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間普通民居里，在一摞封面早已磨損的日記本邊，吳榕美翻看著一疊文稿，其中夾著幾張獨單的發黃紙頁。“這是我父親吳聯膺1951年寫的回憶，一篇叫《陪斬》，一篇叫《救救我》。”吳聯膺畢業于上海美專，畢業不久便奔赴浙西參與抗戰。在整理父親的日記時，吳榕美關注到了這兩個故事，“就是這兩個故事，讓我下決心去追尋父親和一批上海青年在浙西抗戰的往事。”

如今，這段往事被吳榕美拍成了紀錄片《山水銘刻——重走父輩浙西抗戰路》。鏡頭里，天目山的竹林、塢子嶺的石階、浙西一中的舊址，都在訴說著80多年前那群年輕人的熱血與悲壯。

緣起：幾頁故紙鉤沉的往事

吳榕美的父親吳聯膺（曾用名吳聯英）從1933年18歲起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1992年去世前。在這些日記中，吳聯膺記錄了淞滬抗戰的慘烈，記錄了自己及一批上海熱血青年，受到戰爭刺激，不甘做亡國奴，從上海出發，前往浙西以筆為戎，參與浙西抗戰的經歷。

1992年父親去世后，吳榕美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一整箱被鎖起來的日記。翻看著塵封多年的日記，吳榕美被父親記錄下的浙西抗戰經歷深深震撼，“了解浙西抗戰的人很少，但這段歷史也是驚心動魄的，值得被我們銘記。”

她對日記中那兩個單獨的故事印象深刻，一篇是《陪斬》，一篇是《救救我》，都是1951年父親追憶浙西往事時寫的。

《救救我》記錄了吳聯膺1943年春天在天目山的一段經歷，他在山中畫畫時，兩個國民黨槍兵押著一個戴腳鐐的蓬頭垢面的“犯人”路過，“犯人”認出了他，用杭州腔叫他，“老吳啊，你救救我啊！” 吳聯膺認出這是黃天，但還來不及回答，黃天已經被毒打著遠去了。

《救救我》

這個極具畫面感的故事讓吳榕美淚流滿面，“如果父親健在時我看到這篇文章，一定會問問他那個黃天后來怎么樣了。” 吳聯膺在杭州藝專讀過一年書，吳榕美猜測，黃天操杭州腔，也許是父親那時的同學，“這些知識青年都是懷著一腔熱血奔赴浙西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卻遭到如此的折磨與戕害！”

《陪斬》記錄的則是吳聯膺本人1941年10月被綁赴刑場的一段生死經歷。午夜，吳聯膺和3位年輕人被押著翻越塢子嶺。來到嶺頂時，槍聲響了，走在吳聯膺前面的那位女共產黨員臨刑前還在喊“共產黨萬歲”。慘烈的景象令他暈倒過去，被特務踢醒后，又回到監獄。

《陪斬》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對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的迫害，正是這樣的背景下，吳聯膺不止一次入獄。在電腦中錄入這篇文章時，吳榕美非常難過，“那3位到浙西參加抗日救亡的年輕人，就這樣殞命天目山，他們的父母和家人恐怕都不一定能找得到他們。”

“這兩頁紙像鉤子，把我鉤進了那段歷史。”吳榕美說。埋頭于史料，吳榕美用10年時間，整理出了父親1933年至1950年間的日記，并在2017年父親百歲誕辰之際，集結出版了《烏扎拉日記六十年（上）》。吳聯膺出身滿族貴族家庭，書名中的“烏扎拉”是他的滿族祖姓。

雖然出版了書籍，吳榕美依然忘不了父親走過的那條抗戰路，和那些在抗戰路上犧牲的年輕烈士們。她心中深深埋藏著一個想法：帶著紀錄片團隊，重走父親80多年前走過的那條浙西抗戰路，用鏡頭記錄下那一代年輕人的熱血與青春。

退休后，吳榕美終于下定決心，著手去完成那個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她將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王國林編著的《天目抗日》一書仔細研讀了幾遍，從中選定 “文化教育抗戰” 這條主線作為走訪重點。2024年，她拿出為拍紀錄片攢下的一筆拍攝基金，邀請了一個80后拍攝團隊，開車踏上了尋訪父親浙西抗戰足跡的道路。

奔赴：從上海到浙西，一群青年的熱血

父親的日記中，有一段讓吳榕美尤其印象深刻：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南京路先施公司被日軍炸彈擊中，無辜市民的尸體在華界與租界交界處的棚子里堆成小山。“我父親在日記里寫，他打完預防針路過那里，看到殘肢斷臂，返回時心里難受得無力行走，坐黃包車回家的。”吳榕美說，正是這樣的場景，讓一批上海青年攥緊了拳頭。

