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節，在縣里待的時間最長，前后兩個多月。過去回來，長也不過十天八天。去年父親走后，母親一人生活在老屋里，讓她去養老院，死活不去，說自己在這兒住慣了，都已經八九十的人了，還能活幾年，就在老屋過過算了。

這樣她一個人住，就不太放心，只好經常回來陪她住住。

母親說是八九十，其實今年已經九十多了。她就是腿不太好，其他能吃能喝，飯量大嗓門大耳朵靈。

時間住長了也就有矛盾，不像過去回來只住幾天，香噴噴的。首先是生活上的差異，她吃得早睡得早，而我要遲吃遲睡。也不是我不講理，而是她太早了。她每天中午十一點就要吃中飯，晚上五點吃晚飯，九點就睡覺了。剛開始我不適應，八點多才吃完早飯（她是五點多就已經吃了），十一點就叫吃中飯，肚子還脹得很。可是她令著我吃，說菜冷了不好燒。我只有隨著她，胡亂吃點了事。

吃完就是午睡，用我媽的話說，“飯后瘟”。她就歪在客廳的躺椅上，睡睡，扇子搖搖。我則在西頭屋里，也就是瞇上個十來分鐘，人就精神了。起來在窗下看書（窗外正對一叢雞冠花），有時客廳的鐘聲才打十二點。

我看了半天，忽然鐘聲又響了：“現在是北京時間下午一點整。”午后的安靜真是出奇，可以說連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能聽見。安靜對讀書有好處。我讀的是《金瓶梅》，已讀到第二十七回，有一節寫道：“過了兩日，卻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

而此刻也正是農歷六月初五日，和書中描述的季節恰好一致。窗外烈日炎炎。有時一天一場暴雨，雨后立馬放晴。仍是烈日當空。

我看一會兒書，有時就與母親閑聊幾句，母親總是嘮叨一個人太冷清了：“上午還好過些。金香在這兒燒飯，還能說說話。下午就像個癆子（呆子），坐在那兒，不得一個人說話，難挨哪。”

她是說父親走后，她一個人孤獨。過去即使父親出門，她還有個盼頭：“老頭子到點就要回來吃飯了。”她老是這句話，我就有點煩。好好的人，無病無災的，金香每天把飯燒得好好的，外甥女每天都來，有什么難熬的。跟母親住了一陣，我自己也發現難熬。飯吃得早，下午時間就長，她就坐在那兒（她不看書，因為不認字，平日就喜歡閑談，張家長李家短的），等鐘敲：“現在是北京時間下午兩點整。”

一直到“現在是北京時間下午五點整”，五點敲過，母親才爬起來做晚飯，也就是熬點粥，或者泡個麥片什么的，之后就是洗洗，到房間看一會兒電視，睡覺。

她每天就是這樣。每天都是這樣。

（母親正躺在客廳躺椅上，從隔壁屋里傳來輕微的鼾聲……后院的雞忽然叫了起來：啯啯蛋——啯啯蛋——啯啯蛋……）

《金瓶梅》是從六月初回來時開始讀的，那時天還不甚熱。我每天讀兩回。年輕時對《紅樓夢》比較熟，《金瓶梅》一直沒有讀，認為有些“黃”，怕吃不消。現在年歲大了，無所謂了。其實真讀起來，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倒是里面的世俗生活寫得無比之好。唉，要是早幾十年讀，對寫小說該有多大的幫助呀。這樣讀下來，忽忽近一個月，天也越來越熱，真是酷暑難當。不過也正如書中所說的，大暑不過未申，大寒不過丑寅——熱不過農歷六七月，冷不過農歷十一十二月吧。

