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復旦大學學生赴京請愿討逆團出發前在上海北站合影。 復旦檔案館藏

楊慶燮1936年1月的復旦畢業照。 楊思澤提供

2024年，我跟復旦檔案館同事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尋訪復旦大學新校史館的展陳資料。此次尋訪，與一位名叫楊慶燮的傳奇人物有關。

楊慶燮是復旦校友，于1931年至1936年入讀復旦。這一時期，正是國內抗日救亡浪潮高漲之際，復旦勇立潮頭，楊慶燮是其中的一員。他的一舉一動，代表了那個年代復旦學生強烈的愛國情懷。

在清華大學，我們見到了楊慶燮之子楊思澤先生捐贈的其父親的遺物，其中有當年復旦學生義勇軍使用的路牌、臂章、領章和獎狀等實物，還有有關信函、題詞等文獻資料。這些遺物，為我們還原當年復旦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提供了可信的史料依據。

破釜沉舟，請纓從軍

楊慶燮（1912—2007），福建晉江人。早年僑居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后移居上海，1929年從光華附中轉到復旦實驗中學（簡稱“實中”）讀書。他自小愛好體育運動，入讀實中后，其長跑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不久，學校成立長跑隊（后稱“飛馬越野隊”），他即擔任隊長。據他回憶，當年飛馬越野隊幾乎天天訓練，“無問寒暑，市中心區及西體育會路一帶，即為諸健兒角逐之所”。

1931年6月，楊慶燮從實中畢業，9月起，入讀復旦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他入學不久，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占領沈陽，進而侵占東北大片土地。消息傳到復旦，激起師生們的強烈義憤。9月21日，復旦舉行國難紀念周大會，李登輝校長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說。大會決定通電全國，要求政府槍口對外，收復東北失地。

此時，作為一年級新生，楊慶燮挺身而出。9月24日，他與從兄楊人偉、楊人倜（光華大學學生）和楊麟毓（持志大學學生）兄弟四人，“痛種族之凌夷，哭山河之破碎”，毅然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請纓從軍。電報稱：“此次暴日侵我國土，戮我同胞，凡有人心，能不憤痛，國家在此存亡一發之間，與其坐以待斃，孰若背城一戰。某兄弟等身受大學教育，愿期一死，效命前敵，以盡國民天職，并以激起全國大學生之猛醒，荷槍實彈，同赴國難，江山不保，誓不生還。至盼鈞座至令大軍對日宣戰，某兄弟等刻即就到謁見，聽候驅馳。”

電報發出后，楊慶燮與人偉、人倜、麟毓四人即刻行動。當天晚上，他們趕到福州路時報館，將身上所有私人用品留下，委托有關部門變賣后捐助災民，以表破釜沉舟、誓不生還的決心。在場的時報館人員見狀，“莫不聲淚俱下”。之后，他們前往北站，乘當晚11時45分的火車趕赴南京請纓。

25日晨，火車抵達下關車站。此時，適逢大雨滂沱，楊氏兄弟不顧積水涉膝、道途泥濘，毅然步行前往國民政府。約3小時后，他們終于抵達國府，即要求面見蔣介石。經衛兵傳達，大門內走出兩位參事，他們先是對楊氏兄弟夸贊了一番，然后話鋒一轉，稱蔣介石因有緊急會議，不能親自接見。楊氏兄弟強烈吁請從軍，“不惜生命，以作前驅”。對方則予以婉拒，并勸其立刻返校。相持多時，楊氏兄弟無功而返。

后蔣介石同意會見，但依然重復不抵抗的理由，并稱政府正派員訓練各地的學生義勇軍，勸楊氏兄弟回校參訓。楊氏兄弟只能再次返滬，各自回校。

參加軍訓，宣傳抗日

楊慶燮回校后，即參加了復旦學生義勇軍的軍事訓練。

復旦舉行軍事訓練，由來已久。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發生，鑒于日本侵華野心暴露、國勢危重，復旦即組成了學生軍，以便一旦國家有事，可以組成勁旅、投筆從戎。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李登輝校長舉行校務委員會，議決成立軍訓委員會，推舉理學院院長、化學系教授林繼庸任主任委員，注冊主任溫崇信任副主任委員；改學生軍為學生義勇軍，下轄三個大隊，另組女生救護隊一隊。

楊慶燮是學生義勇軍中的中堅人物之一。當年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正好由嘉定移防閘北，旅部設在大場。學生義勇軍在校訓練幾個月后，正值寒假，林繼庸即向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長提出，讓部分學生組織寒假特訓班，到該旅實習訓練，翁照垣慨然允諾。于是，楊慶燮等三十余位同學即到一五六旅，與士兵們一起生活、共同操練。他因“一學即會，一教即知”，進步迅速，頗得翁照垣及各教官的稱許。

