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的展柜中，靜靜地放著一把琴身已斑駁的小提琴。它的主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天才音樂家，名叫聶守信——因令人咋舌的敏銳聽覺，又被稱作“耳朵先生”，后遂改名為聶耳（1912—1935）。

聶耳是云南人，這把小提琴曾是云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1954年2月由聶耳的家人捐贈。根據聶耳日記，聶耳在1931年剛到上海不久后擁有了這把小提琴，此后這把小提琴始終伴隨著聶耳，成為他用音樂進行戰斗的神圣武器。《開路先鋒》《大路歌》《畢業歌》《金蛇狂舞》以及《義勇軍進行曲》都是聶耳在1933年至1935年這一段生命的最后時期創作的。

今天是聶耳逝世90周年的紀念日，《義 勇 軍 進 行曲》——這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最優秀的民族戰歌，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它的無窮力量至今仍在激勵著所有國人。

聶耳用過的小提琴。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梁茵 攝

1941年，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演唱《起來（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梁茵 攝

忘我苦學的有志青年

1912年2月，聶耳出生于風光明媚的云南昆明。水靈山秀的彩云之南孕育出了這樣一位奇子俊才，他從小就表現出極高的音樂天賦，精通笛子、二胡、月琴、三弦等民族樂器，又學習了演奏鋼琴、小提琴。

聶耳成長于一個中國社會動蕩不安、革命形勢急劇變化的時期，通過閱讀進步書刊、魯迅的《彷徨》《吶喊》等作品，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啟發與教育，當時廣泛流行的《國際歌》《工農兵聯合起來》《打倒列強》等充滿革命激情的歌曲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后來的創作。1928年革命低潮時，讀中學的聶耳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為了躲避當地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19歲的聶耳離開云南，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聶耳為了生活四處奔波，同時也利用一切業余時間攻讀革命文藝理論、自修英語日語以及苦練小提琴。這把正于黨史館展出的小提琴，是聶耳于1931年初意外購得的。當時，因幫助昆明友人從上海租電影膠片拷貝，聶耳得到了100元錢的報酬，他將50元錢寄給母親，剩下的用來購買樂譜和過冬的衣物，以及一把令他從小就魂牽夢繞、渴望得到的小提琴。在當年2月9日的日記中，聶耳興奮地寫道：“Violin（小提琴）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暢……若沒有旁的事來煩擾，我是會不吃飯，不睡覺，不分早晚地練習下去的。”這把琴一直伴隨著忘我苦學的青年音樂家聶耳，直到意外離世前一天，他仍在日記中制定要“隨時不忘讀書與拉琴”的計劃。

有了小提琴，聶耳更加勤奮苦練，在一眾應聘者中脫穎而出，考上了黎錦暉主辦的“明月歌舞社”的小提琴師。他每天經常練琴達6小時以上，并開始學習和研究樂理。與此同時，聶耳還密切關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情況，1932年，通過著名戲劇家田漢，聶耳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參加了由一眾革命音樂家組成的音樂小組，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廣泛地參加社會活動，撰寫電影音樂評論文章。

九一八事變后，國家民族處于危亡時刻，聶耳對當時靡靡頹廢的音樂節目深惡痛絕，渴望改變作曲的方向：“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要“向群眾深入……創造出新的藝術”。最終，他以“革命者”的姿態，離開“明月歌舞社”，投身到黨領導下的電影戰線，并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做亡國奴 爆發最強音

1933年至1935年是聶耳創作的高峰期，短短兩年時間，他就創作出了《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30多首歌曲。聶耳的生命如流星短暫，甚至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音樂教育，他卻憑驚人的天賦和勤奮，創作出了真正反映勞苦大眾呼聲與民族不屈精神的音樂。音符里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回蕩著歷史的轟響。通過電影、戲劇的演出，它們立即傳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斗爭中的人民，也像子彈一樣射向敵人。

