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東、華北地區相繼淪陷，大批文藝界人士被迫撤離，圍繞武漢形成了一個集中的文藝圈子。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進步文藝工作者紛紛行動起來，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文藝活動。為提高文藝宣傳工作的戰斗力，根據中國國情和抗戰需要，中共中央針對抗戰文藝的特點提出了指導與建議：“應注意宣傳鼓動工作的通俗化，大眾化，民族化，力求各種宣傳品的生動與活潑”。（《中央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文藝承擔起重要的動員和詢喚功能，許多進步文藝工作者也都放下了手頭的創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選擇適合于廣泛宣傳的藝術形式，以文藝配合抗戰宣傳。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積極組織文藝工作者，周恩來親自出面與老舍面談，代表黨中央指示由老舍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1938年3月27日，“文協”在漢口成立，成立大會上通過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中呼吁：“我們的工作由商討而更切實的到民間與戰地去，給民眾以激發，給戰士以鼓勵。”當天，《新華日報》刊發題名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的社論，發出同樣的號召：“發動文藝家到戰場上去，到游擊隊中去，到傷兵醫院去，到難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內地城市鄉村中去，所謂‘作家式’的生活已經不該而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文協”成立后，先后舉辦通俗文藝講習會、通俗文藝座談會，發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號召，號召作家用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創作通俗文藝作品，得到了文藝界的積極響應。

在“文協”組建之初，老舍先后發表了《寫家們聯合起來》《事情要大家做》《我們攜起手來》等一系列文章，呼吁作家們團結互助，抗日救國。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一文中，老舍談到這一口號對抗戰時期的創作提出了兩個要求，其一是要創作出特色鮮明的民族文藝，其二是抗戰文學要廣泛動員群眾。前者是從內容上要求抗戰文學用民間的語言和民間的材料創作民間的故事，后者是從形式上要求利用民間固有的鼓詞、舊小說等進行創作。

老舍抗戰期間的鼓詞創作正是在這樣“舊瓶裝新酒”的理念之下進行的。市民出身的老舍對通俗文藝有天然的親近感，在濟南任教時，由于抗戰時局的緊張，他就想到用民間文藝宣傳抗戰，曾拜訪京韻大鼓的代表人物，與他們討論鼓書的做法。到武漢后，他進一步推進鼓詞創作實踐，向鼓詞藝人學唱鼓詞，在寫作和演唱的結合中努力把握鼓詞的規律。老舍現存的抗戰鼓詞作品有《張忠定計》《游擊戰》《王小趕驢》《二期抗戰》《文盲自嘆》《新“拴娃娃”》《陪都贊》《贊國花》《賀新約》等篇目。這些作品明確地以廣大百姓和士兵作為目標受眾群體，內容明白淺近、通俗易懂，形式上注重對稱押韻，朗朗上口，便于演唱。

老舍的抗戰鼓詞主要包括揭露日軍暴行、呼吁民眾抗戰、贊頌抗戰實績、提倡文明生活等幾大主題。他在多篇鼓詞中揭露日寇奸淫燒殺的罪惡行徑，強調“日本并非專打我們的軍隊，也殺我們百姓”，以日軍的兇殘和百姓的慘狀激發民眾反抗侵略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如《游擊戰》控訴了日寇的“三光政策”：“我們的鐵道他占去，專運軍火與大兵。我們的貨物他拉走，明奪硬搶不留情”“我們的婦女他霸占，奸淫完了再殺生。來時大炮轟天響，臨走燒房殺壯丁”。老舍基于戰時的報道和見聞，以大量的細節性描寫揭露日寇慘無人道、令人發指的行徑。在揭露日軍暴行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呼吁民眾奮起反抗，投身抗戰，保家衛國。他充分利用鼓詞說唱表演的特點，以“說書人”的身份自居，采用自問自答、欲揚先抑、正反對比、層層深入等多種方式，詼諧幽默，引人入勝，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向民眾論述全民參與抗戰的重要意義。如《游擊戰》動員百姓摒棄傳統的“好男不當兵”想法，積極參軍入伍：

