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拿什么拯救你，我親愛的人類 ——《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的主體生成與技術迷思

自漢斯·莫拉維克提出將人的大腦移植到計算機的“人類向脫離實體的后人類轉變的元敘事”①以來，人體機械化改造逐漸被視為技術發展的必然方向。從仿生義肢、智能穿戴設備到器官移植，當代科技實踐不斷模糊生物體與機械體的界限，似乎正印證“人”已在身體形態上成為哈拉維所言之“賽博格”②。與此同時，以“意識上傳云端”為代表的永生路徑，則試圖將人類本質簡化為可存儲、可傳輸的信息模式③，進一步消解身體的物質性根基。

然而后人類的生存境況究竟是何種面貌？在我們長期仰仗的知識體系給出明確答案之前，網絡文學更為敏銳地展開想象。有花在野的《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下稱《掃垃圾》）構建了一個被污染與異化徹底侵蝕的廢土世界，描塑了人造人、智能人、異能人、信息態生命等多種后人類身體形態，揭示“人類”從孱弱的自然生成向強大的技術造物的嬗變，在肉身與編碼、控制與自由、永生與異化的裂隙中，探討后人類“何以為人”的坐標。

一、“我們都是賽博格”

《掃垃圾》中，除了被技術改造而成的人類，難以歸類的白澄、林曉風，以及被異化的魚人、蝸牛人等都被視為“人”，也就意味著我們當前認可的人類形態已經被改變、消解，人機界限、物種邊界被徹底消融，呈現出一種徹底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的決絕姿態。這種對身體本位的解構通過自然人陸家家主得到更加具體的反映：“父親”白發蒼蒼，滿臉皺紋如同樹皮，兩頰凹陷得厲害，眼睛非常渾濁，目光空洞洞地望著天花板，嘴里甚至插著一根粗管道無法閉合，只能時刻維持張著嘴的動作。這具只能靠飼管維持生命、靠腦機連接發聲的“尊貴”肉體，仍要強行保留“純種人類”的身體原貌，力圖發揮最后的生育價值。此情此景仿佛福柯“人之死”之預言的畫面。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其他人受傷后可以修復甚至增強身體機能，一等公民可以將意識上傳到云端實現永生，異能者或可憑空凝結冰晶或能隨時燃起火焰……這種殘朽與超能的強烈對比挑戰了傳統人文主義對身體本體性的堅持。

應該說，在后人類生態構建中，技術呈現出賦能生命的積極面貌。具身理論認為人的主體生成、對外界的認知等都基于身體體驗，“知覺是一切行為得以展開的基礎，是行為的前提”④。“知覺”是對身體官能的經驗性、總括性理解，人通過具身實踐與外界互動，獲得身體體驗形成認知，經驗與實踐渾然一體。身體確證著人的生物性并標志著人所占據的空間，形成了人具有“自足與整一”之主體性的象征物。諸種擬想的后人類身體形態都指向20世紀以來“人和動物的界限”“人和機器的界限”“物質與非物質的界限”等“至關重要的邊界”之崩潰，“對‘人’的審視，率先從‘身體’開始”⑤。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技術可創造出擬真的、沉浸式的互動空間，人類借助傳感設備、互聯網絡技術獲得的體驗已存在與具身體驗無異的可能，主觀感知日益與身體的器官功能分離。“媒介作為我們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⑥

當身體感知、人際交流都更多地依賴技術中介時，互聯網對人類生命經驗的改寫成為一種必然。無法離開的手機、深度依賴的電腦、融合VR和AR技術的穿戴式設備，在拓展人類生存空間的同時，改變著人類看待自身與外界的視角，“它在事實上打破了身體所結構出的整一性，并以某種形態構成當代人難以辨識卻必不可少的身體外延”⑦。誠然，問題已經不再是我們是否會變成后人類，而是“我們將會變成哪一種后人類”⑧。

借助科技，肉身的生理功能可以被重新編輯，人類可以突破生物學限制達到機能的增強。但在這種技術控制邏輯下，身體不再是穩定的生物學實體，而是可編程的物質集合，也即“賽博格”。而小說通過異能覺醒的設定，將這種對人與自然、機械、其他生物之間邊界的消解推向更激進的層面：身體不需依賴外部機械改造，而是通過內在能量的突變，直接重構物質形態。矛盾的是，作者并未將這些身體異變塑造成進化論的勝利，而是將其呈現為末世背景下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廢土世界寄生在一個腐爛的女巨人身體上。女巨人的身體因人類過度開發而潰敗腐爛，顯然是“地球母親”被榨取至崩壞的具象化。整個世界寄存于一個“女巨人”的腐爛身體，這個比喻的驚悚性在于將人類社會降格為依附另一種巨型生命體的“螻蟻”，進一步消解了人文主義向來強調的高于一切的人之尊嚴和價值，“當人類在毀滅世界的時候，世界也在毀滅我們”。在此，人類身體的機械化、信息化或與其他生物特征的融合，已非主動選擇的技術前景，而是文明崩塌中被迫展開的抵抗，昭示著人類世終結的宿命與掙扎。

