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在上海。

新華社發

《黃河大合唱》部分歌譜（復制品），藏于廣東省博物館。

影像中國

《保衛黃河》

風在吼，

馬在叫，

黃河在咆哮，

黃河在咆哮。

河西山岡萬丈高，

河東河北高粱熟了。

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紗帳里，游擊健兒逞英豪！

端起了土槍洋槍，

揮動著大刀長矛。

保衛家鄉！保衛黃河！

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

今年是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誕辰120周年。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在中國澳門出生，家中以捕魚為生，生活艱辛。父親冼喜泰在冼星海出生前幾個月離世，母親黃蘇英性格堅韌，含辛茹苦將他撫養長大。

音樂家的童年時光在母親的歌聲中度過。冼星海說：“媽媽是我的第一個音樂老師”，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粵語民歌《頂硬上》——“頂硬上，鬼叫你窮，鐵打心肝銅打肺，立實心腸去挨世”。民歌樸實，唱出勞動人民的堅忍不拔，也唱出少年星海的貧苦家境，而他的一生，似乎都踐行著歌中的精神：堅毅不屈，迎難而上。

漂泊輾轉，承擔起“用音樂救中國的責任”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中國專業音樂教育開始發展，吸引了大批熱愛音樂的年輕人，冼星海就在其中，他先后就讀于北京國立藝專和上海國立音樂院。1928年，劇作家田漢介紹冼星海加入文藝團體南國社。課余時間，冼星海參與不少進步音樂活動，還在國立音樂院的刊物上發表了《普遍的音樂》一文，認為“中國需求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而是“普遍的音樂”，學音樂的人要承擔“用音樂救中國的責任”“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這種可貴的音樂觀源于音樂家長期顛沛流離的清苦生活，也源于對音樂深沉的摯愛。回顧他畢生的音樂創作和抗戰期間普及救亡歌詠運動等工作，始終沒有脫離這樣的音樂思想。

1929年，冼星海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迫終止了在上海國立音樂院的學習。同年底，他以打工燒鍋爐換取船票，遠赴巴黎，圓音樂之夢。巴黎的生活動蕩且忙碌，他甚至因交不起房租夜宿塞納河畔，還幾次餓暈在街頭。由時在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的馬思聰引薦，冼星海拜入法國小提琴演奏家保羅·奧別多菲爾門下學習，愛才心切的奧別多菲爾免除了他每月200法郎的學費。

在巴黎期間，冼星海勤于創作，三重奏《風》是他音樂生涯的重要轉折。這部為女高音與單簧管、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沉淀了音樂家在異國備受磨礪的游子心聲，受到法國印象派作曲大師保羅·杜卡和俄國著名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喜愛。杜卡十分欣賞冼星海，支持他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二人結下深厚情誼。

1935年，杜卡心臟病突發離世，冼星海悲痛不已，隨后于暑期回國探望母親。在巴黎的5年時間，他系統掌握了現代音樂的作曲技巧，豐富了音樂修養，開闊了藝術視野。此時的中國內憂外患，“救亡”成為時代主題，催生出多種多樣的左翼文藝形式。在聶耳等左翼音樂家開創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冼星海回到上海，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不斷創作救亡歌曲，他的音樂創作“充滿著各種被壓迫的同胞的呼聲”。這一年，冼星海譜曲的《救國軍歌》應時而生，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抗戰救亡歌曲。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冼星海加入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演劇二隊，告別母親，奔赴祖國多地進行抗日宣傳和救亡歌詠活動。他在給母親的家書中寫道：“民眾對音樂的需要，尤其在戰時，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離開你而站立在民眾當中。”

1935年至1938年間，冼星海創作了300多首救亡歌曲。他對普及音樂文化和抗戰音樂有著深刻理解，渴望“喚起民眾、激發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組織民眾堅持抗戰”，其中《戰歌》《游擊軍》《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后方去》等作品洋溢著熱切的救亡之心，流傳甚廣。