1932年1月28日晨，復旦學生演習迫擊炮方畢，忽然傳來了市政府接受日本所提五項條件的消息，大家無不憤慨萬狀，即向翁照垣提出，“請發給手榴彈攻擊日本海軍司令部”。翁照垣再三勸解開導，稱服從為軍人天職，只有加緊訓練，才有機會同赴東北，驅逐日寇出境。學生們則稱，“在此緊急關頭，有槍在手，尚無辦法，又何必高唱打倒日本，罵東北軍誤國”。情到深處，他們“聲淚俱下，翁將軍為之感激涕零，于是相對而哭，約一小時之久”。之后，學生們走上街頭游行，宣傳抗日。至晚上11時，“請市府收回成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聲在寶山路、虬江路一帶此起彼伏，久久回響。

哪里想到，正在此時，日軍以鐵甲車等向中國防線突襲，一·二八抗戰爆發。一五六旅第六團誓死抵抗，激戰三四個小時，損失慘重。翁照垣急調駐大場之第五團增援，旅部僅留復旦學生義勇軍守備，由楊慶燮負責。第二天清晨，翁照垣來到旅部，以擊退日軍之消息相告。學生們紛紛請戰，欲赴前線殺敵，翁照垣于次日率部開往吳淞。楊慶燮事后感嘆，“當淞滬激戰最烈之日，即義勇軍出入槍林彈雨之時，浴血苦戰，予敵重創，翁將軍以一旅之師堅守吳淞炮臺三十四日，中外震驚，待敵自瀏河登陸始奉命撤退，粉碎日閥揚言三天之內攻占上海之美夢”。

最后，隨著一五六旅撤離，復旦義勇軍結束使命，整隊返校復課。

研制武器，支援抗戰

一·二八戰爭期間，楊慶燮還跟部分復旦同學一起，在林繼庸教授帶領下，參與秘密研制武器彈藥，支援抗日前線。

林繼庸教授時任十九路軍軍事顧問兼技術組組長，他曾在大世界和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等處，指導學生秘密制造炸彈、手榴彈、煙幕彈及防毒面具等，為十九路軍抗敵提供軍事技術支持。其中有兩次活動，堪稱壯舉。

一是林繼庸和學生們曾試制水雷等裝置，欲炸沉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出云號”。“出云號”是日本海軍旗艦，也是指揮進攻上海的大本營。1932年3月1日，林繼庸等實施炸艦計劃，卻未獲成功。據《大美晚報》報道稱，因日軍防守嚴密，爆炸處“距出云艦側約三十米……該艦并未受損”。

二是林繼庸等曾協助朝鮮義士尹奉吉，參與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案”。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命攜帶炸彈，混入日軍在虹口公園舉行的“淞滬戰爭祝捷大會”，炸斃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大將等多人。尹奉吉所用的炸彈，即由林繼庸和他的學生們制造。

關于那個炸彈裝置，楊慶燮曾回憶說，是林繼庸指揮他們做的，“起初我們也不知道用途，我們稱它‘大菠蘿’。當時有兩位愛國老板吳蘊初、胡厥文，提供了場地膳宿和一些簡單的工具。我們用銼刀把一個同熱水瓶大小的鐵管銼成很深很密的菠蘿紋，然后用紙糊好，外表還畫了個日本美女圖案”，由林繼庸“每天晚上來組裝”。林繼庸則稱：“我白天在兵工廠指揮做手榴彈，晚上和同學們制造‘大菠蘿’……炸彈一定是要我自己親手安裝到位才能達到既定效果。”“大菠蘿”制成后，林繼庸親自把它交到尹奉吉手中，“分別時我握住他的雙手，深深向他一鞠躬預祝成功”。

4月29日當天，林繼庸和胡厥文等人躲在虹口公園附近，“得知尹奉吉進入會場，手心都是汗，就怕‘大菠蘿’失靈”。不久傳來一聲巨響，他本能地肯定：“大菠蘿”被引爆了！“我欣喜若狂，楊慶燮立刻開車帶著我們逃跑，胡厥文說肯定是一鍋熟了……”這個“一鍋熟”，即指炸死、炸傷多名侵華日軍頭目的結果。后來，楊慶燮曾自豪地說：“白川身中204塊彈片就是我們用銼刀銼出來的！”

