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朔州，在雁門關外，屬于古代征戰之地，所以我為家鄉的“人文歷史”總結了一個特點：“文弱武強”。

在我青少年時期，雁北地區十三縣加上大同市——到1989年朔州建市，又將雁北十三縣分別劃歸朔州市與大同市，而這兩個市歷史上能夠拿得出手的文人，也就是我們山陰縣的王閣老一人而已。

王閣老的老家，離我家只有十五六里。父親的姥姥家姓王，是王閣老那個村的，所以父親當年很喜歡給我們兄弟搗王閣老的古記。

王閣老本名王家屏（1537年—1604年），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任內閣首輔，家鄉人尊稱為王閣老或王閣爺。據清代張廷玉撰《明史·王家屏傳》記載：“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歷）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修撰）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萬歷十九年）家屏遂為首輔。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憨直去國，朝野惜也。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以上僅摘其要者。史臣評述王閣老“性忠讜，好直諫”，多次“硬剛”萬歷皇帝，并請求“愿賜骸骨還田里”，最終“以憨直去國”，只做了半年內閣首輔。史臣張廷玉對其評價：“《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乎？”

這就是典型的山陰人憨直較真之脾氣秉性。

盡管王閣老被后世稱為“王文端公”，盡管王閣老著有《復宿山房集》，然而其“文名”，卻是因為官，而不是文。不像我們另外的那些山西文豪老鄉們聲名響亮，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絳州王勃，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如唐代“邊塞詩人”絳州王之渙，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與“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等金句；以及河東柳宗元、蒲州王維、夏縣司馬光、解州關漢卿等大手筆，以文稱雄，傳唱千古。

所以說，歷史上的故鄉，“文”偏弱。

不過，說到“武”就不一樣了，超強！

在浩浩華夏五千多年漫漫的歷史長河之中，那些呼喚英雄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三國與隋唐必有與焉。而我的朔州老鄉三國張遼與隋唐尉遲敬德，彪炳其中！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武廟”中，所增列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及其畫像，即有三國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與唐代右武候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據說張遼在吳地被呼“遼來”，可以嚇小孩止哭；尉遲敬德亦是民間至今張貼的“門神”。

可見“戰神”張遼與尉遲敬德，乃真正的“神”級人物。

童年及少年時期看《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并連環畫，我最關心的是，“戰神”們手中使的是什么兵器？譬如，民間傳說的三國名將戰力排名：“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其中，趙云使的是龍膽亮銀槍佩青釭劍，張飛使的是丈八點鋼矛（亦稱丈八蛇矛），馬超使的是虎頭湛金槍，關羽使的是的青龍偃月刀，典韋使的是雙鐵戟，而三國第一猛將呂布使的是方天畫戟。的確，“將欲善其戰，必先利其器”，長槍大刀大戟，大砍大殺，大開大闔，武力值確乎直達天花板！假如關公在《三國演義》中，若不是胯下赤兔胭脂馬，若不是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那些個溫酒斬華雄，斬顏良、殺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擒于禁等“威震華夏”之赫赫戰績，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另，由于《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斬顏良的情節是“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袁）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故有人說斬顏良而用“刺”字，足見關羽所用兵器應為矛槊之類。不過，愚以為，關公胯下赤兔馬風馳電掣，驟然而至，刀鋒亦可“刺”之；文中還有“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難道關公在萬眾兵將押陣的戰場上，還能從容下馬拔劍“斬其首”而“還”嗎？

作為曹魏陣營“五子良將”的張遼，使的又是什么兵器呢？

《三國演義》“第五十三回：關云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文中有“（孫）權綽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寫到張遼的兵器與俺河東解縣老鄉關羽一樣，也是大刀大殺器。在《三國演義》中，張遼只帶八百勇士大勝吳軍十萬之眾，賺足一世英名與功名的名場面，就在“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余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余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余，并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無措。……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卻被樂進從后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余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折斷，繞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這一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載之史冊。然而，令我頗感遺憾的是，第五十三回尚有“張遼揮刀來迎”，而第六十七回“張遼威震逍遙津”——“殺得江南人人害怕”——拿啥殺的？自始至終沒有亮出他的大殺器來。

