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由于長期以來封建農耕文明的解體，知識信息的爆炸和新興事物的涌現，“父親”往往因為適應不了時代的潮流而廣受人們的詬病，成了落后、保守、專制、愚昧的代名詞。魯迅的《肥皂》、茅盾的《春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柳青的《創業史》等小說中都有著具體而真切的描寫。而在家庭生活中，“父親”因其承擔的責任和無私的奉獻，卻又贏得了子女全方位、無保留的贊美。這在朱自清的《背影》、閻連科的《我與父輩》、賈平凹的《祭父》等紀實類的作品中有著感人的記錄。這其實都是或一方面的父親形象。周榮池的長篇散文《父恩》，既有對父親飽含熱情的贊美，寫出了其護子、勤勞、孝義、慷慨的一面，又將他的缺點，乃至行為和道德上的瑕疵公之于眾，刻畫出一位瑕瑜互見、豐富復雜的父親形象。

關鍵詞：《父恩》 周榮池 長篇散文 倫理重構

作為中國傳統家庭結構中的一環，“父親”具有著較之其他成員更為重要、更為關鍵的色彩與份量。他可以被褒義地贊頌為家族大廈的頂梁柱、滾滾紅塵中的領路人，也有可能被貶義地理解為封建頑固的大家長、專制獨裁的代言者。這其實是傳統父親的一體兩面。隨著農耕文明的解體與現代家庭生活中成員角色的不同轉換，“父親”已不再是以往頑固、刻板、機械的形象，表現于文學作品中，其面貌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呈現出新的特質與內涵。在這方面，最近出版的周榮池的非虛構長篇散文《父恩》（百花文藝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顯露出新的探索與思考，值得我們認真關注與研究。

五四時期，魯迅先生在隨感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1這是一個與傳統封建家庭中父親角色迥異的現代性要求：父親應該尊重子女的獨立人格和自主選擇權，應該為子女的健康成長提供全面的幫助與支持，同時，千萬不可將子女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或附屬品。魯迅先生認為現在的父親要扛住黑暗的閘門，放子女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這是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呼聲，也是現代文學史上中國式父親倫理重構的起點。

這是一個相互理解、平等對待的新型父子關系，也是現代家庭人倫規范的合理要求。以此為觀察視點，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父親形象，由于其專制、獨裁、保守的一面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廣受質疑與詬病，從而出現了長期而廣泛的對于父親形象的批判性揭示乃至妖魔化的描寫。

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肥皂》可謂是其發端。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父親四銘，獨據于飯桌的一面，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則畏畏縮縮地坐在兩邊；而當他伸筷想去夾那美味的菜心時，卻不料被不懂事的兒子搶先一步，臉上頓時露出揾怒的神色。這是一個自私、虛偽、無恥的父親。它剝下了父親神圣、崇高、偉大的面紗，并直接開啟了現、當代文學中對于父親形象進行批判與審視的源頭。

茅盾的著名短篇小說《春蠶》寫于1930年代。老通寶根據自己漫長的人生經歷，反對兒子阿多的“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根深蒂固地認為除非老天爺不讓蠶蛹成熟，否則蠶農的收入是不會受到影響的。然而，民族絲業破產，商人乘機壓價，豐收成災的慘痛教訓，才使他艱難地認同了兒子阿多社會變革的主張。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諷刺的是二諸葛對于兒子婚姻的橫加干涉。三仙姑的女兒小芹與小二黑自由戀愛，這本是一樁求之不得的美事，但是，凡事都要講究陰陽八卦的父親卻處處阻擾，揭示出落后農村陳腐習俗的愚昧與荒唐，并將“父親”推向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表現的是父子兩代人在面對地主欺壓時的不同斗爭方式。父親朱老鞏單槍匹馬、赤膊上陣，勇猛地抗擊地主馮蘭池的巧取豪奪，然而終究因為勢單力薄而一敗涂地，氣得口吐鮮血而死。而兒子朱老忠，自覺地把個人的復仇計劃與整個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斗爭結合起來，加入到革命組織之中，耐心等待時機，最終打敗了惡霸地主取得勝利。父親的偏執與愚昧，襯托出兒子的機智與聰明。而柳青《創業史》中關于父子倆人的描寫，更是將“父親”的狹隘、愚笨推向到了極致：蛤蟆灘上的勤勞農民梁三老漢，試圖通過自己的辛勤耕耘，夢想著做個三合頭瓦房屋的主人，不過，等待他的卻總是失敗和屈辱；只是在他的兒子梁生寶長大后，搞牲畜合槽、互助合作，才真正過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

