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不久，華北淪陷，同時，敵后抗日斗爭也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當時任教于同口小學的24歲的孫犁正在過暑假，不料他等到的不是開學通知而是隆隆的炮聲。1938年春，他在家鄉安平縣參加了抗戰工作，告別父母、妻子，一去就是七八年，除了匆匆回家幾次，基本是在外地度過的。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隨魯藝從延安到張家口，然后自己徒步回家，見面后一家人抱頭大哭——這正是“毀家紓難”的個案寫照。有此經歷的不只是孫犁一家人，但不是所有離家抗戰的人都能如孫犁一樣“回家”，他們把自己寶貴的生命獻給了來之不易的勝利。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時刻，讀孫犁寫的冀中那些普通的“家”，重溫民族危亡之際他對家國情懷的獨特記錄，對我們當下的讀者來說，是有意義有思考的回望之旅。

孫犁在抗戰期間一邊戰斗一邊寫作，他在1981年的《自序》一文中說：“我的創作，從抗日戰爭開始，是我個人對這一偉大時代、神圣戰爭，所做的真實記錄。”孫犁參加的不是戰斗部隊，從事的是記者、編輯的工作，也因為這個獨特的身份，他接觸到了戰爭中根據地的普通民眾，并為他們的付出和力量所震撼、感動。很少被研究者提及，但卻是孫犁作品很特殊的一個現象是，他筆下冀中普通民眾和他們的家庭大多是“殘缺的”，基本沒有完整的一家人。作于1941年的短篇小說《投宿》，寫一個春天的晚上工作隊員“我”去熟識的老鄉家借宿，房東老人出來招呼“我”，讓“我”住到他兒子和兒媳的屋里，并且解釋說，兒子當了連長后也讓兒媳參加工作了，兒媳今天去開會了，所以房間空著。這件事勾起了“我”的回憶，抗戰剛開始這對小夫婦中的丈夫就義無反顧離開了家，現在少婦也扔下“繡花布”出去工作了。同樣作于1941年的《女人們》系列短篇小說中的《子弟兵之家》，寫李小翠的丈夫三太參軍上前線了，大年三十也沒有回家，村里的女孩們因為她是“子弟兵之家”給她家貼上了“捉漢奸”和“打鬼子”的彩紙，她唱著“孩子長大，要像爹一樣，上戰場”的兒歌哄孩子睡覺，覺得“三太那大個子大嘴大眼睛便顯在她眼前對她笑了”。如上所述，與其他抗戰作品多是寫彌漫著硝煙的殘酷戰斗不同，孫犁注意到了普通的家庭及其成員參加抗戰的情況，尤其注意到家中“父親”不在而形成的空缺——實際上，他的家庭也是如此。

因此，孫犁的小說中就出現了獨特的一類人物形象：戰爭中家庭里的留守女性。她們是一群默默無聞的普通農村女性，但在抗戰中與丈夫一道挺身而出，守護自己的家庭，承擔了“家國合一”的重擔，自己也因此被“看到”。

孫犁寫女性很出色是公認的，他能寫出她們的那股自然美好的勁兒，這是孫犁獨樹一幟之處，正如他所說：“我以為女人比男人更樂觀，而人生的悲歡離合，總是與她們有關，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寫到她們。”（《自序》）孫犁的看法更多來自抗戰中的觀察，因為相比起來，女性的付出是雙倍或更多的。他在《新文學和新中國婦女》一文中頗為動情地強調，在抗戰中“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親送走兒子，擔負起養家度日和教養孩子的責任”“婦女們表現了并不低于男子的熱情和英勇的行動”。由此可見，孫犁是從“家”的角度來看女性的貢獻的，因為長期以來農村女性地位較低，也不關心小家以外的世界，正是抗戰讓她們走出了家庭，發出了亮光。

其實再考察就可以發現，抗戰家庭的其他成員在孫犁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只不過光芒不如女性而已。小說《蘆花蕩》和《碑》的主人公就是“老頭子”，他們雖然因年齡緣故不能上抗戰前線，但也參加了富有個性的對敵斗爭。小說《一天》則寫的是抗戰中逐步成長的孩子們。在孫犁的筆端，出現了同仇敵愾、全民皆兵，一家老小齊上陣的場景。