“進行曲”最初的原意是一種富有節奏步伐的歌曲，起源于西方，核心特征表現為鮮明有力的節奏與激昂有力的旋律，這些特點使其在集體演唱或演奏時最能強烈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戰斗意志。“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首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其中最杰出、典型的代表。

夏衍曾在文章中回憶，聶耳是個永遠不知道疲倦的青年，不管什么工作都搶著做，他不止一次對夏衍說：“有哪部電影要作曲？我在搶工作。”1934年，黨領導下的電通公司決定創作一部進步電影，這部名為《風云兒女》的電影臺本由田漢創作，以熱河抗戰、長城抗戰為切入點，講述知識青年走向民族抗戰戰場的故事。田漢正在創作時，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臺本交由夏衍改寫完成后，聶耳問夏衍，《風云兒女》的結尾是不是有一首主題歌？將田漢寫的歌詞念了兩遍后，聶耳說：“作曲交給我，我干。”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的1935年，華北國土正大片淪陷，整個華北上空烏云密布。為了創作《義勇軍進行曲》，聶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完成了這首有如反抗沖鋒號角般的革命歌曲。歌曲初稿形成后，傳來國民黨反動派即將逮捕聶耳的消息，黨組織決定，送聶耳出國，經“日本到歐洲、蘇聯學習、考察”。《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定稿最終由日本寄回國內。隨著電影的公開放映，它很快傳遍了神州大地，深受廣大軍民喜愛，甚至連《風云兒女》這部電影都被這支主題歌給掩蓋了。（田漢：《影事追懷錄》，《中國電影》1958年8月）

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響起；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最終確立了其國歌的地位。多年來，伴隨著每一次外交場合上的演奏、國際體育賽事中國健兒奪冠后的升旗儀式，《義勇軍進行曲》更加響徹世界。無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它傳達的不屈精神與堅強意志永遠激勵著所有中華兒女。

國際友人唱響《起來》

從時代價值和藝術意義兩方面看，《義勇軍進行曲》都是一首極其特別的佳作。筆者曾經親耳聽到我國著名指揮家、音樂教育家楊鴻年先生這樣說：“《義勇軍進行曲》為什么能夠成為國歌，你們去數數里面一共有多少音程的上行就知道了。”歌曲前奏號角一般的音調，作為全曲旋律發展的基礎，帶有吶喊的旋律造成了一種特有的緊迫感。“起來”的號召連續三次層層遞進，最終形成一個明亮而集中、帶有堅定步伐的段落：“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全曲結束在一個斬釘截鐵的“進”字上，內容的飽滿與形式的完美在此高度集中。聶耳用這首歌曲寫盡了人民群眾在民族危亡時刻的呻吟、憤懣與吶喊。更有學者分析，《義勇軍進行曲》的結構原則“為我們揭示了一種嶄新的曲式天地”。

《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也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社會活動家保羅·羅伯遜結識了積極推動抗戰救國歌詠運動的中國音樂家劉良模，保羅·羅伯遜雖然遠在美國，卻始終關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不同場合公開聲討日本的侵華戰爭。劉良模將中國的抗戰歌曲唱給羅伯遜聽，其中他最喜歡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在羅伯遜看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呼喊，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包括美國黑人在內的爭取自由解放的決心。他跟著劉良模一字一句用中文學唱《義勇軍進行曲》，1941年在紐約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國抗戰歌曲唱片，在全世界發行。

此套唱片名為《起來》（《Chee-Lai Songs of New China》），共三張，灌錄了包含《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六首抗戰救亡歌曲。唱片的封面由中國軍人與中國兒童的照片合成，寓意中國軍隊擁有不屈的精神，以保衛身后笑容天真的兒童。唱片由宋慶齡作序，并在封套的扉頁上題詞：“中國已經發生了新的民眾歌唱運動，它源自抗擊敵人的力量……”唱片版稅及發行收益，亦捐贈給保衛中國同盟。如今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廳內，聶耳的小提琴旁，也擺著一張《起來》的唱片，是國際友人支持中國抗戰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