現在正是人坐著也是一身汗的時候。我坐那兒讀不了多久，汗衫濕透。就脫下洗洗，掛在外面院子里，不一會兒，就干巴巴的了。

上卷快讀完的一天，午休醒來，頭腦悶悶的，就斜靠在床頭發呆，但腦子并沒有停下，忽然想起幾句，便記在了紙上——

初夏小院闃無聲，紗帳輕籠風扇鳴。后窗母雞偶咕咕，午起《金瓶》又一回。

這“詩”完全是紀實，可能韻律不合，但意思明了，也管不了許多。

母親每天上午就是給后院的三只雞剁點青菜葉子，拌上碎米喂雞。

她早上五點就起來，之后騎著老年代步車去菜市場，半買半撿，拎回一塑料袋子半黃的菜葉，回來在院子里曬干。曬干了就坐在客廳，放在一個大砧板上細細地切碎，倒在一個大盆里，同泡好的碎米用手拌勻了，就往后院關雞的地方喂雞去了。

后院的三只雞，從雞的角度看，它們應該算是幸福的，比起養雞場的雞，它們不知道幸福到哪樣了。后院雖不大，但也是一個自由的天地，每天是小米拌菜，葷的是各種雞鴨魚的骨頭，剩粥剩飯更是不在話下，于是它們也是每天一個蛋，從不間斷，算是給了回報。

這三只雞，可有來歷了。

去年寒里我回來，二表姐來看我，帶了三只雞，說是給我帶到城里，走時雞已經開始下蛋，所以我們就沒帶。雞們很是爭氣，從春天一直下到夏天，靠自己的努力，把小命保了下來。

二表姐每年都會給一點土產，不是土雞蛋就是土雞。我和二表姐關系好，小的時候，她長得好看，經常悄沒聲走進我家小院，笑笑的。我媽問：“吃了嗎？”她還是笑笑的，慢慢說：“沒呢。”

我高中畢業到一個叫小街的鎮中學代課。二表姐那時初中畢業，也在小街鎮北頭的一個石油隊做些雜活。舅舅家五個小孩，三個姑娘都像一朵花似的，可舅媽是農村戶口，所以孩子們戶口都是農村的。那時沒有戶口就不能待業，進不了城。不是有一句話嘛：“姑娘不丑，就是農村戶口。”二表姐下工，經常到我那兒玩，一次鎮醫院的麻醉師覃標在我那兒玩，他們遇上了。我買了鹵鴨子和鹵豬心，請他們吃飯喝啤酒，喝得挺高興，之后他們兩人就談起了戀愛，結婚成家。因此二表姐就對我好，每年都給我送土雞。

“今天沒有蛋了，盆里下得都是水。”母親說。昨天大雨，把母親專門給雞下蛋的一個盆下了滿滿一盆的水。母親拄著棍子走到后面：“咦，日鬼呢，盆里半盆水，它蹲里面呢。”

過一會兒，母親從后面出來，手里攥著一個熱蛋。我說：“蛋到時就要下，憋也憋不住，有水，也要下。趙本山的小品不是演過嘛。”

下午四點多，不遠處即傳來一個嬌嫩的女聲：

“賣米糕——賣籠糕！”

此時我便會出門尋吃的。這個婦女賣米糕、籠糕，是一個流動的攤點。她騎著一輛舊三輪，沿著西門老街叫賣，因為這些沒改造的老城住的多為老市民。每天黃昏，老人們都自帶馬扎，沿著路邊一溜地坐著。她們并不聊天，就這么東一個西一個地坐著。因為她們每天都坐著，所以也沒有多少話說，但就這么集體坐著，就是一種交流。

“賣米糕——賣籠糕！”那個年輕的婦女，扎著一個烏黑的辮子騎車而過，輕聲叫道。

一個清瘦的老頭，婦女們坐著，他常會來轉一轉，說幾句閑話。一天雨后，婦女們還沒出來，他哼著個小調，勾著腰（勾得很深，但精神很好），見婦女們一個沒有，就自言自語說：“咦！老奶奶都到哪兒去了？被貓銜去了？”

說完，他又自哼小調，沿著小巷往深處去了。

黃昏我從巷口走過，見四個婦人都出來坐著，問她們：“怎么沒見那個人？”

這些婦女都很高壽，她們中間歲數小的也至少八十了。其中一個臉黑黑的笑著對我說：“是高個子？……老吳啊，他是揚劇團的，過去拉二胡的。”

