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故鄉，竟是一件如此的難事。正逢Deepseek風頭正勁，便請出詢問，一杯水倒罷，成一部萬言書，一個“我”在祭祖現場看到密密麻麻的電子香燭插在無線插座上，“我”說，這幾乎是《流動的現代性》中的插圖。自ChatGPT的創作能力被正視以來，這是我見過AI作出的最精彩的意象。它的語料庫是否最終抹殺掉文體學？熱水杯里煙氣裊裊，我想象不出，電子香燭是否也有虛擬的煙。

或是故鄉？或是“故鄉”？水放到涼，便關節在此。幾個音節，口齒間碰撞，屏幕上萬千篤定，在我眼中沉沒。寫到這里，高鐵剛出曲阜東站，父親把手機歪過來：別眨眼！

別眨眼，指的是要留心著一條水的身跡——很長時間以來，我都以為是此水使沂蒙之為沂蒙。不知多少年前的哪個下午，一個少年讀到“風乎舞雩，詠而歸”，不禁擊節贊嘆，“吾與點矣”！“浴乎沂”，“沂蒙”之“沂”；“蒙”，啟蒙、發蒙、開蒙，言出《論語》，豈非通順已極？

但是，此“沂”正在高鐵北出曲阜東站不到千米處。也許眨眼了吧，被壟溝割碎的田野正連片流過，猛一回神去看衛星地圖時，要找的水已遠遠在身后。既然這么說了，我要找的當然不是沂水，而是曲阜的大沂河，在未曾到來的那個暮春，孔子正是在此“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我父親的老家在山東濟寧，曲阜是它下轄的縣級市。在這個曾經想把市政府遷到曲阜的城市，人們相逢便呼“老師”——“師”要發平舌，絕不可帶姓，入耳是“老絲”，每張嘴上都掛著“孔孟之鄉”的招牌。曲阜東站，這座濟寧全域最早的高鐵站前，正立著一尊巨大的孔子雕像與四個巨字“萬世師表”，但是，少有人知道那個暮春。

后來，我才明白我也不知道那個暮春。一段隱喻、歷史與現實交織的語句，我僅帶上“春服”二字便心滿意足地離開了。我母親老家在山西，和父親在從新疆往西安上大學的火車上相識，一個家庭是來一家新疆鋼鐵企業赴工再未回晉，一個家庭是山東的軍人來支邊。由此，我從小戶口便在新疆，卻很大程度因為山東的教學質量好而在山東長大，大些才因學籍不得不回到新疆。

第一次言說山東濟寧，便是因此：濟寧有什么呀？大概是姨姨問過，或是舅舅，又或許是某位新同學。濟寧有什么呀？甏肉干飯：撈出幾大塊熱騰的鹵肉，連湯汁一并澆在米飯上，一剪開扎捆的繩線，肉與鹵子的鮮香便綻放出來，再佐幾粒缸中的海帶結或大青椒去膩——蓋澆飯吧？大概不比魚香肉絲更下飯些。運河之都：你要知道，河道總督是常設濟寧的。總是叫京杭大運河吧？那么北京，那么杭州……便去爭辯：那么孔子、那么孟子、那么曾子，這些別的地方沒有吧？

“老師”有什么，新疆逢人也叫“阿達西”“朋友”，不過是例行稱呼。那么，大概不是因為孔子吧？“那么”多了，我便梳理出一種說法：從京或從杭順著河道出發，船到濟寧一經上岸，走兩步就進了我家的門。孔、孟、曾……

說話間，就連新疆也在我的生活中模糊了。去北京工作后，我就只好說：我有“兩個故鄉”。出于在西北遭了一場大車禍的緣故，那里我多數時間難以出門，能訴說的新疆遠比能訴說的濟寧少得多。越往后越瞞不過，就悟到給人字正腔圓地講：我，業余新疆人！可是，不論哪個故鄉，一些能結合我生活經驗的細節還是要查查告訴人家。這一查便知，我不僅是業余新疆人，也是業余濟寧人。

比如，我家門口確鑿是有一條京杭大運河，但并非想象中的那條河，而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修建的。1958年，黃河下游位山樞紐工程興建，“腰斬黃河，造福人類”，爺爺常講赴疆前的挖河往事，挖的就是門前的河。而最令我震驚的，則是那條曲折沉默著穿過濟寧市區渾濁而狹淺的古河道，那才是歷史上的京杭大運河！這條“臭水溝”從濟寧最繁華的區段折過一個九十度的大彎，夏天養活整個市中心的蚊子，冬天就把垃圾結進冰塊里——“江北小蘇州”最沒人稀罕的就是水，管你從哪兒流來，向哪兒流去。我驚異于我的目盲。京杭大運河在此流淌了近千年，從元末——怎會是元末呢？