這是一次長時期、集中性的對于“父親”的審視與批判，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主題中的一個共同主題，也是一次對于中國式父親形象的集體重塑。不過，仔細想來，這些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虛構的小說文體中的價值取向，而在同時期非虛構的紀實文體中，卻又是另外的景象。

在寫于1925年的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令讀者潸然淚下的父親形象。一向自以為是的“兒子”，陡然慚愧起來：“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真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2從暗笑父親的“迂”到最后覺得自己“太聰明”，是一次尖銳的父子關系的和解，也是一次對于“父親”形象的重新塑造。

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討的現象：當“父親”作為真實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時，他總是崇高的、無私的、偉大的，決不如小說中想像的那樣狹隘、愚笨、自私、落伍與保守。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閻連科在長篇散文《我與父輩》中曾經詳細地記錄了他父親的形象，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那段在冬天從遠處的山溝里拉石頭回來造屋的情景，堪與朱自清的“背影”媲美，令人動容：“父親領著我們，破冰過河去山溝里拉做地基的石頭，因為車子裝得太滿，返回時車子陷在伊河當中……父親從水中出來的時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滿頭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幾乎所有衣服的每個部位，卻都掛著水和冰凌。我們慌忙去岸邊接著父親和那車石頭，待他把車子拉到岸上的一塊干處，我們才都發現，父親因為哮喘，呼吸困難，臉被憋成了青色，額門上的汗都是憋出來的。”這是一種以命相搏的堅持，是一種作為父親的崇高職責。他說：“得趁著我這哮喘不算太重，還能干動活兒就把房子蓋起來，要不，過幾年我病重了，干不動了，沒把房子給你們蓋起來，沒有在我活著的時候看著你們一個個成家立業，那我死了就對不起你們，也有愧我這一世人生。”3這是一種天地間最偉大的父愛，感天動地。作為兒子的閻連科說：“我相信我會努力去做一名父親膝下的兒子與孝子，以彌補父親生前我對父親的許多不孝和逆行。”4同樣，賈平凹筆下的父親也令人肅然起敬。在《祭父》一文中，他記述了一段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后回家時的情景：“……父親帶著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多少的毒打、侮辱、摧殘、折磨，都可以咬咬牙忍受，但是，這會影響到小孩的名譽、前途啊！這才是他崩潰放聲大哭的原因。所以，賈平凹感慨地說：“我欣慰著我的父親低微卻崇高，平凡而偉大。”5他毫無保留地愛著自己的父親。莫言的散文《陪考一日》表面描寫的是女兒的高考經歷，而在深層，表現的卻是偉大的父愛。父親“坐在出租車上，看到車牌照上的號碼尾數是575，心中暗喜，也許就能考575分，那樣上個重點大學就沒有問題了。車在路口等燈時，側目一看旁邊的車，車牌的尾數是268，心理頓時沉重起來”。心情的忽上忽下、忐忑不安，反映出父親的緊張狀態。而當女兒感覺下午的化學考得不順時，竟然手足無措，相信起迷信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禱告著：佛祖保佑，讓孩子一覺睡到八點，但愿她把化學的事忘記，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試中去……”6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為什么在紀實類文體中偉岸、高大的父親形象，一到虛構的小說文類中就變得那么猥瑣、渺小與丑陋？