紛飛的戰火沒有阻擋冼星海用音樂鼓舞民眾砥礪抗戰的腳步。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抗日救亡歌詠中，他來到武漢，遇到錢韻玲，收獲了愛情。1938年7月20日，冼星海和錢韻玲訂婚，田漢等到場祝賀。此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的聘書，冼星海決定與未婚妻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冼星海完成了一生中的偉大杰作——《黃河大合唱》。

革命圣地，創作抗日救亡“交響大合唱”

“朋友，你到過黃河嗎？你見過黃河的驚濤駭浪嗎？”

黃河奔涌至壺口，驟然收束，濁浪如沸金翻騰，轟鳴似旱天驚雷。1938年秋，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三隊，從陜西宜川的壺口下游東渡黃河。壺口瀑布的壯觀景象、萬山叢中游擊健兒的抗敵英姿深深映刻在他的腦海中，他開始醞釀一部長篇朗誦詩。

不久，光未然因行軍墜馬受傷，被送往延安治療。1939年初，在魯藝音樂系任教的冼星海前來探望，請他寫一部合唱歌詞。光未然欣然接受，僅用5天就完成有8個段落、逾400行的長詩《黃河吟》。1939年除夕夜，在抗敵演劇三隊的內部聯歡晚會上，光未然親自朗誦《黃河吟》。觀眾的掌聲未落，冼星海霍然起身，把歌詞抓在手里說：“我有把握寫好它！”

回到窯洞，冼星海與光未然、鄔析零、田沖等戰友多次長談。黃河的壯觀、渡河的驚險、學唱黃河船夫號子的情形……一幅幅壯闊景象、一張張生動面孔在他腦海中化作奔騰不休的音符，從筆尖流淌而出。六天六夜，他的精神高度緊張、亢奮。盡管身體抱恙，他仍徹夜奮戰，一會兒伏案疾書，一會兒起身試唱、指揮。他偶爾躺在床上沉吟，又猛然從床上躍起，繼續譜曲。

由于八九個月時便與冼星海分離，冼妮娜對父親的記憶大多源于母親錢韻玲及父親同事、學生的講述。時隔80多年，父親創作《黃河大合唱》的情景依然鮮活。冼妮娜對記者細致描述：“寫完一曲，他便唱給母親聽，有時還和戰友們合唱、輪唱。母親則在白紙上‘打格子’，為父親手繪樂譜紙。不知不覺，父親寫出60多頁手稿。光用壞的筆尖，就在桌上堆成了小山。”

為給愛吃甜食的冼星海提神，光未然特意買來二斤白砂糖，冼星海寫幾句，就抓一把送進嘴里。錢韻玲還精心制作了“土咖啡”——把黃豆炒熟，磨成粉，加點紅糖泡水。

1939年3月31日，《黃河大合唱》的曲譜全部完成。這部大型合唱聲樂套曲由《黃河船夫曲》《黃河頌》等8個樂章組成，除《黃河怨》與《黃河頌》三易其稿，其他樂章一氣呵成。

這是中國音樂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整部套曲激情跌宕，各樂章相互獨立又完整統一，是具有時代性、民族性和史詩性的“交響大合唱”。在《保衛黃河》的輪唱與合唱中，不同聲部依次進入，描繪出抗日隊伍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共同奔赴戰場的全景圖。隨后全體合唱將同仇敵愾、奮勇抗敵的決心和氣勢推向高潮，展現出全民抗戰、團結抗戰、堅持抗戰的巨大力量。

樂曲甫一完成，大家便開始了緊張的排練。幾把二胡，幾把小提琴，沒有低音樂器——面對簡陋的條件，大家集思廣益：一個洋油桶，裝上一個把，安上幾根弦，就做成一件低音弦樂器；把十幾個金屬勺子放到一個大號搪瓷茶缸里，讓嘩嘩的金屬撞擊聲配合管弦鑼鼓，制造出激烈緊張的氣氛。

