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沙汀深受魯迅、茅盾等文學前輩影響，決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其“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他篤信“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力求穿透復雜的社會現象、深描真實的生活畫卷，形成了沉郁冷峻卻不乏幽默風趣的藝術風格。

抗日戰爭使得中國社會陷入巨大災難，也改變了中國民眾包括文人知識分子的生活。戰爭爆發后，沙汀趕赴延安，去往晉察冀邊區，后又返回家鄉四川雎水。縱觀沙汀的整個創作生涯，他的文學成就主要來自返鄉之后蟄居安縣的“雎水十年”，著名的“三記”（《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都創作于這一時期。歷經輾轉流徙，經受了戰爭洗禮的沙汀最終扎根川西北鄉土，這片土地也孕育了他獨樹一幟的文學風骨，其創作成為20世紀4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鮮明標桿，在大后方抗戰文學的星空中烙下了屬于沙汀的印記。

在熟悉的鄉土中沉淀創作

詩人卞之琳曾感慨，抗戰的“炮火翻動了整個天地，抖動了人群的組合”，無數民眾以及作家、文人隨戰爭遷徙、流亡，造成整個中國社會的劇變與重構。上海淪陷前夕，沙汀回到家鄉四川，隨后前往延安、華北參與抗戰，最后又回到四川大后方。在這場看似“可羞的退卻”中，沙汀對生活的認識逐漸深化，其現實主義文學觀念也在不斷調適。正是在這種“向熟悉經驗領域不斷回落的趨勢”中，他的創作臻于成熟。

“八·一三”事變后，身處上海的沙汀深受觸動，萌生了寫作報告的打算：“我以為我應該暫時放下我的專業，不再斤斤計較一定的文學形式，而及時地來反映種種震撼人心的戰爭。我認為這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他一邊參加傷兵募捐等各種慰問活動，一邊嘗試以通訊報道的方式呈現“救亡運動的教育意義”。但隨著戰事的吃緊，其生活日漸窘迫。上海淪陷前夕，沙汀回到成都，進入中學講授國文課。但他并不“安心”，“想動一動，搞創作”，尤其是看了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之后，“情緒更加不平靜了。最后，決定到華北敵后去，寫些報導來激勵人心”。

1938年8月，抱著助益抗戰的愿望，沙汀與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行從成都乘汽車走川陜公路前往延安。他們先抵四川北部縣城梓潼，又過劍閣，而后滯留寧羌，一路兜兜轉轉，途經半月，終于抵達延安。抵達延安后，沙汀被留在魯藝教書。適逢在晉西北前線作戰的賀龍將軍來延安作動員演講，演講深深鼓舞了沙汀，激發了他為賀龍寫作傳記的熱情。同年11月，沙汀跟隨賀龍軍隊前往晉西北、冀中等地搜集寫作材料。嘗試新的文學形式并非易事，隨軍作家如何調整自身位置去動態地貼近抗戰、融入陌生的生活是沙汀遭遇的難題。他體味著隱微的苦悶：“雖然我看見了一些敵后的新的情況，接觸了一些已經有著新的觀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們原來怎樣？其間經歷過如何的過程？這一切我都不很清楚，因而，我總覺我對他們是相當陌生的，不能更深地去了解他們。”敵后的“新的情況”和“一般的概念”在流動的時空中難以沉淀、轉化，此行之后，沙汀表示自己“不打算接觸更多的生活”，但愿意“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看的更深一點，更久一點”。秉持著“與其廣闊而浮面，倒不如狹小而深入”的創作理念，1939年底，沙汀動身返川，努力在熟悉的鄉土中尋求文學創作的主體性。

針砭時弊的現實主義風格

抗戰初期的流動經歷讓沙汀對前線、后方兩種不同的戰時生活有了深刻體驗。返鄉后，沙汀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走向自覺與成熟，其寫作姿態也從動搖走向堅定：“我們應當從具體的作品，和具體的民族需要入手，而不該固執一種一定的尺度”，抗戰、社會進步的目標和趨向雖然一致，“但工作卻是多方面的”。隨著戰事的推進，作家們普遍意識到戰時中國現實的差異性，應該“自各選定一個最適當的哨位，最有效地發揮自己的力量，使人盡所長，共同朝著一個終極的目標，努力邁進”，應當“從光明和黑暗的交織中去正確的理解光明，理解黑暗”，從而更本質地把握和表現抗戰。

沙汀擅長以現實主義手法批判大后方基層社會中的痼疾。當他返鄉直面國統區的腐朽時不由感慨：“我們的社會發展是太不平衡了。”在他看來，對大后方的“暗影加以暴露，加以諷刺，還是在要求改革，并不是消極的，仍舊一樣地是積極的”。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里》是沙汀批判不合理兵役制的精巧之作，作家吳組緗稱贊它為抗戰文藝中“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個中國新文藝史上，可以相與比倫的作者亦不多見”。《在其香居茶館里》展露了沙汀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把握關系、在“狹小”中聚焦矛盾核心的能力。故事開篇，新縣長揚言要整頓兵役，聯保主任方治國便一紙密信將鎮上實力派邢幺吵吵緩役了四次的二兒子抓了壯丁，由此雙方在其香居茶館中發生激烈爭吵，并且愈演愈烈，最終雙方的“吃講茶”演變成了一場拳腳相加的暴力事件，故事在“很好說話”的新縣長給了邢大老爺面子而釋放那位“壯丁兒子”的戲劇性場景中落下帷幕。