1939 年，上海美專畢業的吳聯膺收到同學洪寶鋆的信，說浙西山清水秀，都是年輕人，生活活躍有趣，“他說那里很需要我這樣畫畫的人，希望我能去。”

當時上海已是“孤島”，租界四周都被日寇鐵蹄占領，“亡國滅種已如燃眉”，吳聯膺等一批學美術的年輕人，已無法安然在象牙塔中度日。接到洪寶鋆的信后，決定和避難上海的賈家兩兄弟賈起、賈超一同前往。

像吳聯膺他們這樣赴浙西參與抗戰的上海青年，當時前前后后共有500多人，分批行動。寧紹戰役之前，吳聯膺他們從上海出發，坐英國船沿申甬線到寧波，再坐長途汽車輾轉多地前往浙西的遂昌。吳榕美在紀錄片中走訪了當年的路線。

寧波和紹興淪陷后，海上線路斷了，只能沿京滬線，或夜間乘船或步行，要穿越重重日偽封鎖線，沿路被日偽圍捕，因此犧牲占比很高。在《天目抗日》、《民族日報》和其他相關史料中記錄，“僅吳耀祖率領的一隊，出發時40多人，到天目山剩下13人，其余都在途中不幸犧牲。”

吳聯膺日記中寫到的7位青年——洪寶鋆、洪寶珊、吳聯膺、賈起、賈超、茹茄（沈之瑜）、吳聯翔，是這500人的縮影。洪寶鋆是吳聯膺是上海美專的學長，洪寶珊是他的弟弟，賈起是吳聯膺的義兄，茹茄是吳聯膺的師長，吳聯翔是吳聯膺胞弟。

紀錄片片頭，吳榕美放上了這些青年的照片，7人中能找到照片的僅有5位。

“我父親他們出發時穿著皮鞋，到了浙西就只能穿草鞋，草鞋磨破了，就赤著腳走在山路上。”吳榕美在走訪路上，一連十幾天下雨，路上泥濘不堪。他們從於潛開車到遂昌，都是在山間的高速公路行駛，200公里的路程就經過了30個隧道，從遂昌到青田，高速沿路又是25個隧道，“很難想象，當年這些年輕人，是怎么靠雙腳走完全程，又是怎么在山間奔波行進、宣傳巡演的。”

在遂昌，吳聯膺等人找到了先期抵達的洪寶鋆。這位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已是中共遂昌縣委宣傳部部長，公開職務是政工隊長。“我父親會西畫，一來就被派去畫孫中山、蔣介石的畫像，還在忠烈祠畫古代英雄故事，用漫畫講抗日道理。” 吳榕美說，這些上海青年分散在學校、報社、政工隊，茹茄（沈之瑜）去了民眾教育館編報紙，洪寶鋆、吳聯膺等人還加入了 “浙西抗戰最前線劇團”，“他們以為找到了‘正統的抗戰’，卻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比炮火更復雜的考驗。”

上圖是浙西抗戰農村巡回演出隊成員，蹲者左二是上海美專畢業生、中共地下黨洪寶鋆

堅守：汽燈下的槍聲與石板上的課堂

“很多人不知道，浙西的抗戰不只有槍，還有筆和黑板。”吳榕美在紀錄片中，將鏡頭對準了長期以來被忽略的“文化與教育抗戰”。這一視角的靈感，起源于吳聯膺的身份，又在茹茄的女兒沈建華推薦的《天目抗日》（上、下）中，得到了細節的豐富。“書里寫了太多校長、老師、文化人的故事，我看完整夜睡不著。”

浙西根據地是抗戰的“東南前哨”，從淞滬戰場等各戰場撤退下來的軍隊和民眾，很多都來到這片土地。其中包括很多還在讀書年齡的學生。在浙西地區，學校帶領學生，在戰火紛飛中堅持學習文化知識。

當時，吳聯膺等上海抵達的知識青年唱著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抗戰歌曲，畫著抗戰宣傳畫和板報，演出著抗戰劇，以各種方式宣傳抗戰的重要性，激發大家必勝的信心。

浙西抗戰中的街頭宣傳演出

這些工作聽起來不如真槍實刀上戰場那樣危險，事實卻并非如此。吳榕美在尋訪中了解到太多慘烈的故事，“他們到一個地方演出，汽燈點好了，日本人突然包圍了演出場地，7個人當場被槍斃。這樣的故事，在浙西發生了太多。”

“日本人叫囂3個月滅亡中國，但他們在上海就打了3個月，更是始終沒能逾越浙西天目山。”吳榕美說，從淪陷區撤退下來的青少年，在浙西堅持接受教育，在山水間成長為國之棟梁，也用自己的知識，實地投入支持抗戰。例如浙西三中（省立浙西第三臨時中學）師生，專門成立化學部，學生們實地操作，為根據地生產稀缺的肥皂等化工日用品。后來化學部單獨成立浙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是浙江工業大學的前身。