只好求助于正史。據《三國志·魏書·張遼傳》記載：“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秦漢及三國時期的馬邑，就是現在的朔州。“張遼威震逍遙津”史書上稱之為“合肥之役”（屬于曹魏與東吳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濡須之戰”的一個戰役），《三國志·魏書·張遼傳》有詳細描述：

太祖（曹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余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余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中有“椎牛饗將士”，如何個“饗”法？唐人李筌《神機制敵太白陰經》有“宴設音樂篇”，記載犒賞出征勇士，吃的玩的啥的，非常細致，特別有趣，分享與諸君：“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頒賞有序，肴席有差，以激勵于眾。酒酣，拔劍起舞，鳴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酒，一人二升；羊，一口，分為二十節；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白米，一人五合；薄餅，一人兩個（每一斗面作二十個）；饅頭，一人一枚（一斗面作三十枚）；蒸餅，一人一枚（一斗面作一百枚）；散子，一人一枚（一斗面作三十枚，每面一斗，使油二十二斤）；饆饠，一人一枚（一斗面作八十個）；糕羹，一人三合（糯米）；菜，一人五兩；羊頭蹄，充羹；醬羊豬肝，充羹；鹽，三人一合；醬，一人半合；椒，五人一合；姜，一人一兩；蔥，三人一兩。隨筵樂例：大鼓、杖鼓、腰鼓、舞劍、渾脫、角抵、笛、拍板、破陣樂、投石、拔拒、蹙鞠。”酒足飯飽，唱好跳好，卡拉OK，逗出豪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特別能戰！

這段記述，使人對“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有了實感。

“合肥之役”這節文字，看點有四，重點在于“持戟”：

一是兵力懸殊。東吳孫權親率十萬之眾圍合肥，而張遼部只有區區七千余人。正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張遼夜募八百“敢從之士”，乘其“未合逆擊”，與吳軍決一死戰。智將也！

二是身先士卒。張遼“先登陷陣”，直殺至孫權麾下，嚇得孫權手足無措，殺得“吳人奪氣”，“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擊退吳軍，乘勝追擊，差一點兒活捉了孫權。猛將也！

三是愛兵如子。張遼率兵眾數十人突圍，大量“敢從之士”尚陷重圍中。一聲“將軍棄我乎”！有道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百將百棄。然而“遼復還突圍，拔出余眾”。仁將也！

四是“被甲持戟”。這是我所特別關心的。張遼在“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的呂布帳下任過驃騎都尉，呂布一人可敵劉關張三籌英雄，其兵器乃方天畫戟。不過，這也只是“小說家言”。《后漢書·董卓傳》記述呂布刺殺董卓，“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二》亦記述“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故知呂布的兵器是矛。而三國名將之使戟者，只張遼一人也。

東漢許慎《說文》講：“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南宋毛晃《增韻》云：“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西漢揚雄《方言》云：“戟為之孑。”東晉郭璞解釋道：“取名于鉤孑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故以鉤孑為名也。”

就三國之魏國而言，在曹操陣營之中，“五子良將”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為之“最”，而張遼又為“五子”之首。《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可見，張遼為將之“良”，不在于某一方面，而在于智仁勇全面也。

置于整個歷史長河中來考察，截至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武廟”所增祀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其中三國僅七人入選，并未按照民間所謂“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來排布，其來自于官方的權威性的歷史性的評價之真實戰力與戰績：“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魏太尉鄧艾；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丞相婁侯陸遜。”還有一人似乎有點“跨界”，即陸遜次子大司馬荊州牧陸抗雖在其列，然其大司馬與荊州牧，卻是在擊敗西晉名將羊祜之后拜授，顯然“時代”已跨入晉朝矣。在三國七人之選中，真正斬將搴旗的勇猛戰將只有三人，張遼、關羽與張飛。關張史稱“萬人敵”。參照“合肥之役”浴血奮戰反復殺入殺出，張遼亦展現出超級戰力神威。

