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更開闊的文學空間、更廣大的社會與人群

“抗戰的烽火迫使作家在這一新的形勢底下接近了現實：突進了嶄新的戰斗生活，望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的、真切的遠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狹小的天地里，不再從窗子里窺望藍天和白云，而是從他們的書房、亭子間、沙龍、咖啡店中解放出來，走向了戰斗的原野，走向了人們所在的場所；而是從他們生活習慣了的都市，走向了農村城鎮；而是從租界，走向了內地……這是一個不小的改變，也是一個不小的開拓，使文學活動真正地放到了戰斗的生活原野中去。”1939年12月底，左翼作家羅蓀在《抗戰文藝運動鳥瞰》一文中以“一個不小的改變”和“一個不小的開拓”概括抗日戰爭對于作家生活的影響。饒有意味的是，在很多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看來，抗戰中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固然帶來了流亡的艱辛或苦難，但也把寫作者們帶向一片更有活力、更富于戰斗性也更具歷史方向感的廣闊天地。

在羅蓀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文藝創作者在戰爭中走進了更開闊的文學實踐空間、更廣大的社會與人群，以及更為真切的歷史遠景。換言之，新文學家的文學經驗與實踐形態在戰時遷徙與抗戰實踐的過程中得到了多方位的重構。與此同時，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文化革命與城市革命語境中成長起來的作家而言，文學經驗與實踐方式的重構也是隨著戰爭局勢與戰爭性質的變化不斷調整與重建的。抗戰爆發之初，左翼革命的文學實踐隨著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開始融入、整合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代洪流之中，革命文藝轉型為抗戰文藝，文藝實踐形式開始在更大程度上強調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才能更好地承擔起抗戰動員的政治功能。

在左翼作家群體的分化過程中，一部分革命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部署下，深入廣大的內地包括國統區的關鍵部門從事具體的抗戰救亡工作，一部分作家則跟隨既有的文學群體在大后方輾轉遷徙，經歷道路選擇上的分歧與聚散，或參與到群體性的文藝實踐中去，或從事個人性的文學創作。選擇“到延安去”的大批文藝家與文學青年則從過去較為松散的“革命同人”狀態，進入政黨政治的組織實踐當中，深入到戰地前線或農村基層的動員、治理與建設工作中。在這個過程中，從前線到后方，從城市到鄉村，從中央到地方，從想象中的民族、國家到現實中的基層世界，文學創作的經驗質地與實踐形式也發生了多方位、多層次的變化。

在戰時流動中形成的多種新的實踐路徑中，作家們的個體經驗與自我意識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與更新。在胡風看來，這是由于戰爭中的作家生活“根本地起了變換”。他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對于文藝發展動態的一個考察提綱》中寫道：“許多（可以說是絕對的大多數）作家或文學者都參加了戰爭，或者是參加了戰地生活，或者是參加了群眾工作，甚至就是消極地逃難罷，也是不言而喻地帶著動員民眾的使命分散到了后方各地。有的人自為戰，有的結成一團，各自在自己的條件、自己的愿望下面，和生活的現實問題搏斗，向總的戰爭目的匯合。”據胡風的觀察，文學青年們廣泛地參加到了前線戰斗或后方的群眾工作中去，從“讀死書”的抽象知識轉向關注“生活的現實問題”，從“死讀書”的封閉認知轉向“實際生活”中的戰斗與實踐。更重要的是，這種分散、參與、搏斗與新的匯合，最終達成的是一種精神成長意義上的自我“完成”。這一主體經驗的更新，進一步帶來的是新文學讀者與作者隊伍的更新。

在多重因素的聯動之中重建新的文學實踐形式

抗戰文藝新生的各種組織性力量實際上是將戰時流動的被動性，轉化為對抗戰的主動介入與積極實踐，在抗戰對整個社會全方位的激活與調動之下，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傳播、社會治理等多重因素的聯動之中重建新的文學實踐形式。1938年，周揚就在《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一文中提出了抗戰時期戰時文學的新任務。他認為：“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和推動現實所造就的形勢，改變作家的生活，發動他們到戰場上去，到游擊區域去，到一切內地城市鄉村中去。一面把既成作家送進生活中去，使他們受到現實的教育，一面要培養從實際生活中不斷地產生出來的新的作家，給他們寫作技術上的幫助。”因此，周揚特別倡導“作家應當到前線去，到內地去”。抗戰時期，集中在一個文化地帶的作家開始向各地移動，周揚在《抗戰時期的文學》中進一步寫道：“我們歡迎作家分散到各地去，但要有組織，有計劃，相互間有聯絡地去。在這一點上，救亡演劇隊的活動足為我們的模范……離開了出版活動的中心，暫時沒有了，至少減少了發表文章的機會，這個表面上的損失將由實際上的更大的好處來彌補。那首先就是使作家出了書齋，走進了真正的人群，接觸了活生生的實際的生活……寫前方通訊，寫內地通訊，是他們必須做的工作。這些通訊偏重于事實的報道，夾雜著個人情感的抒寫，是抗戰文學的一個最重要的范疇。”不管是前線陣地還是窮鄉僻壤，都可給作家提供不少“新奇有味”的生活材料，這才是他們接觸實際生活、走入真正人群、克服空虛創作的最有效的辦法。周揚在這里特別看重的兩種文藝實踐形式——演劇隊與通訊報告，的確構成了抗戰文藝重要的組織方式與寫作形式。