教育的戰場同樣慘烈。日本人占領一地，就把校長和老師圈起來：“不為他們工作，就槍斃。” 浙西一中等學校的教具、課本都被日本人摧毀，老師們用黑布掛起來當黑板，用石板當作紙給孩子們寫字，沒有課本，就自己油印教材，甚至靠老師口述記錄教材；沒有老師，就讓中學的好學生上“速成班”，半年到一年學成后直接到小學教書。吳聯膺等人也在安吉簡易師范當過一段時間老師。

更讓人心碎的是 “革命病” 的威脅。“痢疾、瘧疾、疥瘡、濕疹，在集體生活里傳染性極強。” 吳榕美說，《天目抗日》里記載，70%的青年都得過打擺子，“這么艱苦的環境下，師生們還堅持學習，讓我十分震撼。”

紀錄片里列出了一串名字：莫干中心小學的校長兩次被日寇逮捕監禁，第二次越獄時摔得面目全非，后半輩子臉都是變形的；一位小學女校長被槍斃……“我去搜這些名字，找不到一張照片。” 吳榕美聲音發顫，“他們連一張遺像都沒留下。”她把這些人的名字都放進了紀錄片，“希望這些英雄的后代看到，能夠補充這些故事。”

覺醒：在抗戰中決心“跟著共產黨走”

吳聯膺等青年離開上海時，心里揣著對“正統”的樸素認知——受當時上海流傳的片面宣傳影響，他們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斗爭知之甚少，只覺得去浙西參加國民政府的抗日救亡工作，才是堂堂正正的選擇。他們不知道，當初邀請他們赴浙西的洪寶鋆，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位隱蔽的引路人，悄然將一群熱血青年領向了更真實的抗戰圖景。

浙西的歲月，成了這群青年思想覺醒的熔爐。皖南事變陰云驟起，國民黨頑固派對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的殘酷迫害，像一把利刃劃破了他們對“正統”政府的幻想。曾經模糊的認知在血與火中變得清晰：真正的抗日，從不應摻雜派系傾軋。思想的裂痕悄然蔓延，有志青年們逐漸認清形勢，紛紛向信仰靠攏。賈起等人就在此時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浙西抗戰最前線劇團成員合影。站立者左四茹茄，左五吳聯膺

吳聯膺亦是這群左傾青年中的一員，他生性豁達、不拘小節，說話隨性，雖未被地下黨組織發展入黨，卻始終與同志們站在一起。后來吳榕美笑著回憶：“父親當時沒有入黨，但他也不知道身邊的不少朋友都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這份“不知情”反倒成了護身符。在浙西，吳聯膺幾次入獄，甚至被綁去 “陪斬”，卻總能僥幸活下來，非黨員的身份幫他躲過了最致命的鋒芒。

未入黨的吳聯膺，卻用畫筆寫下了另一種擔當。在浙西，他為鄉紳畫像，一幅能掙100個鋼洋（銀元），要知道當時在供給制的情況下，每人每月津貼不過6塊銀元。這筆“特殊收入”，他幾乎全用來營救被捕的戰友同志，無意中拯救了許多中共地下黨員的生命。

歲月殘酷，日記里的7位青年，最終只有4人活著離開浙西。洪寶鋆積勞成疾，1944年在浙西病逝時不過30歲左右；他的弟弟洪寶珊，更早就已犧牲在這片抗日的熱土上。

賈起的犧牲尤為令人痛惜。1943年，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賈起與同伴朱小玲籌路費準備北上抗日，卻被國民黨頑固派抓捕，最終英勇就義。吳聯膺急得四處籌錢營救這位十年老友兼義兄，卻終究未果。賈起“聯英救我！”的呼聲在他記憶里銘刻了一輩子。

賈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聯膺一直為賈起申請追認烈士，卻因非家屬身份屢屢受挫。后來他聯系上賈起家人，賈起的家人又偶然發現作家張抗抗的小說《非紅》——書中寫到賈起的故事，而張抗抗的母親正是當年的朱小玲。這位小說里的 “活證人”，最終助賈起被追認為抗日烈士。

張抗抗小說《非紅》刊載于1995年第二期《小說月報》上。

“賈起在浙西那般艱難困苦里，拼著命做抗日救亡工作，就因為信仰不同，就被他們殺害。這樣的‘正統’政府，根本不可信！” 吳榕美這番話，道盡了父親吳聯膺當時的心境劇變。賈起的血，徹底擊碎了他心中最后一點猶豫。

他決心逃離天目山。1943年，吳聯膺帶著剛生產的妻子和胞弟，一路冒著生命危險逃回上海，后經中共地下黨員趙衡等人接應，由上海地下交通員護送往蘇北抗日根據地。不久后，茹茄帶著弟弟茹志雄、妹妹茹志鵑，也在地下黨的護送下抵達這里。這群在浙西完成思想蛻變的青年，終于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找到了真正的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吳聯膺與茹茄一同渡江南下，投身解放上海的宣傳工作，將浙西覺醒的火種，播撒進了新的時代。

尾聲：山水記得，我們也該記得

重走浙西路的那些日子，吳榕美總覺得自己離父親紙筆間勾勒的戰火歲月那么近，離年輕時父親的思想軌跡，也那么近。?

