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4702米的安多火車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的火車站。

4702米，是世界上的旅客們所能抵達的海拔最高的火車站臺。

這是青藏鐵路進入西藏的第一站——安多站，至今已營運19年。

這里的空氣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目之所及沒有一棵樹。但有人類生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約7500年前-3000年前的石器時代。

冒著內(nèi)燃機黑煙的火車，每個月要給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有人值守的火車站送來30罐氧氣，供來來往往的人使用，包括其中的3位員工——一個值班站長、一個客運員和一個售票員。每天下午，青藏鐵路公司的疾病預(yù)防控制所都要打來電話詢問這3個人的健康狀況。

這個車站的工作聽上去像是自討苦吃。然而人們已經(jīng)在青藏高原上做了不少這樣的事：千百年來的腳印踩出了茶馬古道，又讓安多縣擁有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氣象站、輸電線路和光纜干線……

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去問“為什么非要把火車站建在這么高的地方”，就像無法在21世紀(jì)對安多的牧民問出“你為什么要來坐火車”這樣的問題。這是海拔最高——卻不是客流量最小的火車客運站。乘客們會用平靜的面容回答：因為我就生活在這里，我要出門去。

火車行至

青藏鐵路總工期48年。直到2006年，一列全新的高原列車從安多駛過，才結(jié)束了中國最后一個省級行政區(qū)——西藏不通火車的歷史。

安多的牧民帶上風(fēng)干肉和甜茶，走路或騎摩托車，每一天都爬到對面的山坡上看火車。為了看到一天之內(nèi)經(jīng)過的兩趟火車，人們從上午待到晚飯時分才回家。有個年輕人至今都記得山坡上留下的垃圾。

寂靜的高原深夜第一次有了轟隆轟隆的聲響。連住在8公里之外的牧民也能聽到火車的聲音，總是被吵醒。

格桑吉宗第一次坐火車，覺得自己走進了蛇的肚子里。她那時候還是個小姑娘，納悶：“這個蛇一樣的東西，怎么跑得那么快？”

這條鐵路“巨蛇”用了半個世紀(jì)才爬到這里。安多站是在一口一口艱難地呼吸中運轉(zhuǎn)起來的。

當(dāng)安多站第一任站長張建博被調(diào)來這里籌備開站事宜時，只是去站臺上領(lǐng)一趟生活物資，就已經(jīng)氣喘吁吁。

車站那時只通了電，還沒有供氧設(shè)備，也沒有水。每周一次，物資供應(yīng)列車通過備用線路送來蔬菜、肉食、清油、水和氧氣。張建博組織人員運輸，一段800米的路，要停歇10余次才能走完。“基本上是靠挪。”他說。

通車后，即便多數(shù)列車只在這兒經(jīng)停兩分鐘，客運員組織旅客提前進站，喊的也不是“快點！快點！”，而是“慢點！慢點！”——奔跑趕車是對心臟的極大挑戰(zhàn)。

有人用“一只布鞋”形容西藏的輪廓，那曲市的安多站就在剛要穿進去的鞋口處。這里是西藏的北大門。

自古游牧生活、游走經(jīng)商、游獵采鹽、游歷旅行，甚至游盜搶劫的人，要來到這里，都得先跨越一座巍峨的山——唐古拉山脈，青海與西藏的界山。

人們在蜿蜒的山脈中找出了二三十個如駝峰之凹的通山口，踩出了后來被稱為“茶馬古道”的路。這些險峻的道路帶動了人口的流動和城鎮(zhèn)的興起，使藏北重鎮(zhèn)那曲成為后來中國海拔最高的地級市。

生活在唐古拉山口之下的安多人，就是會翻山的人的后代。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就是這樣從山外移居而來。直至1954年年末，青藏公路通車，才改變了這里千百年來人背畜馱的運輸方式。在公路修好之前，中央經(jīng)此向西藏運輸糧食，途中死亡了數(shù)10名駝工和7000多峰駱駝。

安多因路而興，又因此有了新的路。中國高原鐵路地質(zhì)勘查專家劉爭平說，在當(dāng)年青藏鐵路選線涉及的地勢、凍土、經(jīng)濟成本等種種因素中，人是最簡單、最為首要的考慮：“鐵路必須經(jīng)過居民點，這是鐵路建設(shè)的初衷。”