1939年4月13日晚，《黃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陜北公學禮堂奏響。觀眾擠滿了走廊、窗臺，甚至講臺兩側。“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令人振奮的曲調，振聾發聵的歌詞，點燃了人們心中熊熊燃燒的抗日救國情懷，現場掌聲雷動。

此后，冼星海連續10次親自指揮魯藝學員排練《黃河大合唱》，合唱隊員從60多人陸續增加到100多人。1939年5月11日，在“魯迅藝術學院一周年紀念音樂晚會”上，冼星海身穿土布軍裝，打著綁腿，腳穿草鞋，指揮100多人的合唱團和樂隊，空前震撼地演出了《黃河大合唱》。1939年7月8日，周恩來同志聽了《黃河大合唱》后，贊譽冼星海“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此情此景，在漫長的歲月中，借由母親的話語，時常在冼妮娜腦海中盤桓復現。雖然未能在父親身邊成長，但聽他寫的音樂，依然可與那份壯懷激烈同頻共振。她對記者說：“‘一曲大合唱，可頂十萬毛瑟槍。’我翻看父親留下的樂譜時常常思考，《黃河大合唱》為何能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我想，在創作這首樂曲時，父親將自己和全國民眾的心緊緊貼在了一起，不僅反映了全國人民的疾苦，更傳遞出偉大的中國人民團結抗日、奮斗不屈的精神。”

隨后數月，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黃河大合唱》的排演迅速展開。由于樂譜傳抄困難，許多段落干脆“口口相傳”，這部誕生于窯洞的民族交響自此傳遍祖國大地，成為凝聚民族力量的音樂史詩。

1940年，冼星海遠赴蘇聯。他參考延安時期的演出反饋，將《黃河大合唱》進行交響化和戲劇化改編，使之更適合大型舞臺演出。他親自指揮樂團演出試奏，在莫斯科音樂界獲得好評。1944年，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訪問延安，與葉君健合作，將《黃河大合唱》的歌詞譯成英文，作品逐漸為世界所知。光未然于結尾寫下的“向著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斗的警號”在次年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如潮歡呼，久久回響。

阿拉木圖，結下跨越國界的兄弟情誼

1940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冼星海化名“黃訓”，與電影導演袁牧之等前往莫斯科，參加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與配樂工作。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影片制作陷入停頓。1942年年底，冼星海輾轉來到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

饑寒交迫中，冼星海在劇院門口遇到哈薩克斯坦音樂家巴赫德讓·拜卡達莫夫。他看到冼星海“很瘦、眼皮浮腫、頭發稀少，可以看出經歷了不少苦難”，卻依然隨身攜帶著小提琴，相惜之情油然而生，便將他帶到姐姐達娜什家中居住。一家人對冼星海關心備至，為給他添置冬衣，拜卡達莫夫的老母親找出一件舊大衣連夜翻改，縫衣針把手扎起了血泡。達娜什的女兒卡拉姆卡斯當時7歲，她一直記得“我放學回來，鞋里已經灌滿了雪水。他把鞋子放在爐子邊烤著，然后抱著我在屋里來回踱步，一邊用體溫幫我暖腳，一邊響亮地唱著中國歌曲”。冼星海叫她“卡利婭”，卡利婭則叫他“黃闊克”。“闊克”是哈薩克斯坦人對最親近長輩的稱謂。70多年后，卡利婭回憶往事時，依舊淚流滿面。

生活安定下來，冼星海投入音樂創作。拜卡達莫夫與多位音樂同行都記得，“他經常用磕磕絆絆的俄語加手勢，充滿激情地和所有人談論音樂。”冼星海非常積極地了解哈薩克民族音樂，經常請他們彈奏傳統曲子和民歌，然后用五線譜記錄旋律。積累下豐富資料后，他開始改編和創作。冼星海也時常跟著他們四處演出，用小提琴為偏遠鄉間的農牧民拉上幾首自己的作品。