在我們看來，這其中既有立場的不同，也有心理的問題，更與中國近現代以來急劇變化的時代潮流與倫理重構有關。虎毒不食子。在中國傳統的家庭中，含辛茹苦、忍辱負重、無私奉獻、全力托舉，是父親的職任，也是刻在血脈里的義務。這種濃得化不開的恩情，令子女動容，終身難忘，因此，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子女謳歌、贊美、頌揚的對象。然而，當立場轉換，當作者描寫起“別人家”的父親時，由于缺乏了個人的感情因素，便往往能因保持距離而擁有了冷靜、客觀、公正的觀察與評價。這是由于審美距離的不同而發生的文學差異。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復雜的情況則在于中國近、現代以來急劇的社會變動。農耕文明的式微，工業文明的興起，知識信息的爆炸，新興事物的涌現，令人目不暇接，稍有遲疑，就有可能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父親，就具有了與以往幾千年封建家庭中的父親不同的挑戰與使命，不同的角色與遭遇。以往的經驗，往往適應不了現代的形勢；長期形成的家長權威，極有可能面臨后起之秀的挑戰。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就有可能理解從魯迅先生開始的對于“父親”形象的批判與清算。

這是一個現代家庭倫理秩序重新建構的時期。“父親”，往往因為跟不上時代的潮流而在社會上受到人們的詬病，而在家庭中，他所承擔的責任與無私的奉獻，卻又贏得了子女全方位、無保留的贊美。表現于文學作品中，盡情的贊美可能會因跳脫不出的感情因素而影響到對于父親形象全面而公正的評價，而在虛構的小說等文類中，卻又有可能因為現代性的要求而將父親形象作了過于主觀性、觀念性的描寫。前者可能因缺乏距離而太過純粹，后者則可能為了顯示青年一代的進步而將其概念化與簡單化。

正是因為周榮池的長篇非虛構散文《父恩》與上述兩者的明顯差異，才引起了我們的高度重視與研究興趣，并進而探討起中國式父親的倫理重構與現代性書寫。

他在該書的“自序”中這樣表述自己的創作心態：“《父恩》寫成后六易其稿，首發于2023年第5期《鐘山》的‘非虛構’欄目。這個欄目的名字與書稿對應出一種隱喻意味，父親的恩情，確實是一種無以虛構的事實，是個人以及社會生活中最為動人的現實主義。”7非虛構，強調的是客觀、真實，要求的是不要摻雜個人主觀的想像、猜測、臆斷；而現實主義，則是對自己創作手法的要求，不要夸張、篩選與有意識的回避和遺忘。這是作者在創作之前對該書的認知與追求，也是《父恩》與前述兩種傾向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應該說，作者的父親周仁常并不缺乏對于家庭的責任與對兒子的熱愛。他出生于1949年夏天的南角墩，一塊經常飽受洪澇災害之苦的窮地方。由于家里兄弟姐妹眾多，很小的時候就過繼給自家爺爺的親兄弟——一個后來村民們常說的“大地主”，去頂門戶，成了兄弟姐妹眼中的“外人”。但是，陰差陽錯，“大地主”的新家不僅沒有給他帶來富裕幸福的生活，反而使他成了“黑五類”的子弟。不過，他并沒有氣餒，而是“靠著倔強在三蕩河南岸站住腳的，就像一根頑固的洋釘”8。他有一把好力氣，渾身就像他的諢名“小牛”一樣勁健。他捕蟹、養鴨、種甘蔗、種西瓜、賣桃子，凡是能夠賺錢的營生，再苦再累，他都沒有推卸。1978年偶然出現的蟹訊，給窮苦的他帶來了難得的好運氣。“天黑了，父親在罾棚前的臨水處掛上一盞馬燈，就像他自己炯炯有神的目光。這些光亮也能引誘螃蟹。螃蟹聞不得煙味，爬行中遇到煙索橫在前面，自會本能地退讓，而它們又必須洄游，只得順著煙索的線路進入埋伏圈。這時扳起蟹罾，螃蟹就成甕中之物了。”9這不僅需要耐心，更主要的是智慧。這年蟹訊的收獲，使他在南角墩砌了四間頗為氣派的大瓦房。

