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勝利日：一天的斷代史與反思》，安平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1月

1945年8月10日，重慶。一個路過黃家埡口菜市場的女學生在日記里記下一則東北人“道德綁架式”的勸酒場面。然而，無論是勸酒的東北人、被灌酒的路人，還是她自己，都沒有認為這一行為有什么不妥，反倒是為之淚流滿面。

那一天的重慶充滿“白日放歌須縱酒”的氛圍，杜甫的這句詩也出現在各大報紙關于“日本投降”的號外和社論中。商店里的鞭炮賣光了，街上彌漫著經久不散的硫黃味，餐館連續(xù)幾天免費開放。報社門口等待新一期號外的民眾，把大門都捶出了裂縫……山城市民自發(fā)走上街頭徹夜狂歡，迎接抗戰(zhàn)來之不易的勝利，“今日不飲，更待何時”。

渤海大學教授安平兼具新聞人、歷史學者等幾重身份，他將這些情緒飽滿的瞬間都集結進了《抗戰(zhàn)勝利日：一天的斷代史與反思》一書中。這本書聚焦于“一天的斷代史”，其核心魅力正在于捕捉勝利日的情感脈搏，重現了一個鮮活流動、飽含情感張力的歷史現場。

國際范圍內書寫“歷史轉折日”的斷代史作品，珠玉在前者有拉萊·科林斯與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合著的《巴黎燒了嗎？》。它以1944年8月巴黎解放之時是否被焚毀這一歷史懸念為軸，從政治博弈、道德掙扎、民眾反應的層面切入，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戰(zhàn)場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近年來，以精縮時間單位呈現戰(zhàn)爭史的作品，為大眾所熟悉的還有英國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電影《敦刻爾克》，它展現了多線并置時間結構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但無論是在中文寫作的視野下，還是在歷史寫作領域，安平這種聚焦單一歷史日的微觀斷代史寫作，仍屬頗為少見的嘗試。

作為一位有著新聞史、日本現代史研究背景的學者，安平將國人的喜悅、日本的崩潰與戰(zhàn)后的記憶、爭議和反思濃縮于抗戰(zhàn)勝利日前后的時間容器中，其目的并非是為拼湊一本“日記體的編年史”。《抗戰(zhàn)勝利日》是帶著問題意識的文學式歷史調查，它以“節(jié)日”的面貌呈現不同意識形態(tài)場域，并以新聞的形式承載歷史的諸多細節(jié)，讓1945年8月15日從一個被紀念的時間節(jié)點，轉變?yōu)榭晒┐蟊娭匦聦徱暋⒎此嫉臄⑹麓翱凇?/p>

全書分成三個篇章：上篇“狂歡中國”，中篇“瘋狂日本”，下篇“勝利日的反思”，分別對應“抗戰(zhàn)勝利日”中不同陣營、不同人群的狀態(tài)和心理反應。

在上篇的“狂歡中國”中，首先呈現的便是“陪都”重慶普通民眾、學生、知識分子在迎來勝利消息時的狂歡氛圍；在延安革命根據地，軍民通宵達旦的慶祝慶典和中央軍委會議緊張的工作部署同時進行，身處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的中共中央在這一時間作出了一系列影響中國命運、改變歷史進程的決定，也贏得了國外一些友好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zhàn)列艦上，日本簽字投降，《大公報》記者記錄下麥克阿瑟將軍為簽字儀式準備的六支派克鋼筆，并率先將日本投降的新聞傳播到全世界……

中篇“瘋狂日本”是對日本民眾心理、日本軍部抵抗機制的集中書寫。從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后日本的拒不投降態(tài)度，到裕仁天皇的“圣斷”廣播；從日本敗將的剖腹自殺到“詔書”文本里的文字游戲，再到普通日本民眾的漠然、憤恨與瘋狂的“自殺式”攻擊……安平在這一部分展現出了對日本史的熟稔，通過文獻史料、士兵口述、戰(zhàn)犯記錄等翔實材料，將日本人眼中“最長的一天”描繪得如實且冷峻。

下篇的“勝利日的反思”，是全書中最具問題意識和深度的部分。安平重點提出了幾個問題：“日本是無條件投降嗎？”“一億總懺悔論的真相是什么？”這些問題直指日本戰(zhàn)爭責任及未盡事宜，其反思深刻而犀利。

在《抗戰(zhàn)勝利日》一書的新版序言中，安平寫道：“記者，記錄者也。”在他眼中，見證歷史瞬間、記錄歷史事件、參與歷史進程是記者之天職。然而，記者又不僅僅是單純的記錄者，更應是發(fā)現者和思想者。因此新聞也不只是歷史的旁白，而是其結構組成部分。《抗戰(zhàn)勝利日》中使用的史料，大量引用了報紙社評、圖片新聞、廣播文本。這是多年從事新聞史研究的安平擅長的視角和語言。他在以直觀史實內容還原昔日情境的同時，也著意于呈現輿論語言的語調、態(tài)度，以及版面頭條、版式設計等細節(jié)內容。如書中提及：重慶《大公報》放出特地刻鑄制作的鉛字特大號標題——日本投降矣！這并不多見的頭條標題使得《大公報》一出現在街頭，便引發(fā)讀者爭相購買。

在《抗戰(zhàn)勝利日》的附錄部分，安平收集了艾青、梅蘭芳等各界人士在勝利日創(chuàng)作的短文、社論與隨感。這些新聞、文學、政治文本在同一個“節(jié)日”場域中相互映照、彼此闡釋，凸顯了本書史料來源的復合性特色：昔日的報刊、廣播稿、口述史，乃至部分經作者嚴格篩選的網絡文獻資料，都被納入其史料范圍。

在當下的學術寫作中，網絡信息仍普遍被視為“不夠嚴肅”的材料，特別是其中涉及主觀表達或未經充分驗證的部分。但安平作為新聞史研究者，深知媒介變遷下“歷史的邊界”早已擴展，網絡平臺本身也是媒介史的一部分。因此在《抗戰(zhàn)勝利日》中，網絡資料也被納入研究視野，經過新聞人的專業(yè)加工與嚴謹注釋，轉化為具有史料價值的文本。這一策略不僅拓展了史料的定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了讀者傳統的文獻認知。

作為一部在通俗與學術之間游走自如的斷代史佳作，安平的歷史寫作用“節(jié)日”的象征性重建了勝利日，讓我們重新思考“誰講述了這段勝利”以及“我們又如何被講述”。這本書提醒我們：新聞——這一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視的文本類型——蘊藏著歷史的真實溫度與痛感。作為經歷過苦難與屈辱歷史的中國人，我們不該只在一年一度的特定日子追憶這份來之不易的勝利，更要在閱讀中理解歷史的復雜，銘記歷史。

（李蕙萌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徐志偉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