連同詩人對生活的感覺，都煥發出了新的光彩和意義，躍動著創造與尊嚴的輝耀。

這些詩歌之所以引起大眾關注、被越來越多讀者所閱讀和傳播，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提供的新鮮、具體的經驗以及這些詩句所散發的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和人口結構在幾十年來的自然變遷。由于分工的精細化和大多數工作的高度機械化、技術化的發展，也由于白領階層和工人階層的收入差距相對縮小，實際上大部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傳統界限正在模糊。倦怠的情緒在不同職業的工作者中都普遍存在；人與人愈發疏遠隔絕的原子化體驗，正被工人和白領所共享。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工人階級”的定義，便是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只能把這種勞動力出賣給資本以換取自身生存的階級，而城市里越來越多的各行業勞動者都正在落入這一定義之中。因此，這些新工人詩歌能夠喚起十分廣大的情感共鳴。它們并不只是被中產階級讀者帶著審美距離消費并為感動的文化產品，也實際上在連接著看似互不相干的人們，在擾動、刺痛著我們所有人的心緒，在不斷激發著各階層讀者對于現實的觀察和省思。它們不僅以感性的方式宣泄著、紓解著勞動者的倦怠、苦痛和困惑，也啟迪著人們繼續冷靜地思索和探尋：在這個時代，究竟該如何擁有一種更為健康、良好的生活。

作者簡介：

李琬，1991年生于湖北武漢，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詩集《他們改變我的名字》、散文集《山川面目》《咔嗒》。曾獲拾壹月詩歌獎、揚子江青年詩人獎、南方詩歌獎·青年詩人獎。評論發表于《文藝爭鳴》《上海文化》《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等刊物和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