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是一個值得全球深思的時刻。80年前，人類共同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黑暗，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最終以團結與犧牲換來了和平的曙光。在這一歷史節點，文學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鏡子，承載了那段烽火歲月中“抵抗”與“書寫”的雙重力量。本文試圖以世界文學為對象，探索不同文化語境中的反法西斯敘事。這里討論的文學作品，既包括戰時的文學敘事，也包括戰后乃至當代作家對那場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記憶與深刻反思。

文學不僅是記錄歷史的工具，更是喚醒人性、激發共鳴的武器。從歐美作家筆下的戰時苦難，到蘇聯文學中對犧牲精神的價值凸顯，再到國際作家如賽珍珠對中國抗戰的深情書寫，反法西斯文學以多元的聲音訴說著共同的理想。這些作品不僅在當時激勵了抵抗力量，還在跨國傳播中促進了東西方對歷史記憶的互鑒與共鳴。尤其對中國抗戰而言，世界文學提供了獨特的外部視角，使其從單一的民族敘事升華為全球反法西斯斗爭的一部分。本文在梳理這些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努力探討“抵抗”作為行動的力量與“書寫”作為記憶的媒介如何在全球語境下交融，并反思當代讀者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重溫那段歷史，思考文學在構建跨國界的歷史責任與和平愿景中的獨特功能。

通過對這一主題的探討，本文旨在喚醒我們對過去的深切銘記，激發文學所承載的永恒人文精神。希望我們以文學為橋梁，穿越時空，將戰火硝煙化為文字中的希望與警示。

——題 記

世界文學中的反法西斯敘事

世界文學中的反法西斯敘事是人類在面對法西斯暴政時精神抵抗的結晶。這些作品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學形式，記錄了戰時的苦難與勇氣，展現了文學作為精神武器的獨特力量。從歐美到蘇聯，作家們用筆墨勾勒出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光輝與脆弱，構筑起一座座精神豐碑。

歐美文學中的戰時書寫。深刻的人文關懷和對個體命運的關注是歐美文學反法西斯敘事的顯要特征。1936年秋至1939年春，西班牙內戰成為全球進步力量與德意法西斯的首次正面交鋒，最終因多重歷史原因而告敗。在這個過程中，無數國際主義者奔赴前線，聲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作為戰地記者親歷戰場，寫下了他的不朽之作《喪鐘為誰而鳴》（1940）。作為反法西斯文學的典范之作，該小說以1937年西班牙內戰為背景，講述了美國志愿者羅伯特·喬丹為反法西斯事業犧牲的故事。海明威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和緊張的戰斗場景，展現了個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勇氣與尊嚴。作品不僅記錄了戰爭的殘酷，更通過對人性復雜性的挖掘，賦予文學以超越時代的精神力量。

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1947）是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學史上地位的代表作。據加繆說，他在開始醞釀和創作《鼠疫》時，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后。當時，他已經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寫出時代的災難。該小說以隱喻的方式，將瘟疫比作法西斯主義的侵襲，強調人類在面對災難時的團結與堅持。加繆筆下的醫生里厄雖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卻以默默的行動詮釋了抵抗的意義。里厄的堅持不僅是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加繆通過對里厄等人物的刻畫，展現了文學記錄苦難與激發希望的雙重功能。意大利猶太裔作家普里莫·萊維的《如果這是一個人》（1947）是一部納粹集中營回憶錄，記錄作者于1944年被囚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歷。他以集中營幸存者的視角，記錄了納粹暴行的殘酷。萊維通過對人性尊嚴的堅守，呼吁讀者保持希望與反抗精神。

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美聯軍發動了四次襲擊德國德累斯頓的大規模空襲。大轟炸發生時，23歲赴歐參戰的青年戰士庫爾特·馮內古特被德軍俘虜，正關押在德累斯頓的戰俘營，因躲在地下室中僥幸與其他幾位美軍俘虜一起逃生。他一生的寫作靈感，大都源于此次死里逃生。恰恰是他的這次戰火中的親身經歷，讓馮內古特在后來創作出了一部偉大的反戰作品《五號屠場》（1969）。該小說描繪了戰爭的荒誕與人性的扭曲。小說通過主角比利·皮爾格里姆在時空中跳躍的敘述方式，將戰爭的殘酷與記憶的碎片交織在一起。馮內古特以冷峻而富有黑色幽默的語言，揭示了戰爭給普通士兵帶來的創傷，使讀者意識到，真正的抵抗有時不是轟轟烈烈的反抗，而是對荒誕現實的理解、質疑與存活下去的勇氣。該小說出版于1969年，當時越戰正如火如荼，因此，小說一出版就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閱讀熱。

