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文藝工作者創作的海報 文字大意：“消滅陸上和海上的法西斯分子！”

戰火洗禮下的作家

20世紀40年代，法西斯的入侵極度激發了蘇聯作家的愛國熱情。據統計，一千多名蘇聯作家換上戎裝，奔赴前線，有五百多位作家獲得各種勛章和獎章，其中有18人獲得“蘇聯英雄”稱號。也有很多優秀的文化界人士戰死疆場，包括幽默作家彼得羅夫、兒童文學作家蓋達爾等。還有作家以筆代槍，書寫了大量戰斗檄文，“愛倫堡在1418天的戰爭中，寫了近2000篇文章——包括為盟國出版物撰寫的文章。就創作數量和創作活動的影響力來說，在世界各國的政論中很難找到能與其相匹敵的”。法捷耶夫、維什涅夫斯基、吉洪諾夫等人也寫出了不少色彩鮮明、慷慨激昂的政論文章。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也積極應和了“這股真誠的愛國主義狂潮”，他們的詩歌“以手稿的形式傳給了幾位朋友，并互相傳抄，前線的士兵像讀愛倫堡在蘇聯日報上發表的雄辯的社論，或這個時期最受歡迎的正統的愛國主義小說一樣，以驚人的熱情并懷著深深的喜愛相互傳閱”。

有些作家以戰士或指揮員的身份，直接拿起槍投入前線戰斗，更多的作家是以中央或地方報刊前線記者的身份深入到前線部隊和普通士兵中去體驗和采訪，寫出鼓舞人心的報道。在《紅星報》工作的有愛倫堡、西蒙諾夫、格羅斯曼、巴甫連柯、彼得羅夫、蘇爾科夫，在《真理報》工作的有法捷耶夫、索波列夫、波列伏依、科熱夫尼科夫，在地方報刊工作的有詩人吉洪諾夫、劇作家維什涅夫斯基、女詩人別爾戈麗茨，還有一些作家在各地軍報報社任職，如戈爾巴托夫和特瓦爾多夫斯基。蘇聯作家認為前線記者是一種無需稱頌的職責，西蒙諾夫說：“在報社當軍事記者是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應做的事中最微不足道的……軍事記者的工作并不是最危險的，也不是最繁重的。”

早期前線記者有瓦爾舍夫斯基、列斯特、斯托諾夫、布拉日寧、邦達林等，他們從前線發回的報道都被刊登在各大報紙上，揭露敵人的兇惡形象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1943年戈爾巴托夫向所有軍事記者發出號召：“心里要充滿對敵人的憎恨，用火熱的語言之鞭和語言炮彈來攻擊敵人、燒光敵人……關于敵人的獸行我們已經寫了很多，但仍然不夠。”西蒙諾夫、肖洛霍夫、阿·托爾斯泰、愛倫堡、蘇爾科夫、斯塔夫斯基、馬爾夏克等人的文字中也貫穿著這一主題。優秀作家的通訊稿提升了蘇聯新聞行業的語言水平，很多報道與其說是一份新聞稿件，不如說是一份優秀的文學創作成果。

后方作家大多被優先疏散到安全地帶，很多人得以繼續開展文學工作。多羅霍夫描述過列寧格勒文學工作者們有條不紊的分工：“詩人創作新的詩歌，小說家們生動描繪戰爭日常生活，評論家努力校對戰士們寫的簡訊。”蘇聯作家們清晰認識到了寫作任務的變化，愛倫堡在《行進中的繆斯》中明確指出：“建筑師應該不僅能建索菲亞教堂，還要能挖窯洞。作家應該不僅為時代而寫作，還應該為某一個短暫的、能決定人民命運的時刻寫作。”戰時阿赫瑪托娃創作了《起誓》（1941）、《勇敢》（1942）、《勝利》（1942-1945）等戰爭詩篇。

還有些作家積極參與后備戰斗隊伍，莫斯科作家協會的82名成員都加入了保衛莫斯科的民兵隊伍。作家們還投身于社會活動，如組織公開演講、文學晚會和捐物捐款，作家們在工廠、醫院的演講中傳遞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阿·托爾斯泰、肖洛霍夫、格羅斯曼等作家還捐助了不少款項或武器。