房子有了，“黑五類”也成了歷史，他終于在三十多歲討上了婆娘。當地的習語說：“下河人不要刁，一塊饅頭搭塊糕。”婆娘名叫趙友英，也就是作者的母親，家境貧寒，更不幸的是早年因得了一種名為“龜背痰”的怪病，因耽誤治療，而成了一個精神不太正常的駝背老姑娘。結婚后，父親對于這位殘疾妻子的憐愛是真實而具體的：“他連農活兒也不讓母親干。收獲的季節他磨了兩把刀，卻是自己一個人去地里收割。”“父親馱著母親急急地奔走在去合作醫療服務站的路上，就像是扛著沉甸甸的稻捆搶天時。他赤著的腳把坑洼的路面震動得惶恐不安。”回到家，“他殺了雞為母親煨湯。那種耐心比乳白的湯更深情，好像他從來就沒有暴躁的脾氣”10。這是夫妻間的真情，是一種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對于兒子，亦即本書的作者，他的呵護與關愛也是隨處可見。有一次，作者在學校里與同學打架違反了校規，被高先生批評，并將父親喊到了學校。一向倔強的父親來到高先生家門口，“從路邊拿出一個蛇皮袋來舉過頭頂，單薄的身體有些搖晃，又吃力地把袋子從門上方遞過來。高先生個頭兒中等，接那口袋也非常艱難。袋子一下子掉在地上，滾出幾棵大白菜來。這菜是家里種的。父親也不再說什么，大概是害怕高先生怪罪，轉身逃跑一樣走了，留下一個倉促的身影”11。這倉促的身影留給作者的感動，完全可以與朱自清筆下的背影媲美。

按理說，周榮池如果順著這樣的思路，也完全可以寫出令人動容、肅然起敬的父親形象，并且成為贊美、歌頌父親的一部長篇美文。然而，讓我們意外的是，他在《父恩》中并沒有純粹地將父親美化，過濾性地突顯父親的偉大，而是與此同時，將自己父親一些不堪的、促俠的、古怪的、丑陋的行徑，明明白白地記述了下來。這完全顛覆了我們傳統的閱讀經驗，同時，也使這部長篇非虛構散文在當代文學創作中顯示出值得重視的文學史意義。

盤點起父親的愚笨、丑行，在《父恩》中似乎是隨處可見。他十九歲離開村莊出去當兵，在辦理復員手續時，本來是分配到省城的一家軋花廠工作。對于一個農村出去的子弟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脫離苦海的絕佳機會，奶奶給了父親兩包大前門香煙，讓他到大隊支書那里求個情，把介紹信上的公章蓋了。然而，迂腐的父親不僅沒有上門求情，而是惡作劇似的打死了一條支書親家公家的狗，送給了支書一堆狗肉；當他的劣行被支書與親家公識破后，他的命運就只能永遠地停留在貧窮的南角墩了。除了打狗之外，順手牽羊，偷偷摸摸，也幾乎是家常便飯。隔壁鄰居老正松，一向處得不壞，但是，他卻悄悄地摘了他家的絲瓜。有時，作者還“見過他用魚叉搗老正松魚塘里的魚。那魚用來燒了一大碗湯”12。村莊上農民養了些雞，也往往被他偷著吃了。當人們懷疑起他時，他總是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一定是黃仙子吃了雞，我總是見那家伙在路邊奔過。”13多行不義必自斃。有一天，當他放養的一大群鴨子被人毒死時，他像老牛一樣絕望地嚎啕大哭起來。不過，他并沒有自找原因，而是更為瘋狂地報復起來：“不久，他干起了報復的事情，趁著夜色將某人家散養的十幾只鴨子全部擄了回來，進門便殺了兩只，剩下的全塞在床肚里。”14這種不干不凈的行為，使得他在村中無法獲得好的口碑，也無法交上真正知心的朋友。因此，當他在附近的三蕩河邊做護林員，作為兒子的“我”去看望他時，便會有人主動上來捅破他的隱情：“村里人神秘兮兮地傳說一些事情，可又生怕我們不能知道——說那屋子會有我的一位‘干娘’去過夜。”15“干娘”在當地是姘頭的意思。“我”聽得懂他們的含義，也明白他們并非出于善意。在這里，作為父親在村莊里的形象就具象化了。