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歐美文學中反法西斯敘事的豐富圖景，揭示了文學如何通過個體故事折射出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追求。作家們以其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多樣的表達形式，為反法西斯文學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蘇聯文學的反法西斯敘事。與歐美文學注重個體經驗與心理創傷不同，蘇聯文學中的反法西斯敘事更強調集體主義、英雄主義與犧牲精神。這些作品不僅承擔著藝術再現戰爭的責任，也服務于國家意識形態與民族精神的建構。從戰爭期間即開始創作，到戰后數十年仍不斷回望，蘇聯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記錄下這場戰爭災難。

蘇聯作家、詩人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在1939年時曾任軍事記者，以后一直從事戰爭題材的創作。他的成名作——劇本《我城一少年》（1941）表達了蘇聯人民對即將來臨的戰爭的必勝信心。他創作于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初期的抒情詩作《等著我吧》（1941），充滿了愛國主義激情，是蘇聯戰時文學中最富情感感染力的作品之一。詩中，一名士兵對遠方戀人的呼喚，凝聚了戰爭年代蘇聯人民對愛情與生存的希冀。這首詩被大量刊登、傳抄、朗誦，成為戰時人民精神力量的象征，展現了蘇聯文學將個體情感融入集體抗爭的能力。

蘇聯作家阿爾卡季·蓋達爾的作品多數以少年兒童為主人公，孩子們機智勇敢，戰勝各種困難，充滿了樂觀主義，特別是隨著《軍事秘密》（1935）、《藍杯》（1936）、《鼓手的命運》（1938）等作品的問世，作家越來越受讀者的歡迎。《鼓手的命運》這部小說歌頌了少年兒童的偉大理想和為祖國獻身的精神，蓋達爾表示，這部書講的不是戰爭，但講的事情一樣嚴酷而危險，不亞于戰爭本身。他以自己的兒子鐵木兒·蓋達爾為原型創作的小說《鐵木兒和他的隊伍》（1940）描述了少先隊員鐵木兒和自己的伙伴秘密幫助蘇聯軍隊的活動。鐵木兒機智勇敢，總能想到富有智慧的辦法來完成任務。小說出版后，蘇聯少年兒童讀者紛紛仿效鐵木兒，組成了各種行動隊，在蘇聯政府的宣傳下，最終形成了“鐵木兒運動”。數以百萬計的蘇聯少年兒童積極參加清理鐵路、裝卸貨物、籌集資金、醫療守護等非戰斗工作。

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在衛國戰爭爆發后，曾擔任《真理報》和新聞通訊社記者并到戰線去采訪，他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近衛軍》歌頌了衛國戰爭中蘇聯紅軍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英勇斗爭。該小說依據頓巴斯地區青少年地下抗德組織的真實事跡創作，迅速成為蘇聯“英雄主義”文學的經典文本。法捷耶夫通過塑造充滿理想主義與革命激情的青年形象，強調了信念與犧牲的力量。

作為《等著我吧》（1941）的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在十余年后又以長篇小說形式再度書寫戰爭記憶。《生者與死者》（1959）是他的戰爭三部曲的第一部分，主要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聯紅軍在西部邊境作戰的場景。小說中的主人公謝爾皮林、辛佐夫等人，代表了一批在1930年代曾遭政治鎮壓的蘇聯軍人。盡管命運多舛、蒙受冤屈，他們對祖國的忠誠始終未曾動搖，人性的良知與信仰也從未熄滅。當德國法西斯大舉入侵，他們毅然奔赴前線，無懼生死。作品深刻展現了蘇聯士兵在國家危難時刻所體現出的責任感與信念，凝聚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力量。這一作品成為戰后蘇聯軍事文學的重要代表。