巨變中的文藝創作

特殊歷史條件下，戰時的蘇聯文學創作自然也會有其傾向性。從蘇聯《文學報》的報道可以看出，戰時蘇聯的文學創作有以下兩種明顯特征。

其一，詩歌、短篇小說等適于歌頌英雄主義的文學體裁最為流行。葉爾紹夫在《蘇聯文學史》中確認過戰時創作體裁的傾向性：“一開始，通過隨筆特寫，有時采用報導性描寫，或是概括敘述戰事故事的手法來反映戰爭。1942年夏季、秋季和初冬創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說就是這樣的作品……僅在戰爭的頭兩年就出版了二百多部中篇小說。”

戰爭開始，《文學報》報道莫斯科作家大會時，寫作體裁問題就被明確提出：現在不是寫多卷書和多幕劇的時候。讓我們寫些簡短的英雄故事和戰斗詩歌吧！作家要去舞臺、廣場、動員站和工廠！潘菲洛夫也在《無情消滅》一文中肯定了文學體裁的戰爭性，認為其他留在這里的、沒有去前線的人，應該迅速轉變工作方式，歌謠、詩歌、短劇、短篇小說——這些都是對敵人的打擊。

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祖國形象、敵人形象是作家的共同主題，但每位作家都結合個人所長，找到了最擅長的選題和風格。愛倫堡偏重于寫反法西斯主題，西蒙諾夫擅長刻畫祖國形象和蘇聯人民的團結精神，阿·托爾斯泰強調民族的歷史傳統以及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特點，格羅斯曼、戈爾巴托夫和波列伏依更關注普通士兵建立的功勛和蘇聯人民堅韌不拔的意志。

其二，當時的創作有明顯的平民化特征。1941年《文學報》上發表的《誕生在戰斗中的文學》關注并充分肯定了紅軍戰士的創作：“政治指導員在士兵和指揮員中間發現了很多有才華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們根據在戰斗和對敵襲擊中的個人觀察和感受創作詩歌和短篇小說，這些內容在報紙上占有重要地位。紅軍戰士米·杜金的詩非常有力、鮮明、簡潔……”

1943年1月1日，羅佐諾夫在《前線詩歌》一文中以戰士列舍特尼科夫的創作為例，對其詩歌語言、風格、題材進行了深入分析，充分肯定了前線戰士詩人的才華，他明確指出：“戰爭產生英雄，戰爭也產生詩人。在過去的1942年出現了許多新詩人，有些人確實具有詩歌天賦……但是，把該作家（列舍特尼科夫）的創作個性歸結為能出色地描述坦克是極其不公正的，把他稱為‘坦克手詩人’是對他創作的一種縮小……毫無疑問，在新的前線詩人當中，值得關注的并非列舍特尼科夫一人。這樣的前線詩人在各條戰線、在陸軍和海軍部隊中都存在，他們有可能成為職業詩人。戰爭時期應該更突出表現出人民的創造力，從人民當中誕生成千上萬的英雄人物和才華橫溢的謳歌者。”

《文學報》鼓勵普通戰士的創作，力爭開辟一條年輕化的、大眾化的文學發表渠道。青年戰士創作的文學作品質量或許不高，但其意義主要在于傳達信念和力量。1944年《文學報》復刊首期，吉洪諾夫在《戰斗的呼應》中再次確認了戰士寫作的價值：

很多在戰時寫的東西都無法被長久地銘記，很多作品都過于表面化、過于匆忙，但是對詩歌普遍的渴求和巨大的興趣沒有減少。筆和刺刀被視同一律，詩歌語言與作戰部隊也被同等看待。

令人驚訝的是，在我們的生活中，就連簡單的報紙報道都像英雄贊歌一樣雄偉。這么多真實的人類激情毫不掩飾地暴露在殘酷的日常戰爭當中，抒情詩不是“被俘獲的心靈的激蕩”，它從最真實的瓊漿中汲取營養，它穿透心靈，直占靈魂。即使語言和詩句并不完美，但它們是被渴望著真誠又簡單的文字的人民群眾推舉和支持的。