1939年初，老舍以《抗戰以來的中國文藝》為題在四川內江的沱江中學進行演講時就談到了他的觀察：“這一年半的戲劇，在抗戰上盡了很大的力量，比別的更多。不管前方后方，每一個劇團，都有貢獻，如募寒衣及其他運動。在前方差不多都有文藝界的人去工作，如河北、山東、浙江、山西等處，他們的工作是教歌、辦報、代寫家信、演劇等，他們的力量非常之大。”可見演劇隊或抗敵劇團不僅僅是從事戲劇實踐的文藝組織，甚至也不僅僅是從事抗戰動員的宣傳組織，更是切實服務于前方士兵與后方百姓的戰地服務組織。戰時通訊報告的發達亦與當時的進步青年大量涌入防護團、紅十字會、難民收容所、戰地醫院、服務團甚至直接加入前線部隊的具體實踐有關。一方面，演劇隊與戰時通訊以其流動性強的特點，更適于戰時流動的工作環境與動員需求；另一方面，戲劇與通訊也因其與戰爭現實之間更為直接、密切的關聯性與強大的實踐性，產生了一種組織現實、介入現實的能力。1943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陜甘寧邊區就明確將戲劇工作與新聞通訊工作確立為了戰爭環境與農村環境中“最有發展的必要和可能”的兩項核心工作。由此可見，面對戰時流動的不穩定性與紛至沓來的現實問題，抗戰文藝必須對既有的文藝形式進行選擇與改造，找到更具實踐性與組織性的文藝實踐方式。

當抗戰文藝真正走進前線或后方，要面對的則是如何深入到具體的現實結構中去，將表面化的觀察與體認轉化為體貼、深入的理解和切實有效的介入、組織與實踐，逐漸抵達對社會現實的重造。盡管在戰爭初期，大多數左翼作家都感奮于戰時遷徙使文學人走進了“新的現實”，但隨著戰爭步入相持階段，作家們逐漸意識到，想要真正走入廣大的人群與實際生活，形成有力的文學感知與社會認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不同的政治區域和生活領域，作家們的具體觀感雖然不同，但關于戰時中國的新與舊、變與常，大多生成了某種相關聯的、具有總體性的認識。正如沙汀所說，“我們的抗戰，在其本質上無疑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這一時期的作家大多格外看重戰爭“重造”民族、國家、個體與人群的可能，盡管這種“重造”勢必是困難重重的。正如學者程凱所說的那樣，當這些作家藝術家作為曾經“從那個‘老中國’的倫理、社會、生活秩序中脫離出來”的主體，被戰爭重新送入到廣大的基層社會中時，必須要面對如何“再嵌入要改造的那個對象，從其內生的脈絡來理解它，進而扭轉它、改造它”的問題。這種對現實結構的重造，首先要求的便是文藝主體與文藝實踐方式的重造。這也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整個新文學場域都得到了多方位的重造

在抗戰帶來的劇烈而廣闊的社會變動之中，革命文學乃至整個新文學場域都得到了多方位的重造。從作家主體經驗的敞開，到文藝實踐方式的轉換，再到社會現實結構的重造，這一文學重構的過程既是革命文學自身的生發與再造，更內在于革命本身的深入與擴展。對革命文學實踐而言，抗戰不僅更新了作家們的經驗結構，也為革命本身提出了新的歷史命題。在這個意義上，作家們的戰時遷徙與抗戰文藝實踐也是以具有現實感、經驗性和形式感的方式重新理解革命的過程，包括重審與重構革命的原則、價值與倫理，深入把握現實結構，探索實踐的位置與方式，也包括在革命政治內在規定的認識結構之外，體認更廣闊或更幽微的現實與人群，并最終指向革命的自我調整乃至自我革命。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的實踐過程中，作家們以其高度不穩定的生活實踐與形態紛紜的文學試驗，向更切實的歷史內容與政治意識敞開，在政治、文藝與戰時社會的接合處，呈現并參與現實結構的內在翻轉。對于處在不同的政治區域或戰爭局勢中的作家而言，文藝主體與革命政治的關系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被高強度的革命政治充分組織與調動的文藝實踐，亦有在革命文學陣營的內部保持相對游離的位置感，從切身觀感出發展開的批判性審視，也有在與左翼文學的既有模式自覺對話的基礎上重新激發的革命構想，也可能隨著戰爭局勢的重大轉變而必須面臨革命經驗的遷移與轉換。這些經驗、觀念與實踐選擇上的差異性，也正折射出抗戰對革命本身的重構。

對于抗戰文藝而言，戰爭、社會與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呈現為一個外部危機與內部重造之間的辯證過程。革命文藝的新變既是這一重造本身喚起的文化要求，又必須經過對戰時經驗與現實結構的重新體認與反思，才可能找到參與這一重造的具體路徑。質言之，這一時期作家對戰爭感知的不斷調整、對實踐方式的反復摸索，以及在文藝形式方案上的爭辯，既涉及革命如何對國家、社會、政治與文化的重造做出設計，也涉及革命的自我檢視與自我更新。也正是因此，在更遠與更近的歷史脈絡中，抗戰文藝不僅深刻地回應了五四新文學與新文化的內在危機與思想議題，也持續性地建構著當代中國人的主體意識、歷史認知與家國之情。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