《守望天路——青藏鐵路通車運營十周年記》中記載，為了把鐵路修到安多，時任鐵一院蘭州分院副院長李金城帶隊勘測，雇用藏工和牦牛隊馱運物資。“干了兩天活兒，牦牛就‘罷工’了，還是職工把牦牛都不愿馱的東西扛了回來。”

現(xiàn)在的人們已經(jīng)無法想象當(dāng)時的工人是怎樣在稀薄的氧氣中鋪設(shè)路基，又用磚石蓋好安多火車站。青藏鐵路通車后10余年里，安多火車站沒有售票窗口，只是發(fā)放10張小票，作為上車補票的憑證，發(fā)完即止。

為了坐上火車，人們想盡辦法，早早地排隊，有人插隊、爭吵，甚至想用香煙賄賂。車站的工作人員有時會跟列車長協(xié)調(diào)，看能不能多放一些人上去。票價更貴的長途客車逐漸被冷落。

不坐火車的人，也要來看看火車站長什么樣子。周圍吃草的牦牛，有時邁著步子就走進了候車廳。生在凍土上的牧民們對候車廳的地暖驚奇不已。車站通好水電的時候，縣城還常常停電，人們要走泥巴路去拉水吃。

火車站太過新鮮，以至于許多人都記住了站長張建博的臉。當(dāng)他去縣城買菜辦事，突然就有車停下來問：你到哪去？我把你拉上。

有時是摩托車，有時是出租車，有時是家用小轎車，張建博一個人也不認識。時間充裕的，還要原地等著，等張建博辦完事，再把他送回火車站。

這種熱情當(dāng)然已成為過去時。火車在這片土地上行駛了19年，成為一種再平靜不過的日常。它帶來了流動的一切——可能沒有什么是再會讓當(dāng)?shù)厝梭@訝的了。

1954年當(dāng)青藏公路建到這里時，還有藏民攔下路過的皮卡車，想用20頭牦牛換汽車。手機興起后，又有人要拿兩頭牦牛換一部小靈通。

帕那鎮(zhèn)帕那社區(qū)居委會主任嘎達第一次坐火車到拉薩，在那里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行李箱，他發(fā)現(xiàn)這個帶輪子的箱子比麻袋更方便。如今車站里接近一半的藏民都在使用行李箱。

現(xiàn)在，這個海拔4702米的縣城至少有4家手機專賣店正在營業(yè)。商店里售賣海鮮凍貨、威士忌和最新口味的方便面。火鍋店倒閉了，燒烤店又開起來。咖啡店、電競中心和臺球廳在年輕人的圈子里頗受歡迎。快遞、外賣甚至可以送到車站來。

不變的車站

安多火車站的候車廳有72張座椅，是為全縣4萬多名牧民和少數(shù)的外地人而準(zhǔn)備的。

現(xiàn)在每天有5趟列車在此經(jīng)停，上午的3趟開往拉薩，下午的兩趟開往上海和西寧。

車站里每趟車的旅客發(fā)送量很少超過40人，少則只有幾個人。即便車站的男女廁所各只有一個坑位，也很少排隊。候車廳很少有坐滿的時候。

劉爭平說，這個300平方米的車站，最初是根據(jù)當(dāng)?shù)卣丸F路部門的測算，按照日均200人的設(shè)計客流量建造的。

客運員權(quán)京波在客流量最大的一段時間做過統(tǒng)計，讓所有人摩肩接踵站滿了候車廳，確實最多只能站約200個人。那是2022年西藏實施極高海拔二期生態(tài)搬遷工程時，安多縣遷走了2542戶人家。從那之后，人就少了。

過年期間單日運送旅客400余人次，就算是春運高峰。冬天的車站稍熱鬧些，那時冬宰已經(jīng)結(jié)束，而小牦牛還沒有到降生的時候。牧區(qū)的活兒忙完了，人們有了充裕的時間去拉薩。