至于《三國演義》所說的“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在唐人筆記中亦有記述。唐人李匡乂《資暇集》有“非麻胡”詞條：“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建永按：?隋唐汴河?即通濟渠，西起洛陽連接陸上絲綢之路，東至江蘇泗洪入洪澤湖，貫穿豫皖蘇三省?），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為‘胡’。……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吳人用“遼來”嚇唬小兒，是因為張遼以八百勇士殺得十萬吳軍屁滾尿流，就連在“濡須之戰”首戰中被曹操贊嘆過“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尚且望風披靡膽顫心驚，況小兒乎！

在我的故鄉，在我童年的時候，大人們也的確于夜間用“麻胡來了”，嚇唬小孩兒止哭，或促之入眠。小孩兒們彼此間，也會用兩手食指和拇指，勾住自己上眼角外側和嘴角，玩變鬼臉兒，嘴里叫著：“哇嗚！哇嗚！麻胡來了！”讓小伙伴感覺到后脖頸與頭皮涼颼颼的！問題是，“官無千里威風”，即使是奉敕開挖汴河的隋將麻祜麻叔謀，任憑他如何威風酷虐，怎么能從古遠而遙遠的豫皖蘇，“威懾”到“表里山河”之北端我們塞外故鄉的兒童呢？好在唐人張鷟《朝野僉載》亦有記述：“后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太原距朔州二百多公里，故“麻胡”之比于“麻祜”，對于塞外兒童更具恐怖力，而且也更近乎情理。只是，不知故鄉的大人們，如今還用不用這一招來嚇唬小兒？“麻胡唬兒”之風俗尚存焉乎？

我小時候常聽父親說：“左門神，右虎衛。”特指過大年的時候，在兩扇家門上張貼“門神”——唐初名將尉遲敬德與秦瓊“鞭锏二將”組合的“門神”畫像，敬德手持水磨竹節鋼鞭，秦瓊手持瓦面金裝锏，以驅邪鎮宅。這與《隋唐演義》描繪得差不多，尉遲敬德手持大唐秦王李世民親賜水磨竹節鋼鞭，左手雄鞭重八十一斤，右手雌鞭重八十二斤，另加一桿五十六斤重的龜背陀龍槍。《隋唐演義》第五十八回還有敬德與單雄信“單鞭奪槊”名場面，第六十四回又有玄武門“單鞭救主”好描畫。

只是，“小說家言”的敬德手持雙鞭與龜背駝龍槍，是歷史上的實戰兵器嗎？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年）建成凌煙閣，太宗親作御贊褒揚開國功臣，“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并欽命唐代大畫家閻立本依照真人大小樣貌，為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尉遲敬德、李靖、秦瓊等二十四位功臣摹形畫像。一百二十多年后，唐代大詩人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中寫道：“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將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發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大畫家曹霸所修復描摹的，應該還是閻立本所繪之圖像吧？惜乎今天已無法見到褒國公段志玄與鄂國公尉遲敬德等人“英姿颯爽來酣戰”的名畫面，不然的話，敬德兵器當在畫圖中。

據后晉劉昫撰《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記載：“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以武勇稱。……因從（唐太宗）獵于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卻，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眾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人。”其中“橫刺雄信墜馬”，說明敬德兵器是矛、矟一類。矟，讀作朔，俗寫作槊。傳中還寫到敬德與齊王李元吉“奪矟”，以及“執矟”大戰竇建德等情節：

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卻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為恥。

及竇建德營于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卻，前后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于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尉遲敬德傳》亦載：“竇建德營于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這說明尉遲敬德所使用的兵器就是矟吧？不過，在《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載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門之變”中，又寫到了“敬德擐甲持矛”：

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于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于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