“什么叫作游擊戰，就是人人處處動奇兵。明公也許發疑問，這個法子哪能行？豈不聞好人不把兵來作，好鐵還不去打釘，我們良善老百姓，怎肯投軍入大營……可是這乃老年間的話，到了而今不時興。請看小小日本鬼，為何槍多兵又精。只因全國都入伍，天天操演盼出征……回頭再把咱們看，重文輕武愛書生。有朝一日敵人到，我們低頭降了城，受了欺負不敢語，家破財空活不成。空是男兒七尺漢，不言不語暗傷情。作了奴隸真好苦，子孫萬代少前程。為國為己都當戰，人人奮勇把敵迎。”

老舍的鼓詞也贊頌全民抗戰取得的戰績以及其中涌現出的英雄人物，以此鼓舞人心，動員軍民堅定必勝信念，堅持持久抗戰。《二期抗戰》記敘了潼關、臨沂、濟寧之戰：在潼關“我軍渡過黃河去，抄敵后路各爭先，一天殺死敵五百，兩天就死整一千”；在臨沂“張龐二將齊下手，一陣殺敵五六千”；在濟寧“我軍奇勇虎一般，四面包圍把敵困”。《王小趕驢》《張忠定計》是兩篇典型的以人物為中心展開敘事的作品，分別描寫了王小、張忠兩位鄉民投身抗戰的故事。老舍刻畫了以趕驢為生的王小形象：“王小為人最和氣，笑容滿面起紅光。見著熟人忙問好，見著生人叫老鄉。不和同行搶生意，不和主顧爭短長。”這樣一位樸實善良的普通鄉民，在抗戰救亡的局勢下，卻能夠認識到“為國一死心無恨，強似為奴把國亡”，從而慷慨投軍，犧牲戰場。張忠則是“寬眉大眼鼻端正，虎臂熊腰性似剛”，過著安居樂業的農家生活，“世人不曉田家樂，一家四口樂安康。住的本是鄉間里，一年到底做活忙”。當日本侵略軍逼近家鄉，張忠決意參軍保衛家園，在與妻子告別時說：“殺他一個夠了本，殺死三個賺一雙。”“我若不歸喪了命，燒張紙來哭一場。兒女長大若問爸，就說為國陣上亡。”這樣的形象塑造策略有效消解了普通民眾與抗戰英雄之間的心理距離，揭示出民族危亡之際社會各階層共同具備的衛國擔當意識，從而成功激發了大眾基于鄉土認同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樸素愛國主義情感。

老舍的抗戰鼓詞不僅聚焦于抗戰實踐，還關注作為抗戰背景的社會文化改造，宣傳新思想。《新“拴娃娃”》對傳統滑稽鼓詞求神賜子的《拴娃娃》進行了創造性重構，講述了“新女性”劉三姐與丈夫約法三章，強調婚后女性的平等地位與行動自由。在抗戰背景下，夫婦共同決定去收容所領養一個難童，將他培養成報仇雪恥的小英雄，實現了從“多子多福”的民間傳統到“培育革命后代”的新型家庭觀念的范式轉換。《文盲自嘆》以詼諧的口吻講述文盲王老呆在娶妻、做生意等方面皆不順利的故事，將他的挫敗歸結為沒有受過教育，進而引申到“王老呆自嘆受的本是文盲害，愿我國推行民眾教育造就人才”。

在藝術效果上，老舍的抗戰鼓詞延續了大鼓詞通俗有趣的傳統，并具有京韻大鼓的雅俗共賞、剛柔并濟的風格。他創作的鼓詞被多位民間藝人演唱，收到良好的演出效果，對宣傳抗戰、鼓舞民心起到重要的動員作用。

老舍曾在《八方風雨》中談及自己戰時的生活與創作：“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筆，什么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老舍的創作實踐折射出一代文藝工作者“以筆代槍”、投身救亡事業的熱情。以他為代表的抗戰通俗文藝重拾了五四新文學之外的傳統文學與民間文學形式，將抗戰的宏大敘事與民眾日常生活經驗相結合，將大眾娛樂和宣傳抗戰的現實命題整合起來，讓通俗文藝在抗戰時期承載了它以往所少有的功效，反映出純文學和通俗文藝之間的有效聯結，真正推動文學從“象牙塔”走向人民大眾。對于新中國成立后仍在持續的“民族形式”探索和“人民文藝”建構、傳統文藝形式的現代轉化探索，乃至新時代以來新大眾文藝的創新與發展而言，老舍的抗戰文藝實踐都具有跨越時代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