近幾年尤其流行舉家遷移去拉薩過冬。2005年出生的秋吉卓瑪說，在她的家鄉(xiāng)，大約70%的牧民都會這樣做——把牛羊托管給同村的人，付給對方一天兩百元的費用，開著私家車或者搭乘火車，在拉薩租個房子，度過最寒冷的一兩個月。

車票緊缺的另一個時段是開學(xué)季和寒暑假。和火車站同齡的19歲的德慶旺姆要繼續(xù)去拉薩上高中，她在家里休了幾天病假。秋吉卓瑪考上了武漢的大學(xué)，她的家鄉(xiāng)在長江的發(fā)源地——格拉丹東雪山腳下，如今要從拉薩搭飛機到長江的中游去。安多縣只有兩所小學(xué)和一所初中，這里的多數(shù)年輕人第一次坐火車都是出去讀書。

其他時間里，售票窗口常常空無一人，每天大約只賣出二十幾張票。甘肅人談小剛是安多火車站2017年設(shè)立售票窗口以來的第一個售票員。他剛到這里時，每天只有一趟列車需要售票，那時的窗口還能看到排隊的“盛況”。現(xiàn)在許多人都學(xué)會了網(wǎng)絡(luò)購票。

中國鐵路青藏集團有限公司派駐了6名員工在安多站工作，每3人一組進行月度輪換。5月在崗的安海平、權(quán)京波、談小剛，分別來自青海、河南、甘肅。3個人沒有一個人懂藏語，也從沒去過藏民的家里，只從藏民帶到車站的東西來了解他們。

當(dāng)旅客們拿著新鮮的牛羊肉走親訪友，就說明到了冬宰季。安海平會幫他們拎東西，并在后來得到過他們回贈的哈達和肉干。

52歲的權(quán)京波甚至回避談?wù)撨@些嘉獎。“有送錦旗的，但我覺得沒必要送。”他會因此感到不自在，“我們做這些事是從內(nèi)心做的”。

他做事較真，組織旅客進出站時，總是站得筆直，直到火車駛出站臺徹底不見，才會轉(zhuǎn)身離開。

為了在稀薄的氧氣里保持健康，他規(guī)律地生活。每天送走列車的間隙，要繞著站前廣場健步走二三十圈。下班后，在單位建的陽光房里，他弄了一小塊地種菜。有時候燙點青菜吃。晚上再鍛煉鍛煉，做幾個俯臥撐，晚上9點就睡了。“就這些事，夠我忙的了。”他說，“其他我啥也不想”。

如果想要得更多，這兒的日子可能就算不上“生活”了。客運值班員安海平就住在車站辦公室，在車站廁所的洗手臺前刷牙洗臉，晚上在一間簡易的淋浴室洗完澡，頂著濕漉漉的頭發(fā)穿過候車大廳。

除了自己的三件套、兩個臉盆和一個加濕器，他就沒什么大件的私人物品了。每當(dāng)結(jié)束一個月的工作，幾乎沒什么可收拾的，把鋪蓋卷起來放進柜子里，他就可以回青海休假去。

而在這一個月之內(nèi)，他們不間斷地、重復(fù)地工作。每天待在車站，睜眼開門營業(yè)，組織安檢，服務(wù)旅客上下車——把這個流程循環(huán)5次，然后下班。太陽落山后，周圍靜得什么也聽不到。

流動的安多

從火車站候車室里，可以看到安多的生活。

這里從8點30分開始營業(yè)，因為常有早到的人，所以有兩張椅子放在安檢口，供人休息。

安多縣面積遼闊，最遠的牧戶距離縣城575公里。為了坐火車，他們需要前一天就從家里出發(fā)，坐七八個小時的大巴車，到縣城借住一晚，再早早地過來。

背著大麻袋的，通常來自牧區(qū)。他們的行囊里裝著藏族傳統(tǒng)的金屬飾物、吃藏藥用的鐵質(zhì)搗藥罐、朝拜帶的銅質(zhì)酥油燈——3名藏族安檢員不用再開包查驗，看X光照射下的形狀就明了。

提著大罐牦牛奶和酸奶的是本地人，帶著青稞酒的大概率不是。安多人并不熱衷飲酒，那些酒瓶通常屬于日喀則的藏民，他們擅長到各地去做生意。“安多縣城的茶館多半是他們開的。”38歲的安檢員旦拉說。