我說：“你們不在，他都會說給貓叼去了。”一個銀發穿紅格子的老太說：“他瞎嚼，就好嚼個蛆！”幾個婦女一起笑了起來。

這條巷子叫禮堂巷。為什么叫禮堂巷？不得而知。不過巷子是十分的古老了。它從越塘往南，曲曲拐拐，是相當長的，拐過一家山墻（這家一墻的凌霄花，開滿了花），筆直向南，就到了西門老街了。

這條巷子我走過幾十年了。二十多歲時喜愛文學，西門磚井巷住有一位文友，叫玉亮，我們經常聚在他家聊天，一聊有時就是半夜。去玉亮家必經禮堂巷。有許多個深夜，我一人“跫跫”地走在這個深巷中——我是因為無數個深夜，穿過這條僅一人寬的深巷，而記住“跫然”這個詞的。

記得有一年冬天聊到深夜，一推門，嗬！一場大雪（門口一只破皮鞋，已經被雪埋了）。我走出磚井巷，迎著寒風，踏著咯吱咯吱的新雪往回走。

此時的西門老街空無一人。大雪沒了腳面子，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家走。冷極了，可因為一晚上的交談，仿佛被很多有智慧的人照亮心底，人并不感覺到冷，是在一種亢奮中往回走著。

走到禮堂巷（巷口有一塊立石），整個巷子被白雪覆蓋，只我一個人，走出了一串孤獨而溫暖的腳印。

這一片居民少說也有幾百戶，街巷也有幾十條，幾十年來除改造了一些路面外，其余還是老樣子。我家大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搬來的，那時我還在上初中。來這兒之前，我家在堂子巷已住了十年，那兒曾是縣廣播站播音間的三間小房子，地上鋪地板，可是太小了。搬來的時候是一排五間，一個大院子，西南邊有一個偌大的廚房，可分配時我父親資歷不夠，就割了兩間給隔壁一戶姓于的人家。

當年的鄰居們都是中年的樣子，幾十年下來，歲月滄桑，一代人凋敝了。活著的也同我母親一樣八九十了。也有走得早的，隔壁的全叔叔不到七十就走了。

這是被歲月遺忘的一片地區。它的居民幾乎沒有流動，子女們都搬走了。這些房子也不會有人來買，西邊因為建公園，拆了好大一片，老西門我姐姐家早已被拆了。有一陣子，這一片的人家墻上也已經刷上了“拆”字。那時父親在世，我每次回來，他都給我講拆遷的事，能拆多少錢，拆了之后臨時搬到哪里住。可一陣風過后，就沒有了聲音，老居民們還是一樣地平靜生活著。

鄰居們也是各行各業的，更老一點的，賣體力的多些。做瓦匠的就有兩家，朱家和邢家，也有拉板車的，更苦，在搬運站，那時這也是一個專門的行業，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立的，專門集中了個體的小驢車隊，運送建筑材料，水泥板呀，木材呀，磚瓦呀。我母親在輪窯廠，是專門燒磚燒瓦的地方。我在那兒打過工，上機軋過磚瓦，還削過磚坯，都是累死人的活。磚瓦廠是個小驢車集中的地方，一到出磚的日子，幾百輛小驢車都等著上磚，相當壯觀。上了磚之后，這些趕驢車的把手中鞭子一揮，“駕！”就把磚頭送往四鄉八鎮去了。我家斜北面的郝家，一家子父子都趕驢車，他家的特點是一年四季都喝酒，一家都喝。一個鴨頭、一點小魚雜，能喝上個把小時。他家的二兒子，媳婦是我娘介紹的，是我代課的那個小街鄉下的女子，長得人高馬大，是個使體力的婦人，結婚后又給生了一兒一女，大的叫小蟲，小的叫小蛇。可是這個老兄好打老婆，每每酒后打得更兇。我娘多次調解，媳婦最終還是跑了。老婆跑了，酒照常要喝，一日三頓，早酒就咸菜也要弄一盅。結果五十歲上就把眼睛喝得發紅，眼角爛得流水，沒有幾年，得個惡疾，死了。