文學機制的重構

戰爭對蘇聯文學生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1941年以前的文學機制幾乎被徹底瓦解。這首先在于文學生產的主體，即廣大文藝工作者失去了原有的穩定創作環境，有些作家上了戰場，還有些作家在城市淪陷或被長時間圍困的情況下被集體轉移。大規模的作家隊伍轉移破壞了文學生態中最基本的細胞和元素，原有的文學機制也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構。其次是文學傳播渠道，即文學報刊和出版發行機構的運行也被深刻地影響，炮火嚴重破壞了出版機構的印刷工作，紙張、油墨等物質原料的匱乏和交通運輸的不便和阻斷，使許多文學報刊被迫重組或休刊，文學出版機制無法正常運行。最后，文學的消費和評價機制也與以往差異較大，戰爭讓讀者的文學閱讀大大減少，評論家也把文學的審美價值置于文學的政治宣傳作用之下。因此，戰爭讓文學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嚴重挑戰。然而，戰爭初期的慌亂過后，蘇聯最終認清這將會是一場艱辛、持久的戰斗，國家的文藝生活依然要在戰爭的背景中走向正常化和有序化，被戰爭解構了的文學制度體系也開始了艱難的重構之路。

蘇聯最重要的文學報紙《文學報》是重建該制度的重要一環。《文學報》堅持了它最有代表性的常規組織性內容——報道蘇聯各地區的作家會議，向作家群體通報不同單位和個人如何支援國家，有效增強了作家團隊的組織性和凝聚力。但更重要的是，報紙實現了作家們互通消息、了解最新文學動向的愿望。

戰爭中后期，文學報刊上新鮮出爐的優秀作品越來越多，新書推薦、作家評論、新劇評述、文學紀念日等內容也回到讀者視線，報刊從前的面貌逐漸恢復，為蘇聯文學的生產提供了廣闊空間。一些原本更傾向于在大型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的作家也轉向了《文學報》，因為報紙的發行量大、流通速度快，客觀上能加快作品的傳播速度，擴大讀者接受面。“雜志的作者——一個很龐大的作家隊伍都去了衛國戰爭前線，他們把最新的戰爭詩歌、隨筆、文章都發表在了報紙上，而非雜志。文學從大型雜志、書和文集轉移到了報紙。戰爭需要及時的反饋，需要作家迅速介入到事件當中。”英培爾的長詩《普爾科夫子午線》、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路旁人家》都是這樣發表的。帕斯捷爾納克、普羅科菲耶夫、列昂諾夫、吉洪諾夫等人的詩歌作品也時常見報，敵占區、封閉區的作家們可以及時了解到文學同行的創作動態，文學消息傳達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得到保證。報上的文藝作品本身也是同時代作家創作方法和主題傾向的清晰呈現，有力推動了文學生活有序恢復。

隨著文學生活的正常化，《文學報》逐漸轉向對文學本身的討論，戰爭成為了文學主題的一部分。1942年底，阿·托爾斯泰所著的《蘇聯文學的二十五年》被《文學報》連續刊載，該書對蘇聯文學發展做出的科學分期被蘇聯文學史界沿用甚久。1943年4月的蘇聯作協創作大會上，愛倫堡、阿謝耶夫、古謝夫、什克洛夫斯基等人都對戰爭時期文學做出了總結，這些內容被冠名為《偉大的衛國戰爭文學》的總標題發表。

對戰時文學的總結也積極吸取了讀者的意見和建議。在1944年第一期復刊的《文學報》中，編輯部發布了名為《戰時我讀了什么》的讀者問卷調查結果。與其說這是廣大讀者公布自己的閱讀書目，不如說是他們閱讀趣味和期待的表達。蘇聯元帥托爾布欣、少將費辛等戰斗英雄，建筑勞動英雄、地鐵工程負責人等在回答中提到了愛倫堡、蘇爾科夫，還有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阿·托爾斯泰的《彼得一世》、皮加列夫的《士兵兼統帥》、索波列夫的《海魂》、阿麗格爾的長詩《卓婭》，還有讀者更偏好契訶夫的短篇和伊里夫和彼得羅夫的幽默作品，因為人們要在緊張的戰斗生活中得到一定的放松。

兼收并蓄的“新聞紙”