家作為最小的社會單位，在孫犁作品中成為戰斗的堡壘。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淀——白洋淀紀事之一》（1945年，下文簡稱《荷花淀》）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解讀。小說寫了抗戰中的水生一家人：父親、水生夫婦、兒子小華。如果沒有戰爭，他們一家將過著平靜的小農經濟為主的生活。但是侵略者來了，為保衛自己的家園——美麗富饒的白洋淀，水生參加了抗戰并擔任村里的游擊組長。因為斗爭形勢的變化，成立了地區隊，水生和伙伴們要離開家。這時，家國之間的矛盾出現了，妻子問：“你走，我不攔你，家里怎么辦？”這是農村普通女性很正常的反應——她考慮的是家庭缺少丈夫后該如何運轉，既說的是實際困難，又為克服困難做了鋪墊。水生回答：“家里，自然有別人照顧。可是咱的莊子小，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莊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別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華還不頂事。”很明顯，冀中地區的軍民已經牢牢團結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大家庭，參軍戰士的家庭有人照顧。這篇小說中的父親是經常被忽略的人物形象，但他絕非可有可無，而是代表了家中的老人——他們無怨無悔支持兒女們的抗戰工作。水生走的時候，父親說：“水生，你干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么也不要惦記。”父親雖然老了，但仍然在水生走后決心挑起家庭的重擔。因為是短篇小說的緣故，小華的形象沒有展開，但是可以想見，在這樣的家庭里，他也會參加到抗戰中去。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這個和無數個“殘缺”的家庭，為抗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支持。孫犁的《荷花淀》寫出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白洋淀水鄉普通家庭中所有的成員。因此，《荷花淀》在構思上的匠心獨運之處就在于，當其他作品根據真人真事寫，試圖還原英雄事跡的時候，它寫了一個現象，一些普通人。

有多普通呢？作品主人公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水生嫂”和她的伙伴“青年婦女”們。孫犁這么處理他筆下的人物是很恰當的，因為抗戰前她們就是一些農村婦女，用《荷花淀》里水生的話說是“落后分子”。但這些女性與以往的時候不一樣了，要跟男性比一比，“水生嫂，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而且她們做到了：“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蹬在流星一樣的冰床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她們的不一樣就在于走出了家庭，守在家里的女性擺脫了舊有角色，成長為一群為了民族的解放而戰斗的英雄了。這種變化是孫犁親身體驗到的，印象很深刻，他看到了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從家庭婦女到戰士的身份變化，并懷著崇拜、激動的心情為她們寫了傳記。如果說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代表的是一代女性受侮辱與損害的靈魂的話，孫犁寫的“水生嫂”就是抗戰期間崛起的新女性的樣板，而她未能擺脫丈夫印記的名字，卻讓人聯想到無數的無名英雄——為“水生嫂”取一個確定的姓名反而會損失這層意思了。

孫犁抗戰時期的作品之所以與眾不同，很大程度在于他的代入感。很多同題材作品寫抗戰英雄在前線浴血奮戰，但忽視了他們在家鄉的父母和妻兒，而作為“根據地”的“家”，是戰士們戰斗精神的邏輯起點——只有打敗和趕走侵略者，才能與自己的家人團聚。孫犁離開家庭八年，對此深有體會，所以多年以后他回顧《荷花淀》的產生時寫道：“我在延安的窯洞里一盞油燈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紙寫下這篇小說。我離開家鄉、父母、妻子，已經八年了。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想念冀中。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心是堅定的，但還難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鄉。”（《關于〈荷花淀〉的寫作》）孫犁克制的筆觸下，有滔滔不絕的情感在奔涌。遠方的魂牽夢繞的家和親人，永遠是文學書寫的對象；而孫犁用抗戰時期特殊時刻的“家”，書寫了一代人剛柔相濟、可歌可泣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