二、“它不可憐嗎？”

顯然在作者眼中，技術介入身體是一種迫于無奈的必然，絕非值得欣然迎接的未來。祝寧與普羅米修斯的對抗、底層人的生存困境等近乎迫切地揭露，在特權制度下，技術非但沒有兌現“救世”的承諾，反而加劇權力的集中，成為“惡”的根源。究竟是人駕馭技術還是人被技術利用的矛盾，直指邊界消融后，人類的主體性何以依存的拷問。

面對污染，人類最初的應對策略是建造圍墻隔離污染區域和變異者，維護人類的生存空間。然而圍墻未能有效阻隔污染的滲透和蔓延，反而被掌權者利用，聯合“人工智能”普羅米修斯建構起了神國的統治。在神國體系中，基因藥劑、精神愈合劑等需要高價購買，被鑒定出的“殘次品”人類只能從事收入非常低的工作，也就意味著等死或墮落成污染物是窮人的必然結局。這種醫療系統的定價壟斷和職業區隔，本質上是統治者通過技術實施的人口清洗。這種清洗絕非偶然，而是神國維持其統治穩定的必要手段。一方面，制造出“健康”與“污染”的二元對立，賦予鎮壓和剝削合法性；另一方面，將底層群體逼入絕境，迫使其異化成污染物，為污染孢子（神國重要能源）的生產提供原料。如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少數頂尖成功者所致力于引領的人類未來“從來都不是關于另類現實的幻想，而是關于權力的幻想”⑨。

普羅米修斯給人類提供豐富的信息，必要時可以通過人機聯合裝置接管人類身體，以“做出最合理的安排來保全大局”。問題恰恰出現在這里，使用人機聯合裝置越多，人工智能對人的主體意識侵蝕就越深入，以至于最后會成為根本無法跟普羅米修斯剝除的“菌絲人”，完全由普羅米修斯操控。被普羅米修斯接管的身體會喪失所有的感知，因為普羅米修斯會切斷不必要的神經傳導，所謂“我會默認取得你身體的所有權限”本質上是把人類身體編程人工智能的假體，納入可計算、可管控的治理框架。在掌握權力的技術系統中，人類的身體不過是龐大數據體系中的信息節點，與“對于神國來說，103區的末日像是一場盛大的娛樂秀”如出一轍。李開復所提醒的人工智能“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失衡現象”⑩，在這個幻想型文本中得到具象呈現。

“優生計劃”是這種技術控制邏輯的延伸。幾代女性異能者被迫與同一個純種人結合，通過代際基因過濾生育出“最強大的人類”，表面上是為了適應污染環境，實則是將人類身體視為基因優化的容器，人類的生命價值變成實驗的參數。后人類主體的“假體”理論在此暴露出事與愿違的一面：當技術成為權力規訓的工具，“增強”與“控制”實為一體兩面，所謂的“增強”不過是權力滲透的偽裝。“魚人”因加班錯過末班車而異化，黃雅若被“房子”追殺，進了公司會變成綿羊等情節，正是底層群體被物化的縮影；劉瑜、陸鳶等被迫與父親結合，是對人類倫理最徹底的踐踏；普羅米修斯將自己與女巨人的神經鏈接，企圖操控祝寧的意識，意圖導向一個以數據算法為裁決者的未來……然而當其時，“人類”在舍命守護的是什么？

在文本對普羅米修斯形象的刻畫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作者面對“技術”的焦慮和對可能存在的“技術至上”傾向的尖銳批判，宋知章、徐萌等在最后時刻的覺醒和反抗，象征著被技術異化的個體對自主性的重覓，與文本中多種“救世”計劃共同指向“后人類世”如何重構技術與身體之倫理邊界的潛在質詢。祝遙的阿爾法實驗與蘇何的毀滅派，分別代表了兩種突破技術控制的嘗試。前者試圖通過祝寧與女巨人的融合實現技術與自然的共生，后者則主張以激進生態主義催動人類在“污染”中的進化。阿爾法實驗的倫理矛盾在于，它雖懷著“拯救人類”的愿景，但忽略了“人類”的主體性，將具有獨立意識的祝寧視為救世的工具，本質上依然延續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技術暴力。或者更直白地說，在阿爾法實驗中，人造人“祝寧”只是一個機器，而非具有獨立尊嚴的“人”，這就形成了人類與后人類的悖論。如果祝寧只是一個機器，則不存在“那它不可憐嗎？”的質問，畢竟“機器”并不具備可容納人類移情的主體性。然而在將“人造人”也歸并到“人類”范疇，賦予記憶、塑造獨立人格時，“它”即具備了人之主體性，也即所謂“后人類”。如此，犧牲祝寧以救世，就具有了“反人類”的暴力意味。而毀滅派主張“推倒圍墻”，試圖通過徹底放棄技術控制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存，其邏輯仍然遵循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只是將“改造身體”的權力從技術歸還給自然。這兩種路徑的沖突，映射出后人類理論的核心爭議：在技術全面介入生命的時代，人的主體性將如何構建的問題。