是啊，隋煬帝怎樣下江南，也不需要先從長安轉道北京，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竟從未進入我的腦海，問身邊人也即如此。我們都固執地認定，城內那條臭水溝只會滋生蠅營狗茍，隋唐王氣正在城西那條天闊風急的河道內日夜奔流。

原來，“他鄉生白發”還有這種寫法。司空曙大概是要第一個反對的，當然，若知道有人錯把濟寧當成長安，還以為京杭的水都于此匯聚，他會更加反對。所以故鄉耶？“故鄉”耶？我認知中的濟寧與實際地理空間中濟寧的錯位，使我對新疆的有限言說成了更接近真相的一個。于是，當老朋友從天南地北回鄉過年，我便成為最低程度上參與訴說“故鄉”的那個。很少有人愿意承認自己對“故鄉”一無所知，遑論承認所知也是所錯，后來就歸結為一句精彩的指摘：你是新疆人！

也許吧，我不知道。我已經不確定在烏魯木齊時當我推開門，街盡頭處隆起的是否就是博格達峰的雪線，盡管我常說。我也已經不確定塔里木河和額爾齊斯河到底誰在向北流，一切與“故鄉”有關的詞匯以極快的速度全部淪為我的主觀臆斷。我并非故鄉太多，就像朋友們常驚嘆我的“兩個故鄉，同等分量”那樣，而是故鄉太少，竟一個也說不出口。故鄉是北京的量酒器里一種明確可稱量的物，人們訴說其最真實的一刻，是密切接觸者數量公布的瞬間。試圖在這種全球化的張力面前反駁是無效的，當然，此時此刻，再次提起流動的現代性也只是一種陳詞濫調。“紐帶”并非“易于斷開”，而是從未鏈接，在三線城市僅僅二三十公里的直線距離里，我與我的朋友或同學就從未共享一套公共空間，從小城西南到小城東北，是完全不同的發展規劃、建筑風格甚至城市中心，配套設施在一定范圍內自給自足，不必互訪一次。于是，“故鄉”僅僅變成一場P2P語言握手協議，Deepseek要我們一邊翻著鮑曼的書一邊牢牢抓住家譜，并在電子香燭前痛哭流涕。然而事實是，這一代人從小生活的地方往往又不是所謂“老家”，“老家”讓真正的成長生活變成一種必須承認的中間地帶，同時又是事實上的“故鄉”。他們幾乎不“認識”“老家”的任何“親人”，家譜、牌位、祭祖的一整套儀式性規范也逐漸變成一種鄉村沙文主義，被大規模城市化遺漏下的村民們對抗我們這一代大多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城市沙文主義，還遭受著進步主義和女性主義無法回避的正當攻擊。

我似乎必須假裝或暫時承認“故鄉”這個詞的存在和相對靜止才能展開我的感受，Deepseek迅速查詢、推理并接受了一個掙扎的“故鄉”——那種在全球化語境下失語的困惑與沉默，我卻覺得掙扎得還不夠。是否應當最大限度地除去語言，把它從量酒器中撈出來，才能最大限度地見到鄉關何處？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故鄉”可以被還原為一攤又一攤原始的流動：不是“京杭大運河”，也并不因此就必須規定它在西邊，而是“有一條河”，到此為止，它不從哪里流來，也不往哪里流去。許多短暫的、轉瞬即逝的感受組成一幅剪貼畫，不再有全景照片。第一次坐在從濟寧去往北京的高鐵上，想著兩個半小時后就將到達，我想，就連去新疆都要比這久得多。

哦……北京。是在這里我重新“學習”了我的“故鄉”，我從沒聽過見過京杭大運河的槳聲燈影，但他們都覺得我聽過見過。流水席天南海北，我無暇記住每一條京杭大運河，只有一次不然，對面一人自我介紹：“我客居北京。”

“客居北京”，大概接近我關于“故鄉”這個詞想說的話。訴說故鄉是一次朝向未來的跌落，想要開口，你必須正在離開那個地方的火車上——火車速度也太慢，最好是CRH450或C919。“故鄉”就這樣在現代性和反思現代性的夾縫中持續不斷地生成，那不是傳統的、原始的、前現代的、壁龕上民族志式的呼愁，而是此時此刻的回音。

如果一定要我多說些關于“故鄉”什么，我必須刻薄地承認，回望比眺望更容易接近這個詞。這一代人以被大城市虹吸為榮，以為被虹吸才真正成為歷史主體，哪怕以“逃離北上廣”的名義行動，也無法逃離被北上廣凝視的焦慮。我初到北京，以為一個片子做完后面就將源源不斷，結果一個片子做完幾乎餓死。臨山窮水盡，我一手做著十數個策劃，一手分賬不入，給自己數倒計時：故宮、長城、天壇、雍和宮，去完就可以滾蛋。

