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美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王朝聞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他曾經代表著美學這門學科的一種風貌，體現了中國當代人從美學的角度對藝術之認識的深度與廣度。他很特殊。對這個特殊人物的研究，只要揭示其特殊性，就足以獲得理論建樹。王朝聞先生的特殊性在哪里？

這需要從中國的美學研究的隊伍構成說起。美學這個學科，或者說這門課，按理說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應當是哲學學科的人進行研究的。在中國，一開始也確實是將之放在哲學學科開展相關學術研究的，比如鄧以蟄、宗白華、李澤厚和再晚一些的高爾泰，都是在哲學的學科范圍內從事美學研究。但是這門課還關系到一些具體的審美經驗，特別是對文學作品的審美經驗，加之中文系也把美學課作為基礎課，因此在中文系的文藝學所或文藝理論教研室中，有一批從事美學教學的教師也從事美學研究。他們的研究和文藝理論、文學批評史結合得緊，后來甚至產生了一個處于文藝學領地內的三級學科“文藝美學”，比如朱光潛就在中文系從事美學的教學與研究。這支隊伍最大。還有一支隊伍是在藝術類專業里從事美學的教學和研究，因為無論是美術還是音樂，或者戲劇和電影，這些藝術類專業也開美學課，往往偏重具體門類藝術，如繪畫美學或音樂美學之類的。這支隊伍也通常是“藝術概論”這門課的講授者。這支隊伍在美學領域中代表性的學者就是王朝聞。這三支隊伍之間沒有截然的界限，比如蔡儀，在中文系、美術學院和哲學系都從事過美學研究；呂澂也是在美術學院和哲學學科內都工作過。通常，講美學概論或美學原理課的老師，也是文學概論、藝術概論的講授者，但三支隊伍對于美學的認知還是有一些差異。一般來說哲學系的人講美學更側重原理性問題和本質的概括，在美的本質論、美與真與善的關系等問題上著力尤多，長于概念分析；而文學系出身的美學教學者則更側重審美經驗、審美范疇，也更樂于從文學史上找案例進行經驗分析和特征提煉；藝術學內研究美學的人，對于創作經驗、鑒賞經驗、形式美感更看重一些，是藝術家中心論的美學。王朝聞的美學思想就是藝術家中心論的美學，他自己編的教材《美學概論》和其他的美學著作，都有這個特點。

藝術家中心論的美學在中國不多見。通常人們認為研究美學的人應當通一藝，但西方美學史上這樣的美學家并不多，絕大部分美學家都是藝術的欣賞者，而不是創作者，即使創作，也僅限于詩歌的創作經驗。筆者印象中能寫進美學史的創作者出身的美學家，只有威廉·霍加斯和席勒兩人。但中國古代美學卻通常是創作家寫的，這是個民族特色，因此中國古代的美學理論側重從創作者的角度思考創作者觀看世界的方式，包括創作經驗、創作方法、創作心理等問題。現代中國美學家中倒是有一些創作者，比如鄧以蜇和伍蠡甫善畫，宗白華是詩人，但真正藝術家出身的美學家，我想到的只有王朝聞一人。

王先生的本行是雕塑，我認為雕塑是造型藝術的王冠，當然他作為延安文藝的老戰士，版畫、繪畫，甚至布置、設計都不在話下。使他在中國的藝術界有地位的創作是毛主席的浮雕和劉胡蘭的圓雕，但他不僅僅是個藝術家，他善于寫作，語言表達力強，這讓他在藝術家中獨樹一幟。大部分藝術家都只能寫一些與創作相關的隨感，無法建構一個有結構整體的理論，但王先生可以，他理論思維能力也強，或許可以說，王先生是中國20世紀的藝術家中最能寫的，也是最有理論意識的，他代表著中國美術界美學研究的高度。這構成了他的美學的根本特征。由于他的藝術家身份，他對藝術創作過程、創作心理、形象塑造的過程、形式語言的美感、作品整體的美感等問題都有深切的體會，因而，他的美學思想有經驗分析的性質。他從創作經驗和審美經驗出發來寫美學文章，而不是觀念分析與歷史梳理。他的美學的預設讀者是藝術創作者，是藝術學院里的藝術生。他的美學是講給藝術創作者聽的。因此，他的美學思想學究氣少，實踐經驗的氣息強。

我曾經在圖書館的一個昏暗角落里饒有興趣地翻閱了一本叫《論鳳姐》的書。這是王先生的一部厚重的著作。我當時驚訝于僅僅一個鳳姐就寫了一本和《紅樓夢》一樣厚的書，需要多強的分析與聯系能力。除卻書中時代性的套話，有一點當時令我覺得有趣：他在分析鳳姐這個人物形象時，落到了對于代表性的細節的玩味上，這像極了一個雕塑家在進行創作之前所作的創作準備。對于雕塑家來說，通過哪些細節來塑造對象，怎么體現對象的性格與心理特征，這些創作論層面的問題，變成了一套研究作品的方法論。按今天的理論話語，可以叫細讀或者深描。這套方法也構成了一種美學原則——基于審美經驗之分析的美學。王朝聞對于審美與藝術的理論，包含著他作為藝術家的創作體驗，因此，這些理論雖然初看起來不夠理論，但深入到審美理論所蘊藏著的實踐性之后，才覺得意味深長。他善于發現細節，善于對形象作整體而全面的分析，也善于發現特征性的因素，還善于把這個特征與細節以平實的語言呈現出來。

作為一個造型藝術家，他的理論還有一個特點：他了解中國古代的造型語言與方法，他接受的現代美術教育使得他對于現代藝術也有了解，他還熟悉從蘇聯傳來的社會主義藝術觀念與蘇式造型體系，三者在他身上的匯集是個絕難看到的景觀。對三者的差異與相互影響，及其背后的美學宗旨，他也有一些思考，但沒有系統展開，這是有待挖掘的。當然他還是一位延安文藝路線上的文藝戰士，他對延安文藝路線有切身的體會，并且在這條戰線上取得了了不起的藝術成果和理論成果，通過他我們能夠看到，一個秉持延安文藝路線的文藝家，如何看待審美問題，如何把文藝政策轉化為一套美學話語并在具體的藝術創作中踐行這套話語。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王朝聞的理論遺產中還有許多可期待可挖掘的部分。比如，他為什么在晚年傾心于中國民間美術的研究，但這需要新的理論意識、需要新的提問。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