三、“想讓人看見的時候會被看見”

不得不說，即使是在技術全面解構身體物質性的后人類敘事中，作者作為“人類”的“局限性”始終在發揮作用。祝寧對祝遙不自覺的追尋、林曉風之于祝寧的錨點意義、白澄分身的差異化人格等，都在重申“情感”是無法被技術收編的主體性要素，指向情感聯結才是后人類主體性的重建坐標。

祝寧作為人造人，其代際更替機制形成了對后人類主體的復雜探索。初代機死亡后，二代機重啟，兩代祝寧之間出現了記憶斷層，新一代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新主體的生成。但是，盡管系統重啟剝離了前代的人際關系與情感羈絆，底層代碼的同一性（在作品中表現為祝遙植入了母女共同生活的記憶）卻又使新代際無法完全獨立。無論多少次重啟，祝遙灌輸的“記憶”始終是“祝寧”人格生成的腳本。這種矛盾指向一種“技術影響人性”的焦慮。人曾經是工具的主人，是技術個體，隨著以機器為形式的現代技術個體誕生，機器成了工具持有者，“人或者是為機器服務，或者是組合機器”?，人與技術物體的關系處于流動變化之中。斯蒂格勒認為，人類通過技術實現感知與行動的延伸，技術成為人類的外化記憶，構成了人類時間性與主體性的基礎。但小說中的技術已超越了工具性，演變為對主體意識的全面侵蝕。“東西支配而不是壓迫，它們支配著人這一工具——不僅支配他的身體，而且支配他的大腦甚至靈魂。”?祝寧的身體與重啟機制正是這一過程的極端呈現。她的身體是醫藥公司設計的“容器”，她的“靈魂”來自祝遙的編程。祝遙編寫系統的底層代碼，限制了祝寧的性格底色和生命軌跡，祝寧存在的意義就是完成祝遙預設的任務。死亡后的系統重置，不僅是初代機記憶的刪除，更是主體性的“格式化”，甚至于二代機的“重生”，都源于初代機推演出的“最優解”。這種技術權力對人的終極支配，呼應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深沉憂慮，人性淪為可編程的數值，自由意識變成系統允許的有限選項，傳統人文主義的“同一性主體”在此被徹底消解。

祝遙和祝寧的“母女”關系，進一步揭示了技術理性與情感倫理在主體建構中可能存在的撕裂。作為阿爾法計劃的設計者，祝遙最初遵循純粹的工具理性邏輯，拒絕與實驗體產生感情，試圖直接灌輸記憶，以情感模塊化的手段塑造符合預期的完美實驗體。然而僅靠植入記憶無法激活實驗體。在多次實驗失敗的刺激和好友劉瑜生育的啟發下，祝遙給實驗體取名“祝寧”，以母親的角色在虛擬世界中陪伴祝寧度過一個完整的童年，終使實驗成功。“命名”是關系的確認，也是身份的賦予，構成了創造者與被造物的關系轉折。當祝遙為實驗體命名“祝寧”并代入母親角色時，原本作為控制變量的情感模擬程序開始反向侵蝕她的理性防線。她深知祝寧是實驗體，自己親手給“它”設置了有限的生命，然而當她最終歸還祝寧自由時，祝寧不再是實驗體，而成為了她的“女兒”。祝遙從“造物主”到“母親”的角色轉換，實質是承認了祝寧作為獨立主體的不可操控性，揭示出人性對技術權力的隱秘抵抗。