行為上的缺陷、道德上的瑕疵，再加上脾氣的暴躁、蠻橫，周仁常根本就無法歸入到好父親的行列。但是，這只是他的一個方面。它們與周仁常的護子、勤勞、孝義、豪情、慷慨等性格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父親形象。它們缺一不可，去掉了哪一方面，就不是真實的周仁常全貌。

人是復雜的，作為父親的人物同樣也是豐富的、復雜的。如果注重于親情，感恩于父親的無私哺育與全身心的奉獻，那么，就會創作出如《背影》《我與父輩》《祭父》《陪考一日》那樣令人熱淚盈眶的作品，同時，如果著眼于社會歷史的變遷，尤其是面對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洪流，作為老一輩人的“父親”的僵化、保守與遲鈍，就有可能產生出如《肥皂》《春蠶》《小二黑結婚》《紅旗譜》《創業史》那樣對父親進行審視、批判乃至清算的文本。前者因為感情的羈絆往往是紀實性的，缺乏了批判性，而后者則常常是想像的、虛構的，加進了觀念性的審視內容。它們同樣真實、合理，具有同樣重要的文學價值與藝術魅力，然而，無法否定的是，它們又都是片面的、單維的與不全面的。它們都或是一方面的父親形象。

周榮池是一位在文壇活躍了多年的中年作家。在《父恩》之前，他已出版過《草木故園》《村莊的真相》《一個人的平原》《村莊對我守口如瓶》等散文集。他這樣反思與總結著自己的創作經驗與教訓：“在早期的寫作中，我沉湎于過去的記錄，認為那些絕對純凈甚至苦難的記錄，是我最寶貴的資源——這些被我自認為是‘賣小孩文學’的寫作為我保存了珍貴的鄉土寫作資料和情緒，但我后來意識到這些并不是鄉土和鄉土文學的全部。”16否定以前那些“絕對純凈甚至苦難”的文學記錄，意識到這并不是鄉土和鄉土文學的全部，這是在創作了多年以后，他感悟到的鄉土散文寫作的體會。絕對純凈只是鄉土的一個方面，在另一個方面，鄉土又是骯臟的、藏污納垢的。他由此進一步認為，寫作者心中可能是存在著私情和公義的。

這是作者周榮池創作思想上的一次大的跨步。不把私情看得太重，必須常常思考文學的“公義”，這是創作者在非虛構類寫作時能夠從濃郁的親情中提升出來的關鍵因素。對于父親，自己的至親，飽含熱情地贊美，自是真情的流露，但是，如果將他的缺點，乃至行為和道德上的瑕疵公之于眾，這就需要可貴的勇氣與膽量。

《父恩》做到了。它寫出了一位瑕瑜互見、豐富復雜的父親形象。這種對于中國式父親的藝術記述與倫理重構，是難得的，也是現代性的。

注釋：

1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第6號。

2 朱自清：《背影》，《文學周報》1925年11月22日第200期。

3 4 閻連科：《我與父輩》，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2年版，第63—64、100頁。

5 賈平凹：《賈平凹談人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頁。

6 莫言：《說吧·莫言》，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9頁。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周榮池：《父恩》，百花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1、32、33—34、55—56、184—185、122、156、156、81頁。

16 周榮池：《村莊對我守口如瓶》，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23年版，第244、245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