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這里。這個事實像看定的婚期，不可更改。”我在散文《出發之地》的開篇如此寫道。關于人與故鄉的命定，我原本想到的形容是“像閃電一樣不可更改”。這是哪個詩人的句子？忘記了。

前文中的“這里”，指的是涼山。涼山彝族自治州，或者大涼山。但是并沒有一座山叫涼山。之所以如此命名，大概是取其凜冽寒涼之意。在彝族創世史詩《勒俄特依》中，有雪族十二支的傳說。落雪的地方，當然寒冷。而6.04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也算得上是大。另外，我們在“涼山”的前面加上“大”，這樣的自信來源于這片土地。有高山任駿馬馳騁，有天空任雄鷹飛翔。至于地上，火塘邊，是我們的世代傳說。那是一個族群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群山連綿，與天相接。早年，我的故鄉定是鳥獸的天堂，天上鷹飛過，地上奔跑著狼、豹子、狐貍、麂子、獐子、野兔……當然還有被人們隨便賜予名字的花草。這里啥時候有了人煙？沒有記載。怎么來的？眾說紛紜。這是人們為了繁衍生息而覓得的家園。松濤蕩漾，山風陣陣，一切亙古，又有著細微變化。人煙稀少，一個家庭便是一個世界。父親為王，母親為后，孩子只能俯首聽命。

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里寫道：“太古是個地方，它位于宇宙的中心。”對我們來說也一樣，出生的地方就是“世界中心”。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覺，不是出于一個作家的自信，而是隔絕。你想，峰巒疊嶂，山外有山，而我們的家園像大地上的牛皮癬，就這樣被固定在某個稍顯平坦的地方。我曾經站在故鄉對面的山上拍過一張老家的照片，看了半晌，內心荒涼，寫下四個字：百年孤獨。

我已離開涼山20余年。而曾經，我以為自己一生走不出深山，像我的祖輩那般，被一根無形的生活之繩套住，在那片土地上，兜兜轉轉過一生。若是那樣，也無妨。人間事，時也，命也。我童年的小伙伴們，如今大多還在鄉村，有的已經歡樂地做起了爺爺和奶奶。想起他們，不無感慨。

少小離家，時常想起在故鄉度過的童年。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溫習中，過去得以封存，并在某個思鄉的夜晚復活。那些場景，朦朧、黑白、無聲，如云霧，如風影，有著文學的質地。文學是關乎生命的藝術，而生命始于故鄉。

降生于世，如種子落地。生在涼山，就是落在了石頭上。多年以后，我聽一首歌唱道：“草籽子撒在遠路上，硬過了石頭才發芽。”那一刻，像一塊石頭擊中我胸口。這世間的高寒貧瘠之地，可以寸草不生，但不可以不活人。生命的堅韌勝過萬物。西北西南，都一樣。

8歲那年，我步行7公里去上學，只為識得幾個字。對上學這事，我們的目標樸素得感天動地：會寫自己的名字，上街別進錯廁所，會算賬。我從那時就知道，“字”是有重量的，可以揣在心里，一旦習得，能讓生命變得沉甸甸。我爺爺講過一個故事：說村里有個不識字的人，某夜，鄰居說，你幫我打著火把，我要寫一封信。他照做了。結果，鄰居寫的是對他的訴狀。這個殘忍的故事，一直告誡我：千萬別做那個舉火把的人。于是，我待文字如親人。

上學的路線呈V字形，上坡、過河、下坡。放學回家的路線也是如此，占不到半點便宜。學校在一個高坡上，群山里的白房子，紅旗高高飄揚。我們這些小土豆，從四面八方趕來，破衣爛衫，蓬頭垢面。很多人上著上著就退學了。不是因為學會了，而是路太遠，太累。再說了，家里有活需要干呀。人長到十一二歲，算半個勞動力了。

可不上學怎么辦？千里路，萬重山，輟學就只能重復祖輩的生活。山外并不全是山，還有超乎我們想象的生活。所以，這學不光要上，還要竭盡全力。

12歲，我到了縣城。與家相隔幾十公里，卻已是另一個世界。這是一個漢語的世界，它像我一樣正在成長。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所有的縣城都差不多。從歷史中走來，灰頭土臉，卻又在改革春風的吹拂下信誓旦旦。這里，連風都不一樣了。鄉村的風是清涼的，而縣城的風里除了躁動，還有外地人的口音。