1944年，在阿拉木圖音樂人的推薦下，冼星海來到哈薩克斯坦北部小城庫斯塔奈，幫助當地組建藝術團。正是在這座天氣寒冷、條件艱苦的小城，冼星海留下豐富的音樂果實。這一年，哈薩克斯坦民族英雄阿曼蓋爾德·伊瑪諾夫犧牲25周年之際，冼星海醞釀已久創作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上演。這部作品結構自由，音樂表現手法豐富，展現出哈薩克斯坦遼闊的草原、奔騰的馬群和英勇的民族精神，在演出中贏得陣陣熱烈掌聲。

在哈薩克斯坦的這幾年，冼星海心系祖國，完成了歌頌中國革命的《民族解放》《滿江紅》等作品。1945年初冬，在巡演過程中，冼星海的肺病急劇加重，雖然前往莫斯科治療，還是于1945年10月30日不幸離世。11月14日，在延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了挽幛：“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時光銘記音樂的故事。拜卡達莫夫的女兒、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音樂學院前副院長巴德爾甘·拜卡達莫娃如今已年過八旬，她繼承了父親的音樂事業，也記述下長輩們與冼星海的故事：“冼星海曾有兩個心愿：一是找到他的家人；二是把他最后的作品帶回祖國。”

1990年10月，冼星海誕辰85周年暨逝世45周年之際，哈薩克斯坦音樂界在阿拉木圖中央音樂廳舉行冼星海紀念晚會，演出了《滿江紅》等作品。冼妮娜也第一次來到阿拉木圖，見到了曾經幫助過父親的哈薩克斯坦朋友，見到了一直想念著“黃闊克”的卡利婭。2023年12月，由哈薩克斯坦作曲家巴雅胡諾夫改編的《阿曼蓋爾德》首次在中國奏響，拜卡達莫娃感懷不已：“冼星海沒能回去祖國，他的作品替他回去了！”

1998年，在中哈兩國領導人關心下，阿拉木圖市的一條大街被正式命名為“冼星海大道”，與它平行的另一條大街被命名為“拜卡達莫夫大道”。在冼星海大道上，矗立著一座荷花造型的冼星海紀念碑。今年6月27日，冼星海紀念碑修繕后重新開放，字跡更加清晰，增添了記錄音樂家一生足跡的指示牌。

時代回響，續寫振奮人心的音樂精神

1945年，在庫斯塔奈的嚴冬中，冼星海拿起指揮棒，《阿曼蓋爾德》樂聲響起。隨后，他再次指揮演奏《黃河大合唱》，獻給他始終掛念、深深熱愛的祖國。鏡頭交錯切換，激昂的旋律穿越時空，庫斯塔奈音樂會與《黃河大合唱》延安首演的畫面漸漸重疊……2019年，中哈兩國合作拍攝的首部故事片《音樂家》上映，聚焦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后5年，這是電影中最激動人心的場景之一。

2013年，《音樂家》總策劃、出品人沈健感動于冼星海與哈薩克斯坦人民的友誼，先后5次赴哈采風。他對記者說，至今記得拜訪卡利婭時，老人唱起冼星海教給她的《只怕不抵抗》，回憶往事時的深情淚水；也記得冼妮娜誠摯的心愿：“有生之年，我想看看那些年的父親，哪怕是從大銀幕上。”這些溫暖片段，成為沈健拍攝《音樂家》的初衷與動力。

影片著力塑造的冼星海，是與哈薩克斯坦人民心靈契合的音樂家，創作出《阿曼蓋爾德》，回饋這片土地；也是顛沛流離、心向祖國的游子，隱姓埋名寄居異鄉，他日夜渴望回到延安，不顧安危奔向邊境，捧起一抔祖國土地上的積雪。“影片最動人的，正是冼星海這份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的愛國精神。”在哈方藝術指導薩比特·科曼貝科夫看來，《音樂家》承載著兩國人民的深情厚誼與共同記憶。