游客多數(shù)是因為各種意外留在這里的。4個海南人自駕20多天到西藏，不幸、也很幸運地，車壞在了安多縣城附近，他們只能坐火車去拉薩。另外3個江蘇游客的車是在返程途中壞了，花了2000多元把車拖回去。

最糟糕的是自駕游出了車禍的，要搭火車去海拔更低的格爾木做手術(shù)。也有在火車上高反昏迷的，中途停在這一站搶救。安多縣醫(yī)院的救護車可以直接開到站臺上來，只需要5分鐘。

人類的愛恨情仇也不會因為海拔升高而變得稀薄。一個穿著涼拖的女人在旅行中途和同伴鬧僵了，要獨自坐火車回去，抱著安檢員邊哭邊吸氧。在縣城里做生意的男人來車站尋找自己離家出走的妻子，沒有找到。3個從拉薩離家出走的藏族少年被列車員扣在了這里，等待家長的認領(lǐng)。

還有許多人坐著火車來這里“找錢”。國家對西藏基礎(chǔ)建設(shè)的投入仍在持續(xù)，青藏公路正在進行提質(zhì)改造工程，各類鄉(xiāng)村建設(shè)項目也在鋪開——在他們眼里都是機會。

云南省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員李旭在《茶馬古道——從橫斷山脈到青藏高原》一書中寫到，“當(dāng)年人們冒死來往于茶馬古道，主要是為了貿(mào)易獲利。人們?yōu)榱松妫瑸榱税l(fā)展，總得進行相應(yīng)的貿(mào)易交流，這是任何自然或人為的因素都阻擋不了的……過去，我們對經(jīng)濟需求對人的行為所產(chǎn)生的巨大推動力認識得太不夠了。”

湖南老板鄒武軍去年坐著火車來到安多做生意，為自己新開的賓館提供免費接送站服務(wù)。他接受在任何時間被叫醒，毫無怨言地開車，哪怕晚上11點，也在爽朗地感嘆：“安多是個好地方啊。”

來自華北的水利工作者戴著厚毛線帽，嘴唇青紫，愣愣地坐在候車室的椅子上。他所在的單位正在為安多的拉日曲河做清淤和河堤加固綠化的工程，還要通過試驗選出一種耐旱耐高寒的草種，換掉河堤上的沙土，讓它活下去。

但這位工程師不得不先考慮自己的安危。盡管這是他第二次嘗試“上”安多來，并堅持了8天，但后幾天還是一直在醫(yī)院吸氧、輸液。他已經(jīng)向領(lǐng)導(dǎo)打了報告，要換人再來。

另一位地礦工作者看上去適應(yīng)得更好，他常年在這片高原上做野外勘查。安多的礦產(chǎn)多達30余種。他到安多來，是為一個鐵礦開發(fā)辦手續(xù)——已經(jīng)跑了數(shù)次。“西藏到處都是保護區(qū)。”他說。

去年，光伏、光熱發(fā)電一體化項目在安多開工，這里第一次有了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候車室里，一個在光電項目上開車的司機要回格爾木休假。臨時來給光伏工程修攪拌機的工人要回西寧去。

來安多務(wù)工的人，通常搭著上午的火車從內(nèi)地來，一些因身體原因“挑戰(zhàn)”失敗的，則在下午離開。

49歲的青海電焊工抱怨高反帶來的頭疼、乏力，哪怕這里比老家的日結(jié)工資高出一百多元，他也不得不辭職回家去。

一個甘肅的修路工則是因為睡不了覺。“一躺下就燒心，喝兩口水能睡一會兒，睡兩三個小時又受不了。”他說。工地宿舍條件有限，不是每個人都能吸著氧睡覺。

做公路養(yǎng)護的廣西人更是連連擺手。他掏了七八百元的路費，第一次到這么高的地方來，據(jù)人介紹“說這邊有工作”。如今適應(yīng)不了高原反應(yīng)，又要花同樣的代價回去，重新找活兒做。