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后，蘇聯新聞政策迅速調整至戰時軌道，軍事報刊大力發行。據統計，截至戰爭結束，蘇聯共出版各種軍事報刊821種，發行量超過300萬份。為有效節省人力資源和紙張等物質資料，蘇聯對所有報刊出版物的篇幅、出版刊次和發行量都有所限制，一些專業性的、理論教育類報刊被停辦，類型相近的報刊被合并，如《文學報》和《蘇維埃藝術報》合并為《文學與藝術》。各出版物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以戰爭勝利為導向選擇內容、設計版面，營造了濃厚的戰時媒體氛圍。1942年起，蘇聯規定只有蘇聯新聞局、塔斯社、《真理報》等重要媒體才有權利派現場記者去前線，因而戰時許多報紙欄目的穩定性和持久性較差。

《文學報》的定位是要報道戰爭和戰爭中的作家，既保持了文學性，又與時事緊密結合。以戰爭首期報紙為例，報眼處有“抗擊法西斯匪徒”的大字口號，頭版刊登了蘇聯外交部長的廣播演講、斯大林的巨幅半身照，還有蘇聯新聞局的戰爭通報。列昂諾夫、莎吉娘、帕烏斯托夫斯基等作家紛紛發表了反戰宣言，表達了自己投入戰斗、保衛祖國的決心，文章標題大多是帶感嘆號的短語，充滿了戰斗激情，如《無情消滅！》《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為了榮譽，為了自由！》。

許多蘇聯報紙是從內容調整、語言策略兩個方面發掘讀者。首先，報紙及時調整內容，注重對于戰況的傳達和解讀，以吸引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如戰時《文學報》的常規內容不免被其它更有現實意義的戰爭信息所替代，轉載戰報的《來自蘇聯新聞局》欄目是戰時《文學報》最持久的重點欄目，從未離開過第一、二版。報紙在此基礎上又開設了《閱讀戰報》分析新聞局報告，以幫助那些不擅長解讀信息、不了解軍事術語和戰斗策略的讀者。報紙欄目和文章標題常常出現“我們”，或者直接使用動詞復數第一人稱形式，暗指萬眾一心，極大地拉近了作者、編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

其次，報紙的語言進一步向讀者傾斜，強調與讀者的情感互動。以《文學報》為例，戰爭前主導著報紙品位的是作家，讀者在該場域當中被忽略了，但是“戰時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使人在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別均一化，占首位的是永恒價值和人的品質：紀律、誠實、勇敢、耐力、隨時準備讓身邊的人依靠自己”。報紙用更貼近讀者的報道形式，開設了新欄目《來自前線的信》和《發往前線的信》，這種情感交流方式增強了讀者之間的心靈鏈接，讓全體人民同仇敵愾、上下一心，也提升了普通讀者在《文學報》的出場頻率和話語地位。

宣傳畫通俗易懂、生動形象、傳播便利，新聞媒體、城鄉街頭，交通工具和商品包裝上隨處可見。蘇聯宣傳畫是繪畫藝術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戰爭期間共出版了1829種宣傳畫，一般是獲得前線戰報或最新國際局勢變動的信息后第一時間創作出來的。蘇聯最優秀的版畫家和漫畫家，如葉菲莫夫、施馬林諾夫、科列茨基都從事了宣傳畫創作。其主題大多是英勇正義的紅軍形象和俄國的英勇抗敵歷史。在當時，漫畫一直被當成打擊國家公敵和社會惡習的宣傳武器，它嘲諷過資本家、帝國主義分子、叛逃分子等。希特勒以及其納粹黨羽是戰時漫畫的主要譏諷對象，漫畫家們通過繪畫作品嘲諷他們的殘忍和愚蠢。

新聞的圖像化傳達能大大提高新聞傳播的效率，強化讀者對新聞的記憶力。衛國戰爭開始后，許多報紙對圖像材料的運用在數量、質量上都有了跨越性提升。對感官刺激力最強、最有感染力的是在前線拍攝的真實照片，過目難忘的瞬間被真實記錄，直觀展示戰場的殘酷無情、將士的成就與犧牲。著名戰地攝影記者沙伊赫特、巴爾特曼茨、澤爾瑪等人以相機為武器，在戰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系河南大學外語學院俄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