不管是《舊唐書》還是《新唐書》，均有采用唐人李餗《隋唐嘉話》與唐人（不署撰者）《大唐傳載》之筆記史料。二筆記均載有唐太宗謂尉遲敬德“公把長槍”之語，大同而小異，謹引錄《隋唐嘉話》之記述：“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焉。敬德曰：‘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慚恨。太宗之御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眾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斗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眾，而不敢逼。”

看點有三，重點在于“長槍”：

一是與李元吉“奪矟”。《舊唐書》與《新唐書》均采用。

二是太宗“謂尉遲公”。《新唐書·尉遲敬德傳》載：“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尉遲恭是本名，尉遲公乃尊稱。

三是太宗曰“公把長槍”。這可以說明尉遲恭的兵器乃長槍——即矛嗎？稍后討論。太宗所說的“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眾亦無奈我何”，在唐人李綽《尚書故實》中亦有印證：“天策府（建永按：唐高祖加封秦王李世民天策上將，位于王公之上，令其在洛陽開府，可自行招募人才置官，即“許自置官屬”）弧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伏神異。”由此可見，太宗箭術，甚是了得！

元人楊梓《敬德不伏老》（元雜劇）第一折：“憑著俺十八般武藝，定下了六十四處征塵。”至于到底是哪十八般武藝？《水滸傳》第二回有個“說法”：“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矛錘弓弩銃，鞭簡劍鏈撾，斧鉞并戈戟，牌棒與槍杈。”不過，這仍是“小說家言”。南宋華岳所著兵書《翠微北征錄》提出“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但并未列出具體的“十八般武藝”。明代史學家、文學家張岱《夜航船·兵刑部》零散記有“黃帝始制炮。呂望制銃。伏羲制干，制戈。揮制弓。牟夷制矢。黃帝制弩。黃帝始采首山銅制鑄刀、斧。蚩尤始取昆吾山鐵制劍、鎧、矛、戟、陌刀。黃帝始制槍，孔明擴其制。舜制匕首。牟夷制挨牌，古名傍排”，等等。與本文相關的矛、戟、刀、槍、弓矢等，均創制較早。據傳說，三國曹魏名將呂虔將十八般兵器分為“九長九短”，“九長”有刀、矛、戟、矟、鏜、鉞、棍、槍、叉；“九短”為斧、戈、牌、箭、鞭、劍、锏、錘、撾。盡管沒有提及“弓為第一”的“弓”，然“弓”與“箭”似乎舉一即可；還有“矛”“槍”“矟”有何區別，亦未明言。

僅就史籍記載尉遲敬德所使用的三種兵器——“敬德執矟”“擐甲持矛”“公把長槍”，作一點分析。

先說矛。《尚書·牧誓》記載商朝即有“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詩經·秦風·無衣》亦有“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辭源》解釋：“矛：兵器名。長柄，有刃，用以刺敵。長兩丈的叫酋矛，兩張四尺的叫夷矛，三叉的叫厹矛（建永按：厹讀作囚，厹矛即三棱矛）。”東漢許慎《說文》解釋：“矛：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凡矛之屬皆從矛。”“凡矛之屬皆從矛”，說明“矛”是矛類兵器的一個總稱。