仿佛一夜之間，外地人乘風而至。使出渾身解數，掏你的錢包。他們像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吉卜賽人，把我們那個深山里的縣城當成了雜耍舞臺。大開眼界。今天，他們在路邊支上服裝攤，叫賣大減價；明天，縣城里就有了第一家KTV，歌聲鬼哭狼嚎。耍猴的、翻跟斗的、模仿明星唱歌的，看得人眼珠子都要掉下來。電影院人滿為患，錄像廳通宵達旦，流行音樂飄揚在大街小巷，每一句都能唱出我們的心聲。

我在縣城想起父母，熱淚盈眶。他們還在土地上勞作，汗流浹背。他們只有渾身的力氣，以及對子女未來的希望。而我的未來在哪里？只能是書本里。可我分明覺得，那些課本就像故鄉的石頭，冰冷，堅硬，難以咀嚼，更遑論下咽和消化。好在這世界，還有課本以外的書籍。

另一個世界向我敞開了大門。它與眼前世界相比，更廣闊，更繽紛，遙不可及又觸手可及。那個世界不只眼前所見，還直指人心。莫泊桑、普希金、福樓拜、魯迅、金庸……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們用文字在紙上，為我搭起一座又一座迷宮。一頭扎進去，忘記饑餓和迷茫，我是誰？誰是我？我是我讀到的所有人。原來，文學是種分身術。無數個我，存活于紙上，過著另一種生活。

讀久了，便想寫。寫什么？寫下我的故鄉和童年。那時我已離開涼山，顛沛流離。新世紀來臨，世界進入網絡化時代。蠢蠢欲動，欣欣向榮，所有人都在暢想著未來。就連一首歌里唱的：“輕松一下，Windows98。”于是，開始寫吧。

我行走于一個又一個城市，居無定所，我的文學正是始于這種動蕩。離開和成長，讓我無數次懷想故鄉與童年。而這兩者，正是文學的種子。先是我，再是我們，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面對時間即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世界即故鄉和他鄉，有話要說。這是我寫作的初衷。就這么蹣跚學步，跌跌撞撞。2002年，我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寫的是父親送我進城上學。情節當然是虛構，但情緒是真實的。虛構就是撒謊，撒謊需要細節。這是小說之所以讓人“信”的關鍵所在。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但我知道它能撫慰我，讓我在無助中生起希望。

在異鄉，一個人面對茫茫黑夜。閉上眼，我便回到故鄉。神話、民間故事、奇聞軼事、鄉間奇人、貨郎、巫師、土司、地主、鄰居、祖先、父母，以及我自己，無一不是寫作的素材。我讀《百年孤獨》，會心一笑，這樣的故事，我從小便聽說；讀《燃燒的原野》，倍感親切，胡安·魯爾福所寫的，不就是我們村的那些事？閱讀是激活，也是提示，它為我的生命賦予文學色彩。

我從不擔心寫什么的問題，而需要解決怎么寫。面對一座金礦，我無法將整座礦山搬回家，所以只能做一個礦工，一錘錘敲打，一寸寸掘進，起早貪黑，風雨無阻。所以，文學真是煉金術。從金礦到金子，從現實到虛構。金礦不能等同于金子，正如寫作不是照搬現實。但這兩者又有無限關聯。是霧中風景，也是心理世界。

確實，對寫作者來說，涼山是富礦。你隨便下鄉走走，就能收獲一籮筐超乎想象的故事。隔絕，讓這片土地保留著人類少年時的特質。它是神秘的、獨特的、天真的、深情的、悲傷的，又是寬闊的、嘹亮的、堅韌的、激烈的、疼痛的……人是大地的產物，最后也要歸寂于土地。人也是流動的故鄉，是故鄉塑造了人。

人與故鄉的關聯，在寫作者身上尤為明顯。像我這樣的背井離鄉者，當我開始寫作，就是通過記憶重塑故鄉。我把那個紙上的故鄉叫阿尼卡，它在現實中真實存在。在這虛實之間，我面對的是兩個故鄉，兩種生活。現實已經發生，而虛構正在發生。我希望自己的虛構，在現實之上，是對現實的彌補與希望。一個屬于我的烏托邦。

我從記憶的湖里撈起往事，像一個淘金者。擱置、甄別、想象、打量、變形、組裝，最后成為一個作品。它有故鄉的精氣神，有故人的言談舉止，但又不是那個人。他是新的，又是舊的；屬于過去，也屬于現在和未來。一個個人物在字里行間生活著，人生一世，故事而已。

這些年，我對文學做過一些粗淺的思考。文學是多維度的。它既有外部世界的寬廣，也有內心世界的深邃。我們的記憶里裝著故鄉和童年，那是我們取之不盡的文學源頭。我無數次引用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里的話：“對于作家來說，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我深以為然。

（作者：包倬，系云南省作協副主席、《滇池》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