上述作品構成了蘇聯文學中反法西斯敘事的多重維度，從戰時的情感動員到戰后的英雄主義塑造，這種從“集體抗爭”到“個體覺醒”的文學轉型標志著反法西斯文學在道德、心理與哲學層面上的深化。它們不僅見證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抗爭，也為世界文學貢獻了獨特的思想資源。

盡管歐美與蘇聯的反法西斯文學在風格與主題上存在差異，但無論是海明威的個人英雄主義，還是肖洛霍夫的英勇犧牲精神，這些作品都以抵抗為核心，表達了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文學通過敘事的力量，將戰爭的苦難轉化為精神的財富，使讀者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找到共鳴。

反法西斯文學的多樣性也體現在其形式與表達上。從小說的宏大敘事到詩歌的凝練抒情，從紀實文學的真實記錄到戲劇的象征表現，作家們以多樣的藝術手法回應戰爭的挑戰。例如，英國詩人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1939）以詩意的語言反思戰爭的根源，而法國劇作家讓-保羅·薩特的戲劇則通過荒誕的表現手法，探討抵抗的道德困境。這些形式的多樣性豐富了反法西斯文學的內涵，使其成為人類精神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抗戰形象

中國的抗戰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創傷與民族記憶，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一環，在20世紀的全球文學版圖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抗戰形象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國際作家以親歷、想象或同情的立場書寫中國戰場，為中國的抗戰發聲；二是中國作家的抗戰文學被翻譯并傳播到國外，使本土經驗轉化為全球記憶，形成一種跨文化的戰爭敘事共鳴。這一雙向流動，構筑起連接中外的文學橋梁，不僅豐富了反法西斯文學的地理視域，也促成了中國抗戰形象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傳。

國際作家筆下的中國戰場。在國際作家的書寫中，最早關注并深入描繪中國抗戰的，是一批親臨戰場、以記者身份觀察和記錄戰爭現場的西方知識分子。他們以紀實與文學交融的方式，將對中國戰時現實的目擊與體悟，轉化為具有跨文化影響力的文字與圖像。這些報道與作品不僅提供了超越新聞速度的情感與思想溫度，也奠定了中國抗戰在世界文學話語中的早期表達框架。

其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是奠基性著作。作為第一位系統采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并實地考察抗戰根據地的西方記者，斯諾用冷靜又富有人文關懷的筆觸，描繪了紅軍將士的信仰、犧牲與組織力，深刻影響了西方讀者對“中國革命”的認知。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斯諾之前，另一位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于1934年出版了《中國的戰歌》，通過講述紅軍戰士和普通農民的抗爭故事，喚起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正義性的關注。她以記者的敏銳和作家的激情，將中國農村戰場上的集體抗爭轉化為震撼人心的國際話語。以斯諾與史沫特萊為代表，他們為西方讀者提供了戰時中國社會的多維面貌。作為戰地記者，他們的作品既有現實記錄的價值，也具備文學表達的深度，是世界抗戰敘事中中國形象的第一批重要建構者。

英國詩人W.H.奧登應是首位深度參與并書寫中國抗戰的歐美主流作家。他與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共同創作的《戰地行紀》（1939）是歐美文學界最早以中國抗戰為主題的詩性與散文性結合的作品集。兩人在1938年前往中國戰區實地考察，并在書中以旅行筆記、日記與詩歌相結合的方式，描繪了上海、重慶、香港等地的戰時圖景。奧登在詩中既反思戰爭對人類的異化，也對中國人民的忍耐與剛毅表達深切敬意，展現出英美知識分子在面對東方苦難時的復雜情感與道義聯結。

如果說奧登是最早書寫中國抗戰的國際作家，那么，在所有西方文學家中，美國作家賽珍珠無疑是影響力最大也最為深遠的一位。她曾在中國生活長達30余年，對中國語言、文化與社會有著細致入微的理解。1938年，她因其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美國女性作家。她的小說《龍種》（1942）以中國農民家庭的命運為線索，講述了他們在日軍侵華下的苦難與奮起。小說通過家國敘事視角，展現了普通中國人在極端困境中所煥發出的民族意識與抗爭精神。她以通俗化的敘事策略，使中國抗戰成為歐美普通讀者可以“感同身受”的歷史經驗，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在西方輿論場中的正面形象建構。

