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1日，中國萬歲劇團在重慶抗建堂演出《蛻變》。史東山導演，舒繡文飾丁大夫，陶金飾梁公仰，孫堅白（石羽）飾況西堂，連續演出28場。

1937年的一天，正在寫作話劇《原野》的曹禺（原名萬家寶）收到一封來自天津的急報——他的哥哥萬家修去世了。曹禺擔憂繼母無法承受悲痛，于是在話劇完稿后，立即從執教的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啟程回天津。

曹禺回到天津的第二天，震驚全國的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炮火封鎖了交通道路。他困在家中無法外出，時常聽到隔壁傳來令人煩躁的聲音：一個伺機賣國求榮的人整天嘰里呱啦地練習日語。回想起在南京目睹的國民黨監獄中愛國分子被迫害的慘狀，曹禺心中涌起一股“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憤懣：中華民族的未來究竟在哪里？

當春天到來，蟄伏于凜冽冬季的昆蟲體內涌動著蓬勃力量——它將褪去舊殼，長出新軀，這痛苦的蛻變滋養著生的歡欣，也為舊事物敲響喪鐘。一部新劇作的創意在曹禺心中萌發，這就是《蛻變》。

短暫駐足天津后，曹禺尋機離開。陸路被日軍封鎖，他輾轉海上，最終抵達長沙，與因戰亂而遷移至此的國立戲劇學校會合。一路上，他目睹了哀鴻遍野、春燕無歸的慘狀，默默記下日本侵略者的筆筆血債。

193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但再嚴酷的寒風也無法吹滅人心頭的火焰。國民黨中的“異黨分子”徐特立，于12月11日在長沙銀宮電影院發表抗日救國演講。曹禺被他“抗戰必勝，日本必敗”的論斷所打動。次日清晨，他專程拜訪徐特立，卻發現老先生已外出，便與他的勤務兵攀談起來。曹禺了解到，徐特立與小勤務兵同吃同睡，教其認字讀書，是位和藹的革命前輩。聆聽中，曹禺領悟了“平等”的真諦，此前令他困惑的問題隱約有了答案。離開后，徐特立的形象在他心中縈繞不散，成為《蛻變》中梁公仰的原型。

戰火持續蔓延，長沙難以久留，國立戲劇學校繼續西遷。作為教務主任，曹禺隨校同行。一路上逢著陸地，他便與學生上岸，演出街頭劇宣傳抗日。劇校短暫駐足重慶后，又轉而去了更為偏僻的四川江安。

1939年冬，寒風拂過江面，卻吹暖了曹禺的心——他收到了周恩來同志的信件。此時周恩來剛到重慶，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見他一面。

在一間簡陋的房屋里，曹禺見到了這位久仰其名的南開校友。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突然，一架日寇飛機伴著轟鳴聲從空中飛過。周恩來拉著他跑到山上避難。幾聲巨響后，濃煙火光中，幾間民宅被夷為平地。周恩來怒斥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的卑劣行徑。他的話語振聾發聵，成為曹禺心中“蛻變”的精神養分，曾經那個令曹禺茫然的問題，在這一刻有了答案。

波光粼粼的江面既映照著群山，也激蕩著曹禺的思緒。回到江安后，他開始創作《蛻變》。為了加快進度，他喚來學生季劍紫，兩人同吃同睡、夜以繼日——曹禺寫一部分，季劍紫就刻蠟紙；每寫完一幕，演出隊伍就排練一幕。

《蛻變》很快寫完并排練完畢，但上演之路十分艱難。國民黨官員觀看彩排時，對劇中宣傳抗戰的細節橫加質疑，害怕作品激發的抗戰力量威脅其統治。面對壓力，曹禺和劇團成員巧妙應對。他們設計了兩套臺詞，一套用于正常演出，一套應付檢查。

1940年4月，《蛻變》由國立戲劇學校在重慶國泰大戲院首演，作品一經演出就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后來，抗敵宣傳隊和抗敵演劇隊在柳州、長沙、昆明等地巡演。苦干劇團在上海的演出也場場爆滿，反響熱烈。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國土，民族陷于危難。但這并不能擊垮優秀的中華兒女——他們向往自由和平，為蛻變后的新世界奮斗不息，正如《蛻變》所昭示的精神：在戰火中破繭，于苦難中新生。

（作者：王越超，系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