——文章便卡在這。從我上一段的最后一句到這一段的第一句，隔了將近一個月。一個月后，我終于明白緣由：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倒計時。我潛意識里想梳理出一個“干凈”的故事，就好像真的可以十、九、八、七……

在天壇，我被丹陛橋的規制所震撼，巨樹婆娑，天高地闊，我想象著數百年來，有幾個人走在丹陛橋上，發自內心地相信世間萬物都與自己息息相關，萬物皆備于我。然而，那天我沒有進入祈年殿。祈年殿在例行維護，鎏金寶頂孤寂地朝向天穹，我給自己講故事：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但也許正因這“何必”，一個“干凈”的故事就生成了。似乎從1914年袁世凱最后一次在天壇的丹陛橋上走過到我憑綠碼進入景區真的只是翻過一頁紙，人和天地就是這樣斷裂。永樂、嘉靖、萬歷、乾隆、光緒、袁世凱，他們都會覺得仰首便安嗎？我總疑心生命與一片5A級旅游景區大概有一些不同，這個祈年殿是非進不可的。

當然這也并非可惜。要把一部紀錄片從前期策劃完整跟到后期宣發，要做好短時間內迅速專心組織大量文史知識的準備。一個策劃接一個策劃，學習、組織、壘起，再石沉大海，是會慌張的，北京的生活成本又使人分心，倒計時便由此來，不過應當是：十、九、八、七、九、七、三、十、八……但是，我也因此前所未有地切近了許多歷史和文化現場。

北宋紹圣四年（1097），蘇軾被責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只好渡海前往。此次遠走儋州，是蘇軾晚年遭到一連串貶謫的縮影。是年五月十一日，蘇軾在藤州見到同遭貶謫的弟弟蘇轍，這是他們平生的最后一次相見，蘇氏兄弟的故事也就此徹底落幕。然后，他再朝南去，行至瓊、儋之間，面對南海之無垠無涯，寫下《試筆自書》，“念此可以一笑”，用《莊子》照慰自己。渡過風浪，初到儋州，對海島生活毫無準備的蘇軾極不適應，“食物人煙，蕭條之甚”，藏身在幾間破爛的官屋里，好在八月新任軍使張中赴任，幫他修整了官舍。然而，所有這些關照蘇軾的措施直接導致次年張中等人被察舉彈劾，蘇軾又被趕出了官屋。他只好在城南置一片地，在當地百姓和朋友的群起幫助下，建起了“桄榔庵”。

“野徑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語說坡翁。東行策杖尋黎老，打狗驚雞似病瘋。”以桄榔庵下為起點，蘇軾四處行走，串親做客，儋州黎族的好意和淳樸，安慰了東坡的內心。蘇軾對朋友說儋州“風土極善，人情不惡”，以桄榔庵而見儋州，以儋州而見自己，寫下“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海南的書籍筆墨奇缺，但蘇軾仍筆耕不輟，修改訂正了貶居黃州時寫成的九卷《易傳》、五卷《論語說》，還新撰了《書傳》十三卷、《志林》五卷。他熱情地記錄下儋州的藥草、美食、風俗、景色，寫“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莼羹”，將當時還少為人知的蠔肉做成美味，笑道“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他以文化當地的百姓，不僅使得“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其他三州的學生紛至沓來，并為儋州培養了第一位進士姜唐佐——“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今天的海南大學，正立著蘇軾的雕像，后世稱“東坡先生居儋四載，流風余韻，至今未泯”“風開溟南”“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在遠離政治中心傾軋的儋州，他真誠而強烈地熱愛著這片域外之地，同時也迎來了人生最富韻味的階段。他寫下“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還寫“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在數十篇《和陶詩》里，他自稱“只淵明，是前生”，迎來了不受擺布、高貴的生存。

但是，我卻感覺到逐漸疏遠了他。從進入景區大門到靠近祈年殿，也許這就是天壇的詛咒發揮作用的過程。這就是最吊詭的一幕——當你為了接近一個對象研讀了大量學術文獻后，會感覺到這個對象逐漸陌生。不對吧？我知道工作要求早已滿足，但是總不甘在此停步，但也自己勸自己：他媽的，飯都吃不到嘴邊，還考慮這么多干嗎？