另一隊四川人則是因為工程隊招工沒招夠，活兒黃了。他們一行7人，都是50多歲，年紀(jì)最大的男人手里拎著二三十個煮雞蛋，打算在車上吃。

這些人通常提前幾個小時就到了車站。他們待在荒無人煙，甚至連地名也沒有的地方，有些在海拔5000米以上，大雪動不動就埋了路，因此不得不早點出發(fā)。

幾個工人在候車室看電子書。這是他們在荒郊野嶺休閑的習(xí)慣。工地的網(wǎng)絡(luò)差，加載不出視頻，有時下載一部網(wǎng)文也要兩個小時。因為高反睡不著的甘肅修路工更加苦惱：“短視頻刷著刷著就睡著了，看小說，一翻頁就醒，一翻頁就醒。”

他們本想通過安多站進入新的生活之中，卻無可奈何拖著行李又回到了車站，摻雜著如釋重負的輕松和前途未卜的沮喪，失落又期待地回家去。

客運員權(quán)京波會認真地送他們一程。“掙個錢真的不容易。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讓他們順利地離開。過了唐古拉山就好了，越往那邊走越好。”他說。

車站背后的呼吸

安海平在安多的足跡多數(shù)都留在了站臺上。除了接送旅客，還要掃雪。這里沒有不下雪的月份，制服大衣從來不用收起來。有一個月，安海平上了30天班，喘著粗氣掃了26天雪。

在安多一天就能經(jīng)歷四季。早上落了厚厚的雪，從南方來的旅客穿著短袖短褲下車，哆嗦著興奮地拍照。中午天晴了，太陽曬個幾分鐘，耳朵就直發(fā)燙。安海平吃飯時只穿了一件薄襯衣。下午，冰雹又噼里啪啦落下來，這里是氣象記錄顯示冰雹最多的地區(qū)之一。

候車的人群只是習(xí)以為常地等待著，站臺上一句關(guān)于天氣的議論都沒有。等進入恒溫的車廂，一切風(fēng)霜雨雪都侵擾不了他們，而只與另一群人有關(guān)。

為火車站員工做飯的青海女人李世菊，在這里工作了16年，每一天都喘著粗氣做飯，像在干很重的農(nóng)活一樣，把面片下到高壓鍋里，蓋上蓋子燜熟。

她每天要做4頓飯，最后一頓是給信號工和通信工的夜宵。深夜，他們結(jié)束“天窗”（指無列車運行、專門用于鐵路維護的時間段——記者注）作業(yè)，才會回來休息。

安多工區(qū)的6名信號工，要負責(zé)沿線100多公里內(nèi)，20組道岔、49架信號機、47處軌道電路等信號設(shè)備的維護修理。他們每天蹲在，甚至趴在鐵路道岔上檢修，每一次起身都伴著一陣頭暈，要停在原地緩一會兒，再繼續(xù)往前去。

晚上，當(dāng)他們大喘著氣爬上二樓的宿舍，體力勞動也不一定會帶來深沉的睡眠。“反正就睡不著，不知道咋回事，不像家里10點多瞌睡就來了。”信號工長陳國翔說，即便他把氧氣管插在鼻子里，也得到凌晨1點多才能睡著，早上也不想起來。

“干一天體力活，在家睡一晚就能歇過來，很輕松的，第二天還有勁兒。但在安多，第二天身體根本緩不過來。”通信工常兆懂說。他們徒步巡線時，每天走十幾公里。“在內(nèi)地一天走十幾公里根本就沒那么累的，但是在安多走個四五公里就已經(jīng)很累了，我還是體育生。”

這份工作算是24小時工作制。冬天降雪的預(yù)警一響起，信號工就得連夜起來工作，清理道岔上轉(zhuǎn)轍機上的覆雪。大風(fēng)吹起來，人站不穩(wěn)，眼睛也睜不開，只能把對講機藏進棉衣里跟人喊話。連監(jiān)控畫面也在顫抖，塔工不得不爬上20多米高的信號塔去維護攝像頭。

安多氣候最好的時候是6月到9月，但又多雨。正是晴空，雨說下就下，軌道上作業(yè)的工人無處可躲，三兩分鐘人就濕透，雨水順著褲腿嘩嘩地流。

夏天是通信工最忙的時候。安多工區(qū)的5名通信工要管理沿線160多公里的17個基站，每個基站機房里都有通信設(shè)備，用地下光纜相互串聯(lián)，傳輸著火車行駛的實時信息。這些設(shè)備最怕打雷。

