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說

父親節，身為警察的我丟下產檢的妻子去辦案，仿佛注定我將成為一個“不靠譜”的父親。而此次偵辦的案件，也源自一個妻子對“不靠譜”丈夫的狀告——她認為丈夫賣了兩人的孩子。隨著偵查的深入，案情漸漸明朗，孩子在短時間內被倒手五次，每一次轉賣，都讓他的危險系數成倍升級。仿佛一只大手在無情地操縱著孩子的命運，而靠譜的警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義無反顧地與命運角力。

父親節

趙華斌

這個案件是我從警以來第一次在執行公務時夾帶“私活”。

那年6月，我因為一樁刑事案件而錯過了妻子的產檢。那天正好是父親節，妻子有怨氣，好像已經預示了我這個父親不稱職。但是這次的案子不一樣，于公于私，我都極度渴望盡快查個水落石出。我給妻子介紹了一點案件背景，她的態度立刻改變了，反過來催我盡快出發。

妻子給我下了一個任務：“把孩子找回來，就當給我們的寶寶積德。”

我調查的是一樁販賣人口案件，一個6個月大的嬰兒已經被幾批人販子轉了好幾手，線索隨時可能斷掉。

1

這案子是我接的，那天村里有個叫吳慧的女孩兒跑到我們邊境派出所，請求民警把她的男朋友抓了。吳慧聲稱，她男友阿杰賣掉了兩人的兒子。

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她在報假警，因為眼前這個女孩兒實在沒法兒讓我把她和“母親”這一角色聯系在一起。

吳慧一看就是個還在青春期的少女，她大概一米五的個子，長得黑黑的，穿著紅色連衣裙，手指甲上還貼著亮晶晶的卡通美甲片。雖然說的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但言談舉止明顯就是個孩子。這讓我一度懷疑她在和男友鬧矛盾，想通過我們去嚇一下對方。

在我們這種邊境上的小派出所，每年辦理的刑事案件用兩只手就數得過來，丟孩子絕對算大案。我不是不重視，只是吳慧的描述讓我感到驚訝和困惑。如果她說的是真的，那么這個家里媽媽15歲、爸爸17歲、兒子6個月——全是未成年人。

當我開始給吳慧做筆錄，我發現她說的可能是事實，讓人內心五味雜陳的事實。

吳慧和阿杰的孩子在12月6日出生，雖然這對父母尚未成年，但已經同居多時。一個月后吳慧出了月子，阿杰去了廣東打短工，其間吳慧帶孩子回了娘家。等阿杰回來后，吳慧懷疑他在外面有了新女友，兩人大吵一架。吳慧賭氣，把孩子交給阿杰撫養。

沒過多久吳慧就后悔了，聯系阿杰要見孩子。可是阿杰遲遲不愿現身，也不肯讓孩子露面，甚至連視頻通話都拒接。后來他干脆換了電話號碼，還拉黑了吳慧。

當吳慧找上門時，發現阿杰家里空無一人。鄰居說已經有日子沒看見過家里的小孩子了，還說阿杰最近換了新手機，而且花錢大手大腳。吳慧懷疑阿杰手里的錢是用孩子換來的。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我找到村干部一起去阿杰家走訪。阿杰從小和父親相依為命，他們家是村里有名的貧困戶，住在半山腰上那兩間低矮的平房里。這個棲身之所以前是阿杰叔叔家的豬圈，他們爺兒倆借住在此。推門進去只能看到一張床孤零零地擺在屋子中央，幾張塑料椅子散落在各處，舊衣物凌亂地堆在僅有的幾件家具上。幾件小衣服、奶瓶和奶粉罐悄悄訴說著這里養育過小嬰兒。除此之外，殘破不堪的屋內已經看不出生活的氣息。鄰居說前段時間確實見過阿杰的父親抱著一個孩子，但他們父子好些日子沒露面了，孩子也沒再出現過。

吳慧和阿杰的照片還擺在屋里，那是一張大頭貼，兩個稚氣未脫的少男少女輕輕吻在一起。我還發現一張寫著“家的歸（規）”的紙片：不可以說臟話、不可以發脾氣、垃圾拿去倒、少去喝酒、不可以跟老婆吵架、要幫老爸分擔些工作、自己的衣服要拿去洗。這張家規上還簽了吳慧和阿杰的名字，看來這里就是他們曾經組建小家庭的地方。