次說矟。《說文》無“矟”。東漢劉熙《釋名·釋兵》亦將“矟”附于矛后：“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建永按：《說文》講：‘矜：矛柄也。’）。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引《晉書》曰：“劉邁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于仲堪聽事，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曰：‘馬矟有余，精理不足。’”又引《三國典略》曰：“羊祜執矟上馬。”《語林》亦有：“桓宣武與殷、劉談，上馬持矟。”可見矟，乃馬上所持兵器也。唐代詩人許渾《題衛將軍廟》詩有句：“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弧馬上飛。”“槊”乃“矟”之俗字，正史如《新唐書》《舊唐書》等均寫作“矟”而不寫“槊”。唐代高僧慧琳《慧琳音義》注“槊刀”曰：“槊，俗字也。”遼代高僧希麟《希麟音義》引《切韻》曰：“槊，刀槊也。”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垣榮祖傳》有“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之語，所以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赤壁賦》乃有如是之名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轤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再說槍。張岱《夜航船》講“黃帝始制槍，孔明擴其制”，創制很早，三國時期諸葛孔明又對其進行了改造完善。《說文》講：“槍：歫也。從木，倉聲。一曰槍，欀也。”又曰：“歫：從止，巨聲。一曰搶也。一曰超歫。”“歫”字音義皆同“距”，意為長槍是很好的“拒止戰術”利器。《慧琳音義》“鐵槍”注引《文字典說》曰：“槍，拒也，兵器也。”《慧琳音義》“槍矟”注又引秦李斯《倉頡篇》曰：“槍，兩頭銳，上有刃，下有纂兵仗也。”北宋陳彭年、丘雍《廣韻》又曰：“槍，矟也。”

矛、矟、槍這三種兵器，敬德都使用過。

第一，用矛的記載，在《舊唐書·尉遲敬德傳》“玄武門之變”中，秦王李世民與敬德等人斬殺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之后，“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使的是矛。

第二，馬上奪矟，既為游戲比賽，亦有實戰之功。矟與矛、槍之區別，在于矟頭如刀——“槊，刀槊也”，在于柄長——“矛長丈八尺曰矟”，在于“馬上所持”。《舊唐書》《新唐書》與《隋唐嘉話》《大唐傳載》，都記載了敬德與元吉比拼“馬上奪矟”。“奪矟”還有實戰功能，《舊唐書》記述敬德原本跟隨太宗數騎打獵，隨手持一馬矟，突遇王世充與單雄信等率領步騎數萬奔襲，在擊退敵兵時，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獲排矟兵六千人”——“排矟兵”前后左右攢刺，這就是實戰之時，“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的特殊本領！

第三，“公把長槍”，長槍與矟還是有些區別的，譬如《倉頡篇》所說的“槍，兩頭銳，上有刃，下有纂兵仗也”，意為上下皆出鋒，“回馬槍”后柄亦可刺殺。后來矛、槍通稱。有道是“槍乃百兵之王”。即如《三國演義》蜀漢“五虎上將”中，就有三桿槍——張飛使的是丈八點鋼矛，趙云使的是龍膽亮銀槍，馬超使的是虎頭湛金槍，槍亦矛屬也。在用詞嚴謹準確的史書如《舊唐書》中，既稱“敬德擐甲持矛”，又說“敬德執矟”（建永按：《新唐書》僅多一字“令敬德執矟”），矛與矟必然是兩種兵器——雖然矟亦屬于矛類。特別是在頗有史料價值的唐人筆記《隋唐嘉話》中，一邊說“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一邊又描述在板渚（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東北黃河側）大破竇建德時，太宗對敬德親口說：“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眾亦無奈我何！”可見，在重大戰事如“玄武門之變”與“板渚之戰”中，敬德所用的都是長槍（矛）。如果做一個不太恰切的比喻，就像今天我國的兵乓國手所用的球拍一樣，有正拍、副拍之分；那么，在下期期以為，尉遲恭的“主兵器”是長槍，“副兵器”是矟。

當然，若有論者非要說，“長槍”就是“矟”，亦不失為一說。

最后，我想補充的是——我常想，尉遲恭與張遼，是否代表著典型的朔州人性格的兩個方面呢？

鄂國公敬德性格剛硬，寧折不彎，軸，而且忠勇，報恩，記仇，負氣。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將謀害秦王李世民之前，曾寫密信招敬德，并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嚴拒之，并說：“實荷秦王惠以生命，唯當以身報恩。……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循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舊唐書·尉遲敬德傳》）“玄武門之變”，敬德力勸秦王李世民先下手為強，斬殺建成、元吉，“敬德擐甲持矛……奏請（太祖李淵）降手敕，令諸軍兵并受秦王處分”，“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同上）。然而，敬德性格憨直，不會拐彎兒。“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同上），把宰相全都得罪了個遍。“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同上）唐太宗堂弟任城王李道宗因坐在敬德下首，勸解了幾句，被盛怒中的敬德一拳幾乎搗瞎眼睛！因此“獲得”唐太宗嚴重警告。