氣溫回升后，光纜容易裂化損壞。溫暖的氣候也適宜各類施工，工程隊一不小心就會挖斷光纜，通信工還得成天盯著現(xiàn)場。要是發(fā)洪水沖斷了光纜，半夜也得起來干。

雨一下，凍土路基容易沉降，鋼軌不再平直，線路養(yǎng)護工們又忙起來。中鐵十二局鐵路養(yǎng)護公司安多車間的養(yǎng)護工史明鏡說，他們常年跟兩條鋼軌打交道。每一處坑坑洼洼都修理好，坐在火車上的人才不覺得顛簸。

所有極端惡劣的天氣發(fā)生時，史明鏡和同事都待在外面。有時守著可能會發(fā)生泥石流的護坡，有時在大風(fēng)中巡檢，盯著有可能吹到軌道上的鐵皮雜物。他們的“天窗”作業(yè)有時到凌晨3點才結(jié)束。每一趟高原列車的準(zhǔn)點與安全，都是由這些不規(guī)律的工作保證的。

但工人們享有另一項自由——隨時病休。盡管他們多數(shù)都是通過體檢選拔“上來”工作的。工長每天都會確認每個人的健康狀況，每周監(jiān)測血壓和血氧。身體不適的就需要絕對的休息。

陳國翔發(fā)現(xiàn)自己的身體已經(jīng)不如從前。“以前剛上來沒那么難受，現(xiàn)在一上來的前兩天——有時候甚至一周，就頭疼、腰疼、眼睛干澀，各種不適應(yīng)。”

安海平幾乎每個月都會感冒。體檢報告顯示他的紅細胞計數(shù)異常偏高，表明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高原生活。他每晚都吸著氧氣睡覺，但還是會醒來幾次。

在這兒感冒是件麻煩的事，吃藥的劑量要比平時大，好得還比平常慢。“起碼要輸一星期液。”常兆懂說。信號工張曉忠每隔一段時間，就得跑一趟安多縣醫(yī)院，要么送工友，要么送自己。

高原上總是吃不了太多，胃像被壓縮了一樣，吃得太飽還會喘不上氣。“在家的一頓飯頂這兒三天吃的。”常兆懂說，自己每個月“上來”都瘦10斤，回家再胖回去。

很多通信工都有胃病。他們外出一干就是一天，要么只吃早餐和晚餐，要么吃午餐和夜宵，中間那頓通常是在荒郊野嶺，靠干脆面對付的。

高海拔工作對身體的損傷，意味著更多的休假。張曉忠就是這樣考慮的。他原本在西寧工作，在孩子半歲的時候申請調(diào)動“上山”，假期也從周末雙休換成了月度輪休，有更多的時間回甘肅陪家人。

安多信號工區(qū)大部分是90后工人，陳國翔說，許多年輕人都等著休長假回家處個對象。“很難找。”常兆懂說，“一聽是在西藏，都覺得太遠了”。他今年剛訂婚，在河南縣城買的房子要還房貸，想在安多再干幾年。“這地方能存錢，沒什么能消費的。”他說。

談小剛2019年結(jié)婚，聽聞老一輩鐵路人有的因聚少離多而離婚，因此格外重視家庭關(guān)系。他總是笑呵呵的，有一種無所謂的樂觀，也覺得自己確實沒有太多需要憂慮的事情——除了要養(yǎng)育兩個兒子。

每當(dāng)提到在這兒工作的原因，他就會重復(fù)：“兩個兒子！”他的工資“基本都往家里拿”。

他獨自待在十幾平方米的售票室，日復(fù)一日地工作。平時很少去縣城，甚至不知道這里有沒有中學(xué)。每天下午五點半準(zhǔn)時下班，他就回到宿舍看會兒游戲直播，練會兒毛筆字，然后花大量的時間和妻子打視頻電話。

第二天，他又回到售票室，和所有為這條鐵路工作的人一樣，以一種固定的姿態(tài)，等待列車帶著流動的一切，如期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