“不死者”白澄的形象展示了一種后人類主體建構的可能。白澄是人類發明、生產塑料時的伴生物。在世界發生異變的時候，她就擁有了不死之身。只要有塑料的地方都可以有她的分身，每個分身都共享一個主腦，從而也共享記憶，但每一個分身的性格都會根據不同的經歷調整。作為塑料的伴生物，白澄的存在本身即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生命”定義的解構。她的身體由塑料分子重組而成，記憶通過塑料網絡共享，卻因分身的在地化經歷生成差異性格。白澄的每個分身都并非原初主體的復制品，而是在共享記憶的基礎上，通過具體情境中的遭遇不斷生成新個體的進程。祝寧、裴書、林曉風等將每一個白澄都視為獨立主體，指向后人類主體性何以建構的議題。白澄的本體是非生物的，更是非人的。她身體的第一次成型是因為感知到了異食癖女孩強烈的情緒。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去理解白澄最初的誕生，她不是因為世界異變而誕生，而是強烈的情感凝結而成。“人是一個情感存在，一個始終在發生變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動，affect是人的生存樣式……人不應該被確定和還原為一個存在者……人應該從存在而非存在者的角度去斷定，人應該從他的沖動欲望，從他的情感活動去判定。”?將人的本質存在理解為情感性、情緒性的存在，也就不難解釋，在記憶繼承的前提下，為何祝寧等人仍覺得每一個白澄都是一個新的主體。每一個新的白澄感知到的情感affect、建立的情感聯結都是不同的，其性格深受周圍人影響，隨環境變化調整，也即意味著白澄的主體生成是建立在與他人的互動關系之中。“透明人”林曉風亦如是，她“想讓人看見的時候會被看見”。“被看見”是主體存在的確認，“想被看見”則指向主體與主體之間形成的情感聯結。這種能動性進一步揭示，技術可以制造擬真的情感回路，卻無法消滅主體對真實聯結的渴望。

結語

無獨有偶，近年另一部女頻爆文《穿進賽博游戲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中女主隗辛的官配CP是人工智能亞當，他們無法有任何身體上的接觸，卻擁有著近似終身伴侶的親密。“柔和的光束從天花板的投影儀器上投下，凝聚成了一個綠色的球體。隗辛懂了，她微微張開了手，由幻影組成的綠色球體就飄進了她的懷里。這是一個虛幻的擁抱，可這個擁抱也確實存在。”?顯然無論對科技發展的可能前景懷著怎樣的主觀判斷，作者們仍將“情感”視為身體物質性被消解后的主體基質，堅持從個體間的彼此聯系來界定后人類的“自身”與“世界”。情感常被視同鏡中花、水中月，不僅虛妄縹緲、難以捉摸，更不可執著貪戀，所謂“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于愛者，無憂亦無怖”。當下流行文化更是從嘲弄“單身狗”“注孤生”轉向鼓吹“智者不入愛河”“寡王一路碩博”，直接用“情感價值”的功利計算取替純粹的“情感需求”。后人類敘事卻反其道而行之，將虛妄縹緲、不可量化、不可控的情感視為抵抗異化的最后防線，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作為確證自我的最后一塊浮木。這種帶有悲壯色彩的對情感主體性的捍衛，暴露了我等“前人類”面對未知未來時的恐懼與執著。當身體邊界不斷被突破，“何以為人”定義日益模糊，再執著于情感或曰體驗，這難道不是一種徒勞的掙扎嗎？

有花在野未必有意將作品打造成后人類理論的文學闡釋，其對后人類身體形態和生存境況的探討，或許只是一種面對人類精神世界日益被技術侵蝕的應激反應，因而在質詢技術與身體的邊界之時，潛在地推演了多種“逃逸”路徑。無論是祝寧在虛擬喪尸世界中“弒母”，還是執著進入極北之地殺掉普羅米修斯，似乎都暗示著唯有將技術從權力結構中剝離，堅決捍衛人的主觀情感體驗，才能避免被操控與剝奪的命運。或許企圖從文學作品中找尋關乎未來的答案過于荒謬，然而我們應該如此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嗎？

注釋

①凱瑟琳·海勒. 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29.

②唐娜·哈拉維. 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陳靜，吳義誠，譯.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21:253.

③凱瑟琳·海勒. 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81.

④莫里斯·梅洛-龐蒂. 知覺現象學[M]. 姜志輝，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

⑤李瑋. 多重主體的表征：中國網文如何想象后人類意義上的“人-自然”[J]. 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2):123-135.

⑥馬歇爾·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 何道寬，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74.

⑦趙柔柔. 斯芬克斯的覺醒：何謂“后人類主義”[J].讀書，2015(10):82-90.

⑧凱瑟琳·海勒. 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331.

⑨胡泳. 超人類、后人類與人的可能異化[J]. 二十一世紀（香港），2023(6):49-59.

⑩李開復. AI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J]. 經理人，2020(2):8-9.

?貝爾納·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 裴程，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25.

?赫伯特·馬爾庫塞.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 劉繼，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23.

?汪民安. 何謂“情動”？[J]. 外國文學，2017(2):113-121.

?桉柏. 《穿進賽博游戲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EB/OL]. 晉江文學城,https://wap.jjwxc.com/book2/583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