2024年11月中旬，攝制組在浙西奔波10多天，足跡遍布10個市縣、20多個點位。他們循著當年那群青年在浙西的遷徙路線，走進寧波、遂昌、龍泉、青田、安吉、臨安、於潛、德清、余杭、嘉興等地，逐一尋訪歷史的印記：民族日報社與民族文化館的舊址，民族劇團和最前線劇團組建、演出的場地；浙西一中、二中及各地簡易師范的舊跡，幾位英雄校長曾任職的莫干中心學校、嘉興一中，還有浙大芳野分校的遺存；茹茄曾工作過的小順兵工廠舊址；以及國民黨頑固派關押、槍殺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的西天目山南庵、塢子嶺等地。這些承載著具體事件與奮斗足跡的地方，都成了他們采訪記錄的核心。?

吳榕美（右）探訪民族日報社舊址。

浙西二中舊址。

探訪父親當年“陪斬”的塢子嶺，是吳榕美“離那代人最近的時刻”。她還記得去天目山禪源寺那天，一路大雨滂沱，抵達拍攝點時，雨卻突然停了。吳聯膺在日記里記錄這段經歷時，依著讀音把地名寫成了“烏豬嶺”，這讓吳榕美尋了許久都沒找到具體地址。直到天目山保護區管理局的牛曉玲博士提醒，“烏豬嶺” 或許是塢子嶺，她才猛然醒悟，日記里的“豬”，大抵是方言發音的緣故。?

吳榕美探訪父親“陪斬”的天目山塢子嶺。

禪源寺在抗戰中遭轟炸，禪房盡毀，只剩山門留存，之后才重建恢復。牛曉玲帶著吳榕美看過當年遺跡后，一同爬上塢子嶺。“我平時爬山能力很差，但那天心潮澎湃，一口氣就爬上去了，連同行的年輕拍攝隊員都有些跟不上。”

走在山路上，吳榕美仿佛看見父親當年的身影。她忍不住想，當年父親那樣一個視藝術為生命的人，走過這幾百米時，心里是何等滋味？“或許正是經歷過這些，父親后來才成了那般灑脫的人吧。”?

塢子嶺山路，吳聯膺曾走在這條路上“陪斬”。

牛曉玲也滿心感慨：作為天目山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她幾乎每天巡山都走這條路，卻從不知腳下的路藏著這樣厚重的歷史，山下埋著無數英魂。?

每到一處，吳榕美都在觸摸浙西抗戰的鮮活歷史。而父親的日記，更幫她補上了許多歷史空白，也讓她得到了各地相關人員的熱情接待。比如青田黨史辦的人，原本一直找不到當年民眾教育館的具體位置，正是因為她的探訪，才最終確認了舊址。?

吳聯膺的日記，記下的是幾個家庭、幾位青年的浙西抗戰史。這份個人視角的記錄，終究成了大時代的生動注腳。?

在紀錄片《山水銘刻——重走父輩抗戰路》的片頭，吳榕美放上了她能找到的5位青年的照片——吳聯膺、賈起、洪寶鋆、茹茄、吳聯翔。團隊用AI技術修復了老照片，讓模糊的面容變得清晰，并在為紀錄片撰寫主題曲歌詞后，修改了《浙西二中校歌》的歌詞作為副歌，用AI譜了曲。“年輕人說，要用新方式讓歷史‘活’過來。”修復后的照片里，每一位青年都英氣勃發、意氣風發，可其中兩人，已為理想與信念把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浙西。?

這正是吳榕美堅持拍這部紀錄片的深層意義。她用鏡頭打撈的不只是一段家族記憶，更是一個民族在烽火中淬煉出的精神火種。那些年輕的面容在AI技術下重煥光彩，充滿古意的校歌歌詞由數字編曲的旋律再度唱響，恰是歷史與當下的深情對話。當年輕觀眾透過屏幕看見前輩們的勇敢、血性與赤誠，那段歲月便永遠不會褪色。吳榕美知道，自己腳下的重走之路，早已化作精神的傳承之路——父輩們用生命守護的正義與理想，終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銘記中，獲得跨越時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