鄰居們除體力人之外，稍后搬來的，也有機關單位的，死去的全叔叔家就是。

全叔叔家在我家隔壁，和我家搭山，我家東墻即是他家西墻。他們也是三間，紅磚斗子墻，一個小院子，后來在院子里又搭了一間，是平頂的，一個簡易樓梯上去，就是一個平臺。那個時候，能在屋頂平臺上看出去，就已經算是“心曠神怡”了。他家的三兒子就經常手叉腰，站在平臺上指指點點。

全叔叔是從部隊轉業的，他在部隊應該是營級以上，因為他轉回來就擔任了稅務局局長。全叔叔家四個孩子，三個兒子，老四是個丫頭，長得極美，可任性也是可以的。

全叔叔的父親是個鄉下老郎中，因此懂一點藥理，在我們孩子看來卻是奇門異術。有時夏天日長，晚飯后無事，他就拽住我們小孩扯淡。他講的多數我都忘了，一個捉蟋蟀的故事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那時我們小孩子都捉蟋蟀。他說凡蟋蟀公的在洞里叫，母的聽到聲音，就過來交配，而動物交配時，都有點弱智。這時蛇會過來（土谷蛇），蜈蚣會過來，癩猴子（癩蛤蟆）也會過來，它們都是過來吃蟋蟀的。蜈蚣雖毒，可癩猴子并不怕它，癩猴子身上的白漿，是天然的凝固劑。

他說蚯蚓又叫“旱地龍”，是一味極好的中藥，有豐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質，是女人美容佳品。可好的蚯蚓必須是空腹的干子。大旱的天氣，蚯蚓口干，要去找水喝，有時要爬過田埂去找水，爬到半途，腹中吃的土耗盡了，太陽暴烈，這時便曬死在路心，這種蚯蚓干子是最上等的，可以說是極品。

還說過一個最玄的，是水蛭。水蛭就是螞蟥。這個東西我太有印象了。一年夏天，我在白塔河下的一個塘里挖藕，我那時也才十一二歲，個子小，半個身子歪在水里，一只腳一縱一縱地往泥里去，忽然感到屁股有點癢，伸手去一抓，嗬！一只大螞蟥正往我屁股里鉆，已經鉆了一半，生生讓我給拔了出來。媽呀！嚇死我了，這個家伙若鉆進我的肚子，我還不被它給搞死！全叔叔說：“既然曉得螞蟥，你曉得這東西的血是多么重要嗎？”他說，將螞蟥吸在牛身上，讓它吸牛血。吸飽之后，再將螞蟥血擠在玻璃上（別的東西收不住），俟血干透，變成血皮子，再用當歸等拌成粉，用蘆葦膜子包起，用溫水服下。這一方專門治疑難雜癥的，得了什么怪病，服此味極靈驗。

當然，這都是我少年的事。少年的事總是難忘的。如今隔壁全叔叔家的房子還在，可全叔叔已經死了許多年了。他的子女們都搬走了，老房子也空了多年，窗子上的玻璃早就全爛了。

母親又叫吃中飯。今天中飯的菜不錯，一個青椒炒雞蛋，極香。可能是蛋好，后院的雞又下了新蛋。炒藕，極嫩的六月花下藕。我覺得有個時令菜，菜名可叫“素炒花下藕”，多美的一個菜名。還有就是瓠子湯，湯里放幾片咸肉，湯咸淡淡的，真是爽口。咦！“咸淡淡的”，又是一個不錯的詞。既咸又淡，那究竟是咸還是淡呢？凡中國人應該都是聽得懂的。中飯后也才十一點多點，又要睡午覺了。

【蘇北，安徽天長人，著名作家、汪曾祺研究專家、安徽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散文》《十月》《大家》《文匯報》等發表作品一百五十多萬字。作品入選多種選本。著有散文集《城市的氣味》《呼吸的墨跡》，回憶性著述《汪曾祺閑話》《憶·讀汪曾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