《隋唐嘉話》記述了太宗與敬德“互動”的兩則小故事，頗有深味。第一則：“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為恨？’”第二則：“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愿停圣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一打一拉，帝王心術，盡在其中。關鍵是敬德回敬太宗的語言和態度，令人欽敬!“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一個“疑”字，令人心涼；“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一個“情”字，令人溫暖。重情重義的鄂公，必然落得一個冷局。

稍后敬德被外放，做了幾年地方都督，然后“抗表乞骸骨”，堅決要求提前退休。朝廷折中的結果是，“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開府儀同三司”，隋唐時期為一品文散官。“三司”，即“三公”司馬、司徒、司空。“開府”，即以自己的名義自置幕府與幕僚部屬，這是朝廷對大功臣的重賜。“令朝朔望”，即御令每月初一（朔日）和十五（望日）入朝，應個卯而已。后來太宗親征高麗，敬德力諫：“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同上）太宗不納，卻終因高麗天寒地凍，唐軍后勤困乏，糧運不濟，最終被迫撤退。敬德亦隨軍出征，“軍還，依舊致仕”，仍過著自在的退休生活。敬德晚年好道，閉門不出十六載，不與外界打交道。《尚書·君陳》有言：“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敬德前半生忠直剛烈，所謂“剛毅木訥近仁”，然居功自傲，凡事不肯忍，半點不饒人，因而險遭不測；后半生遠離政治，韜光養晦，學道修仙，頤養天年，享年七十四歲，高壽而善終。

如果說敬德代表朔州人“軸”“死硬”“不懂得拐彎”的一面；那么，張遼則代表了朔州人“智仁勇”全能型的性格氣局——更難能可貴的是仗義、變通而又富有人情味兒的另一面。

在《三國演義》中，亂世中的張遼一直與大英雄兼老鄉關云長惺惺相惜，感情深篤。而另一位關羽的真正河東老鄉徐晃（字公明），在《三國演義》“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云長敗走麥城”中，關公被曹仁的弓弩手射中右臂，華佗為之“刮骨療毒”后，與徐晃對陣。“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須發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于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嘆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眾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云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這一節還真不是“小說家言”。東晉、劉宋時期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關羽傳》引《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云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家事耳。’”寫的全是史實。

但我自幼年讀這一段文字，對假模假樣的徐晃非常之不“感冒”！晉陽侯張遼與關羽同樣是“敵對陣營”，同樣“不敢以私廢公”，但卻并無徐晃那般高調做作。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解白馬之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劉備）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注引《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后去也。’”其實天下英雄，從來不單以成敗而論。關公威震華夏，固然與殺伐戰績有關，而傳誦千古受人愛重，卻在于關公義薄云天之襟懷！我青年時期讀到上節文字，深受感動，也深深欽敬老鄉張遼之為人！一句“恐太祖殺羽”，一句“羽兄弟耳”，肺腑之語，仁人之言，君子之風，山高水遠！比之于“羽與晃，宿相愛”之瞬間翻轉——“得關云長頭，賞金千斤”，真乃泰山與鴻毛也！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南北朝時期的民歌《敕勒川》之作者斛律金，就是我們的朔州老鄉。翠微山，雁門關，神頭海，桑干源，在這片“朔云邊月滿西山”的神奇土地上，孕育出張遼、尉遲恭等“戰神”級人物。作為朔州人，為之深感自豪！

李建永，筆名南牧馬，雜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學者。山西山陰人氏，曾在陽泉市工作多年。現居北京。從業媒體，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太陽鳥”中國文學年選雜文卷主編。著有雜文散文集《說江湖》《說風流》《母親詞典》《中國雜文·李建永集》《我從〈大地〉走來》《園有棘：李建永雜文自選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