從記者到詩人，再到小說家，西方知識分子在不同媒介與文體中對中國抗戰進行的文學建構，不僅豐富了全球反法西斯文學圖譜，也開啟了一條通向中國抗戰精神的跨文化理解之路。

中國抗戰文學的翻譯與海外傳播。相較于國際作家用英語的直接書寫，中國本土抗戰文學在海外的傳播主要通過翻譯完成。這些譯作不僅構成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早期范例，也成為中國抗戰話語進入世界文學體系的重要途徑。尤其在20世紀30至40年代，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開始陸續被翻譯為英語、法語等語言在西方出版。這一過程既受到政治盟友關系與意識形態聯動的推動，也依賴于譯者的個體努力與中外出版機構的通力合作。

魯迅先生，被稱為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雖于1936年離世，未及親歷全面抗戰，但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民族啟蒙與文化批判精神，為西方理解中國人民的抗戰心理提供了思想維度。20世紀三四十年代，魯迅小說的英譯者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還有中外合作的情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際真、金守拙、林疑今等先生，他們的翻譯無論就數量還是質量來說都是相當突出的。他們所翻譯的魯迅作品讓西方得以從文化深層理解中國人民“靈魂深處的戰斗”。

艾青的詩歌直接反映了抗戰年代中國民眾的苦難與覺醒。創作于1933年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發表于1938年的《我愛這土地》都是中國現代新詩的代表作。后者發表時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詩人以“鳥”自喻，表達了對祖國被侵略的悲憤及獻身祖國的決心，詩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成為經典愛國表達。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英國作家羅伯特·白英所編譯的《當代中國詩選》，是最早的兩部中國現代新詩英譯選集之一，其中艾青的詩歌占有不少篇幅，該詩作的主題之一是戰爭與革命。借助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白英力圖向西方世界傳遞出中國人的苦難意識、佛道文化思想與道德倫理觀念，為西方世界提供一個認識和理解中國的新穎視角。

翻譯并不僅是語言的轉寫，它也意味著價值觀、敘事結構與文化經驗的再定位。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抗戰文學得以超越國界，轉化為全球記憶的一部分，為世界文學中的反法西斯敘事注入東方的力量與情感。中國抗戰在世界文學中不僅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敘事主題。

從戰火到希望的文學傳承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背后，是無數生命的犧牲與無盡的苦難。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以“抵抗”與“書寫”的雙重力量，將那段歷史凝結為永恒的記憶。

無論是歐美文學中的個人英雄主義，還是蘇聯文學中的集體主義精神，抑或是國際作家筆下中國抗戰的英勇形象，“抵抗”都成為反法西斯敘事的核心主題。與此同時，“書寫”作為記憶的媒介，將這些抗爭轉化為文字的力量，使歷史得以穿越時空，觸及當代讀者的心靈。文學通過敘事與想象，不僅再現了歷史的真實，更賦予其以超越時代的意義。賽珍珠等國際作家對中國抗戰的書寫，尤為生動地展現了這一過程。他們的作品通過跨國傳播，將中國抗戰融入全球反法西斯斗爭的宏大圖景，促進了東西方歷史記憶的互鑒與共鳴。

在全球化時代，反法西斯文學的意義并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相反，其警示與啟迪功能在當代愈發重要，也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歷史，汲取文學中的智慧與力量。通過重讀反法西斯文學，促使我們銘記過去的苦難，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思考如何構建跨國界的歷史責任與和平愿景。文學作為一種柔性力量，以其深刻的人文關懷與跨文化的感染力，激勵我們超越國界與種族的隔閡，共同追求一個更加公正與和諧的世界。

展望未來，文學將繼續在人類精神的傳承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法西斯文學以其永恒的人文精神，提醒我們珍惜和平的來之不易。無論是作家、讀者還是教育者，我們都有責任將反法西斯文學的精神傳遞下去，使其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正如加繆在《鼠疫》中所預示的那樣：人間的瘟疫永遠不會消失，但我們必須學會與之抗爭。文學，正是這場抗爭中最有力的武器。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