報國有心，殺敵無路

虹口公園爆炸案后，林繼庸潛回復旦。他原在天通庵的寓所在戰火中被毀，只能暫棲復旦隔壁的燕園（其時燕園尚未命名）。后因日軍追查甚急，林繼庸不得不離開復旦，赴歐洲避難。與此同時，楊慶燮等學生則返回學校，繼續學業。當年11月15日，楊慶燮還參加了復旦飛馬越野隊與滬江大學越野隊的友誼比賽，并以16分30秒的成績榮獲5000米長跑冠軍。

然而，楊慶燮從軍報國之志始終未變。

1933年3月，原十九路軍一五六旅調往華北，編入張學良東北軍一一七師，翁照垣任師長。楊慶燮即與復旦同學吳賢森一起北上，請求上前線殺敵。3月31日晚，他們抵達北平。4月29日，楊、吳二人冒險前往華北前線。他們跋山涉水，先抵灤州，再渡灤河，步行幾十公里，終于到達一一七師師部，見到了翁照垣師長。楊慶燮后來向記者轉述了翁照垣的談話：“此次中日戰爭，我國軍人茍非抱絕大之犧牲，抵抗到底，斷難得到最后之勝利，今寇兵既退長城之外，盧龍又告克服，正宜進兵出關，收復四省，不意當局下令撤退灤東軍隊，其中計劃如何，余不能為君告，余也不忍為諸君告也……國家至此，痛心極矣。”

翁照垣的嘆息和前線的現狀，令楊慶燮和吳賢森深感抗日無望，他們只得告別翁照垣，返到上海。5月8日，楊、吳二人一進復旦校園，即被同學們包圍。有人這樣描述他們：“入校時，身服戎裝，手提行李，愁容滿面。若不勝其戚戚者。左顧右盼，器宇軒昂，至第一宿舍門口，十數同學，圍爭問訊，相視愀然……”楊慶燮向大家介紹了此次北行的情況，最后感嘆道：“余犧牲光陰、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金錢，唯思雪恥復仇，不意事與愿違，報國有心，殺敵無路，夫復何言，生為今日之中國國民，誠堪痛心！”

壯志未酬，組織請愿

楊慶燮雖然返校，但對于自己“報國有心，殺敵無路”，一直耿耿于懷。

1935年7月25日，《時事新報》曾刊出一則題為《楊慶燮將赴法學習飛機》的消息，消息稱：“中距離（長跑）健將楊慶燮君九一八時曾一度投筆從戎，后以種種原因未果。當時楊君雖壯志未酬，但其宗旨則始終如一。楊君近感國勢之凌弱,而空軍尤為國防上急切之需要，為貫徹初衷起見，擬于最短期間赴法學習航空，練習各種戰斗方法，現正從事補習法文……”楊慶燮是否去了法國？我未查到下文。但是，此消息對于他“壯志未酬”的心境，做出了準確的刻畫。

同年12月，北平一二·九運動爆發。消息傳到上海，楊慶燮又一次站了出來。12月19日下午，他與同學劉志敏、何宏器等一起，自發召集全校學生大會，議決舉行游行示威，向市政府請愿，并提出“取消華北變相的偽自治組織”“釋放北平被捕學生”“討伐漢奸殷汝耕”等要求。會后，學生們即整隊組成請愿團，向市政府進發。

在復旦請愿團的影響下，自12月23日起，全市大中學校學生七八千人一起行動，這些學生中，有交大、同濟、大夏、滬江、暨南、中國醫學院和上海法學院等校的大學生，也有部分中學的學生。24日下午，請愿學生沖破軍警阻攔，將火車開出。據次日《立報》報道：“警察立于兩旁，學生均將頭伸出窗外，高喊叫囂，并高呼‘打倒漢奸’‘打倒賣國賊’‘打倒走狗’‘中華民族萬歲’‘全國團結起來’‘槍口一致對外’等口號。一部分車上同學，且有悲痛哭泣者。”場面宏偉，氣氛悲壯。

這次請愿活動，楊慶燮全程參與，這大概是他在校期間參加的最后一場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1月，楊慶燮從復旦社會學系畢業后，曾在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等處任職。抗戰勝利后，楊慶燮全家移居臺灣。楊慶燮先在臺灣造船公司任職，后轉南僑肥皂公司。退休以后，他曾多次參加國際老人長跑比賽，屢獲殊榮。1999年，楊慶燮返回北京定居，與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兒子楊思澤一起生活。

2007年9月18日，楊慶燮因病去世，享年96歲。“爸爸一直希望看北京奧運會，可惜未能實現……”楊思澤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