我打電話聯系上了阿杰，當我要求見見孩子時，他說已經把孩子交給了縣城的姐姐撫養，卻繞來繞去始終不肯說出姐姐的地址。我再追問，他又改口說朋友在幫忙帶孩子。我再想深入問下去，他突然就把電話掛了，我回撥了三次都沒有接通。

他這樣異常的反應讓我更加相信吳慧的猜測不是空穴來風。

2

我和警長老邦在縣城一個網吧的包間找到阿杰時，他正在打網絡游戲，桌上擺滿了啤酒罐和紅牛飲料瓶，煙頭扔了一地。他身旁是一個差不多年紀的黃毛女孩兒，兩人摟抱著膩在一起。

走出網吧時，阿杰腳步軟綿綿的，一看就是剛包完大夜。阿杰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我和老邦沒費多大勁兒就把他銬住押進了車里，只留那個女孩兒愣在原地。

“鑒于你是未成年人，你的法定監護人無法到場，我們安排村支書陪同你進行訊問，你有什么意見嗎？”

“我沒意見。”坐在我對面的阿杰一臉懵懂，眼神迷茫，頭發亂蓬蓬的，兩只手時而蜷曲、時而伸開，似乎一直找不到合適安放的位置。我注意到，他的每個指關節下都文有一個英文字母。

“某狂，聽邊警滴哇（別慌，聽邊防警察的話）。”陳支書欠起身，用本地話小聲叮囑他。

訊問室里，阿杰剛開始還嘴硬，一直堅稱孩子只是送給別人撫養了。我們副所長不想再跟阿杰廢話，切入了最關鍵的問題：“有沒有得錢？”

“沒得錢！”阿杰一口咬定。

副所長不給阿杰反應的機會，把他那部嶄新的OPPO手機往桌面上一拍：“這手機可是要4000多塊錢，你一個洗車工，哪兒來錢買的？”

阿杰無話可說，只得承認孩子已經被他賣掉了。吳慧和他鬧矛盾，扔下孩子不管就回娘家了，他和父親都沒有固定收入，沒法兒養活孩子。于是，阿杰和父親商量，決定賣兒子換錢。

阿杰父親同意了：“賣就賣，反正家里又沒錢養這娃。”

阿杰通過姐姐聯系到了一個黃姓婦女，答應可以幫孩子找一個好人家，給的價是2.5萬元。

阿杰問：“以后孩子長大了還能不能見面？”

黃姓婦女說：“從來沒有這樣的道理。”

阿杰說：“這可是親生的兒子，養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奶粉，最少要6萬元。”

其間，他們多次通過電話圍繞價格和辦理出生證、接種證等問題不斷拉扯，最終商定以4.5萬元的價格成交。

當時父親留下了1800元，余下的錢都落在阿杰手中，他從小到大沒見過這么多錢，這簡直是潑天的富貴。

他不僅當天就換了新手機，更是召集朋友肆意揮霍，整日混跡KTV和網吧。僅僅11天，他就把賣孩子的錢花了個精光，后來他又跑回村里，偷出父親的存折，把1800元取出來花光了。

我問他：“花著賣兒子的錢心里好受嗎？”

阿杰愣了一下說：“是有點兒難受，但是一想到兒子整天哭鬧就很煩，拿著這些錢出去玩心情就好一點兒。”

我敲擊鍵盤記錄著他們討價還價的細節，心想他們把養育孩子的成本計算得如此精細，這哪里是賣兒子，分明是在交易牲口。

阿杰和買家商定價格兩天后，和父親按照約定時間來到縣城汽車站，與自稱是母女倆的買家見了面。

通過監控視頻，我發現這對所謂的“母女”買家分工明確：一位出面交易，觀察孩子是否健康，還主動給孩子換了尿布，這是在“驗貨”。另一位一開始并沒有暴露，而是裝扮成游客在附近暗中觀察。孩子一直哭鬧，阿杰橫抱豎抱都沒辦法安撫孩子，顯得很不耐煩。他把孩子交給買家的一瞬間，明顯松了一口氣，好像卸下一身重擔。直到他和父親去角落數錢，裝扮成游客的買家才悄悄走過來帶走了孩子的隨身行李。

交易完成后，買家提醒阿杰把電話號碼和通話記錄全部刪掉。阿杰把該刪的信息都刪了，這是逃脫罪責的手段，更是徹底放棄自己孩子的決心。

阿杰如此決絕，一點兒找回孩子的余地都沒留下，這也讓我們的調查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

3

結束了對阿杰的訊問，我和警長老邦判斷這個買家很可能是職業的人販子，從交易現場的監控中能看出她們無比謹慎，甚至具有反偵查能力。孩子應該還會被轉手，在這種情況下，每轉手一次，孩子就會多一分危險。