于是繼續讀。一日，我突然看到蘇軾外出訪友，身醉而歸。“半醒半醉問諸黎，行刺藤稍步口迷。”我相信“問諸黎”顯然是沒有問出什么的。他在儋州區區四年，就算“載酒堂”里日日高朋滿座，恐怕也實在做不到路邊老翁能對答如流。“步口迷”，不只是酒高之際打頭打腳，也是實在無人可訴。于是，他求諸風物，空氣中的牛糞氣味，一路指引他往歸處去，因為他記得，他的住處就在牛欄西邊再西邊。“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我一下被擊中。那一刻，我感覺我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他。醉倒在牛欄邊力盡的蘇軾，自稱“只淵明，是前生”的蘇軾，會否想起《世說新語》里陶淵明的同代人劉伶的一醉而死——“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但是，這種話就須在醉倒時才得意趣。因為，“家”未必就真在“牛欄西復西”。

《莊子·達生》里說：“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遷物而不懾。”喝醉之人，就算從車上摔下來，不管怎么摔都摔不死，因在“神全”。我看，就是因在獲得了一種無奈地向從未存在的人宣布“牛欄西復西”的權力。整天在房間里倒計時的我，恐怕就會輕易摔死。我的寫作卡死一個月，是不知自己難以承認倒計時之周折反轉，而此時此刻，我便確知了嗎？

終于有一夜，我也酒酣歸來。那一天，我已明知幾年來許多承諾已經破碎，但還是不得不把故鄉放進量酒器。行至小區門口，正走到家門前的十字路口中央，紅燈亮了，兩邊的車呼嘯過去，風很大，我一個人愣在路口中央。路盡頭是西山的輪廓，月色灑在每個人頭頂，我心中默念著，山在神的眼中是流動的。我又想到蘇軾襤褸著醉倒在牛欄邊的模樣——“抱明月而長終”。我見過整個醫院的病友都無法動彈，幾十年的癱瘓、畢生的癱瘓，總比一時之困窘好過得多——連訴說都是無氣力的。如果我說，我在十字路口中間感受到剎那的“神全”并因此多留了幾秒，請勿要譴責我公民意識的匱乏，就與我攜手相忘于江湖吧。

當孔子困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而弦歌不輟，李敬澤老師稱其為“中國精神的關鍵時刻”。我不必如此自我褒揚地比較，只是對自己說，這個剎那，是我的“精神的關鍵時刻”。回到家里，我繼續做策劃，看到在人生的極困窘處，蘇軾回憶當年困于陳蔡之間的孔子、“韋編三絕”的孔子，繼續把那首詩往下寫：“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個人暢懷言志，召喚一個從未到來的暮春，“吾與點矣”，我也聽到故鄉強烈的召喚。我無意把“故鄉”如此簡單地等同于離散的身份認同，盡管我也不得不承認現代性和反思現代性之間的強大張力，盡管這也已過時——但我還是一定要以這種方式說：不必想象身與心被放逐得有多遙遠，只要看到一條小溪在我身邊流過，我就能想到，那個暮春停駐在我的精神之中。

便回到大沂河吧。

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親眼見過大沂河的模樣。而過年時父親的“別眨眼”，是因為我新注冊的公司便取名“舞雩”。聽到“舞雩”能說出“詠而歸”的，十之一二，能再折到儋州小溪的，又十之一二。于是也不得不丑陋：“舞雩”最終也要扔進量酒器。在這首詩的最后時刻，蘇軾筆鋒折轉，寫下：“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我知道，這是一個酒醉方醒的人正在厭惡自身。元符三年（1100）六月，朝堂風云變幻，蘇軾獲旨離開儋州。離開之前，當地百姓前來送別，他動人地寫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在昌化江畔，他為海南留下了至今屹立的峻靈王廟碑，感慨自己否極泰來：“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燁然照無窮。”次年，他在北歸路上去世。

然而，他正是在酒醉與清醒之間觸摸到生命之輕重，哪怕他后來還要死在北歸路上——“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這微小的、剎那的安慰，也是昆德拉著名的最后一章“卡列寧的微笑”。沒有故鄉的人，是一張流行病學調查報告，不愿長醉，亦不愿長醒，人們永遠在召喚，“故鄉”的面目就在其中隱現。北京與否的問題是不足道的，既然來了，便是為了歸鄉所作的準備罷——我們也不得不在反復的日常中，望見自己他鄉的白發，探求如何無限靠近某種真理性的生存。

【作者簡介】

李子麒，1998年出生于山東濟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六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短篇小說《謎》獲得“中國好文筆”全國征文大賽一等獎，長篇小說《正值青狂》進入國家“十三五”“東風工程”。作品散見于《散文》《西部》《四川文學》《青年作家》等。國家“十四五”紀錄片重點選題規劃、中國廣播電視大獎2023年度廣播電視節目獎初評一等作品《鄭板橋》總撰稿。中宣部重點項目、總臺重點項目《偉大的瞬間》撰稿。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