電影《音樂家》也為中哈友誼續寫新篇。劇本調研時，兩國主創一起哭一起笑，分享同樣深沉的民族情感；拍攝期間，300多名劇組成員各自說著漢語、哈薩克語、俄語和英語，卻相約每天見面時要喊一句“冼星海！”——音樂家的名字不斷在劇組回響。

影片中掀起情感高潮的動人旋律，在現實中一次次奏響。2018年，哈薩克斯坦國家愛樂樂團“絲路星海”音樂會在上海、南京等多地巡演，演出了《阿曼蓋爾德》《滿江紅》等作品選段。時任團長列夫·梅佐羅維茨說，“我們帶著冼星海的作品來到中國，是為了傳承友誼。”2024年，哈薩克斯坦國立拜卡達莫夫合唱團在武漢舉行音樂會，哈方音樂家用中文演唱《黃河大合唱》，掌聲熱烈，經久不息。指揮貝姆貝特·德梅奧夫說，“是音樂讓我們彼此理解、彼此靠近”。

冼星海的音樂不僅跨越國界，如梭的歲月也記錄下這些動人旋律的傳承與發展。

1968年至1969年，儲望華、殷承宗等音樂家將《黃河大合唱》改編為鋼琴協奏曲《黃河》。1970年5月1日，由殷承宗在北京民族宮劇院首演。今年是鋼琴協奏曲《黃河》首演55周年。殷承宗對記者說，自己當年實地采風，從壺口走到延安，對抗戰精神感同身受。這份與《黃河大合唱》一脈相承的音樂精神，也融入《黃河》里。《黃河》奏出船夫的奮斗拼搏，更奏響中華民族渴望屹立世界東方的堅強信念。“今天，我們的夢想實現了，中國站起來了！”殷承宗激動地說。

《黃河》是一部能被世界“聽懂”的作品。55年里，殷承宗在不同國家演奏1000多場，至今，這部作品每年仍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或播放或演出五六十場。他說，《黃河大合唱》與《黃河》都蘊含著濃濃的愛國精神與不屈信念，雖然中國音樂特色鮮明，但能為世界人民理解，而且，越是遭受過屈辱與磨難的民族，越能生發出強烈共鳴。

時光荏苒，弦歌不輟。今年3月，中國交響樂團合唱團分別在泰國曼谷和澳大利亞悉尼演出《黃河大合唱》；4月，愛迪生愛樂樂團在紐約林肯中心玫瑰音樂廳帶來“2025黃河大合唱”音樂會；5月，哈薩克斯坦第十四屆“阿斯塔納之夜”國際藝術節開幕活動上，受邀參加的中國歌唱家們再一次唱響《黃河頌》……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聆聽冼星海于硝煙彌漫中譜寫的民族音樂史詩《黃河大合唱》，我們聽到人民的心聲，聽到抗戰的號角，聽到中華民族不屈的靈魂。歷經歲月洗禮，《黃河大合唱》紀念碑式的歷史意義與深刻的象征意義愈加凸顯：熱愛和平的人民攜起手來，銘記戰爭歷史，共創和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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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給母親的家書

（節選）

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我愿意擔起音樂在抗戰中偉大的任務，希望著把洪亮的歌聲震動那被壓迫的民族，慰藉那負傷的英勇戰士，團結起那一切苦難的人們。但，媽媽，我時常感到自己能力的薄弱和自己實際生活的缺乏，雖然有時站立在整千萬的民眾面前，領導著他們高歌，但有時我總有戰栗，因為我往往不能克服自己的情緒又想念到遙遠的媽媽了！可是當我每到一個地方的時候我都被那民眾歌詠的情感克服，令我不但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你，而且又更加緊我的工作……我常常感動民眾的力量最偉大，民眾對音樂的需要，尤其在戰時，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離開你而站立在民眾當中。

1937年

（記者張丹華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