通過技術手段，我們排查到買家是一個叫“劉妹”的女人，住在130多公里外的一個漁港小鎮。當時暴雨如注，可老邦二話不說，帶著我連夜啟程，甚至不惜違反所里一條不成文的禁令——太陽下山后任何人不準穿越沿邊公路。

這條公路在海拔600米以上，“胳膊肘彎”和“回頭彎”超過100個，晴天白云繚繞，雨天大霧彌漫，能見度經常不足5米。我曾在派出所的警史室看到，20世紀90年代曾有一名邊防老前輩駕車抓捕逃犯時墜崖，就犧牲在這條路上。

上了沿邊公路后，雨刮器搖到最快一擋才能勉強看清路況，山里奇形怪狀的蟲子拼命往車燈上撞，窗外不時傳來貓頭鷹的鳴叫。我胳膊上的肌肉都繃緊了，雙手死死握住方向盤，一頭扎進了牛奶一樣濃稠的霧瘴和水汽里。

連夜穿過重重迷霧，我和老邦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人販子劉妹的住所。那是一棟安置房小區，我盡可能把車開得近一些，手機甚至可以連上她家的wifi。但我們絕不能驚動劉妹，萬一孩子不在這里，很可能因為我們的突然出現而被快速轉移，孩子面對的風險就會再次升級。所以我們決定先在附近蹲守觀察。

蹲守最難挨的就是凌晨兩三點的時候，眼皮止不住地打架。我會點燃一支煙夾在手上，偷摸瞇一會兒，8.3厘米長的香煙自然燒完需要3分鐘，到時火星會燒到手指，人就醒了，相當于定時鬧鐘。而老邦喜歡聽鬼故事，越恐怖他越喜歡，還專門充值了音頻網站的VIP會員，無廣告插播一直聽到見鬼。

一連幾天，我們就在車里熬著。劉妹的身影遲遲不出現，只是偶爾有一個小女孩兒在她家陽臺上露過臉。6月7日凌晨，老邦正聽到猛鬼要吃人的情節，突然，他在車里大喊一聲：“來啦！”把在后排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嚇得滾到了地上。

劉妹終于現身了。我和老邦立即進屋將她控制住，同時，我把所有房間都轉了一遍，然而并沒有發現孩子，屋內也非常整潔，沒有孩子生活過的痕跡。

撲空了。孩子不在！

我們就地開展現場訊問，剛開始劉妹百般抵賴，強調她沒有抱養過孩子，也沒有去過阿杰所在縣城的汽車站。

老邦早有準備，他從手機里調出她們交易時的視頻拍在劉妹面前，要是她還不承認，老邦手機里還有十幾個不同角度的視頻。

這下子劉妹終于慫了，她承認從阿杰父子手中買走孩子的事實，并交代出和她偽裝成母女的同伙——越南婆。兩人在一場農村喜宴上認識，阿杰要出售孩子的信息是越南婆提供的。當時，劉妹手里沒有那么多錢，但不想錯過難得的男嬰“貨源”，兩人便決定集資買孩子，劉妹出資3萬元，越南婆出資1.5萬元。

孩子買到手就接回了越南婆家，當天晚上不停嘔吐發燒。因為不敢送孩子去醫院，越南婆叫她老公去買了退燒和止吐的藥，自己和劉妹兩人輪流照顧。第二天中午，兩人在一家醫院附近，將孩子以5.9萬元轉手賣給了一個叫紅姨的女人。

賣完孩子，劉妹和越南婆來到烈士陵園臺階下分贓。劉妹特別迷信，知道做的是虧心事心里發慌。

劉妹說：“后面山上埋的都是英雄好漢，正氣壓過邪氣，我才不怕。”

我反問她：“你買賣孩子不是邪氣嗎？”

劉妹狡辯說自己是出于好心，她說：“那個孩子的父親說家里養不活了，我才幫的忙。”

“收錢還敢說幫忙？”之后我追問贓款去向，劉妹早就把倒賣孩子的錢在麻將桌上輸光了。

第二個買家紅姨就住在我們隔壁市，當務之急是立即找到她。我調取了醫院附近的監控，一個情況讓我心頭一緊——和紅姨一起把小孩接走的，還有兩男兩女，開著一輛銀色奧迪車。劉妹和越南婆雖然手段專業，但還不是職業人販子。直覺告訴我，紅姨背后，搞不好有一個專業的拐賣團伙。

......

(未完待續，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啄木鳥》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