小說意在以方、邢二人的關系呈現鄉土地方的權力關系網。活在對話中的“新縣長”是沖突雙方社會關系的交匯點，“新縣長一上任便宣稱他要掃除兵役上的種種積弊”，這構成了雙方爭吵不休、繼而大打出手的共時語境。小說結尾，貫穿全文的“兵役改革”的神秘面紗被新縣長“其實很好說話”一語揭開。在新縣長的說話藝術中，我們看到小說中的人物關系被一張更大的“網”包裹，如沙汀自述：“邢幺吵吵、聯保主任、陳新老爺之流，還是平常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積累得多，當其發現最有本質特征的事物時，才能起到‘點火’的作用，把許多零散的東西聯成一個整體。”

《在其香居茶館里》以兵役問題為火引，展現出戰時大后方錯綜復雜的權力結構。作為國統區基層政權的象征，“新縣長”借整頓“役政”施展權力，由此引發基層當權者與地方實力派的連鎖反應。當沙汀將雙方的矛盾置于權力結構下審視時，他精準捕捉并刻畫了基層社會中的“一類人”，揭示了戰時國統區基層社會的結構性變動。

點燃“焚毀舊生活的火焰”

大后方的眾生百態如“深藏著的可貴的礦苗”，在沙汀的文學創作中生根發芽。他的小說力圖透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現象，揭示其背后豐富的時代意義，推動戰時國家、民族的進步與改革，如《聯保主任的消遣》中的“救國公債”、《在其香居茶館里》的“兵役整頓”以及《淘金記》中的“淘金熱”等。暴露黑暗的目的在于重建，沙汀深信“中國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確乎需要更新，而文藝又足為一助，我相信諷刺暴露，是不會就在怨讟下短命的”“既然如此，那么將一切我所看見的新的和舊的痼疾，一切阻礙抗戰，阻礙改革的不良現象指明出來，以期喚醒大家的注意，來一個清潔運動，在整個抗戰文藝運動中，乃是一樁必要的事了”。

沙汀的諷刺小說寄予著他對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向往。在沙汀眼中，抗戰是個人/人民通向民族/國家的“改造運動”，暴露諷刺的文學是抗戰建國的必不可少的一環：“我們的抗戰，在其本質上無疑的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它的最終目的是在創立一個適合人民居住的國家，若是本身不求進步，那不僅將失掉戰爭的最根本的意義，便單就把敵人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一事來說，也是不可能的……”沙汀心懷對革命、對民族、對國家光明前景的信念，通過鞭撻病痛以引起療救的希望，《淘金記》就是深刻批判國民黨治理下基層社會混亂的作品。當沙汀從上海回到四川，他驚異地發現地方上正在興起淘金熱，“就連一兩個有著正當職業的青年”都跑進山溝里淘金去了，有的鄉紳參與淘金大潮，也“大挖特挖起來”。那些打著“賑濟災民”口號的野心家，把淘金的借口換成了“開發資源”和“抗戰建國”。針對這些發國難財的壞惡分子，沙汀的《淘金記》集中地、犀利地揭示其暗面，旨在點燃“焚毀舊生活的火焰”。這延續了他推崇魯迅、學習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鞭撻病痛以引起療救的希望。卞之琳讀完《淘金記》后贊嘆：“沙汀居然制出了這樣一面照妖鏡來，象X光似的照出了我們皮肉底下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底下的人性，居然從這樣的腐朽里變出或提煉出了神奇，不是炫奇的把戲，而是有意義的藝術品，倒反而使我更愛了我們這個民族，也更不致對它絕望了。”

戰時返鄉后，沙汀沉潛于后方鄉土，努力向生活的深處發掘，攫取“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在戰時所激起的浪花”，從而展現了抗戰文藝的另一種面相。沙汀的川西北書寫內生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土世界，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風格沉郁而質樸，猶如“一杯濃釅的茶”，初覺苦澀卻讓人回味無窮。沙汀雖著力于描畫“狹小”的川西北鄉鎮，但他“反映的現實生活還是當代革命風暴席卷的對象，并不在‘時代沖擊圈’外”。

沙汀有著非常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在創作上始終堅持“寫自己熟悉的”，堅持“投身到火熱的現實生活斗爭中去”，但也因特別推崇“狹小”而深入的現實主義文學，而受到了一些關于“客觀主義”的負面評價。沙汀自己也對此前的創作理念作了省思，1944年底，他在《向生活學習》中具體談到：“過去三年，我是在農村里度過的。我在初的希望總以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農村社會……首先，在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圍自然是很狹小，但是在這個狹小的范圍當中，我又何嘗認真地生活過？何嘗正確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圍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觸的并不局限于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寫出來的一些東西，卻全然以他們為對象；而這就恰恰證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在《淘金記》之后，沙汀在1946年完成了《還鄉記》，這是他消化批評、主動調整后的結果。這一轉變體現出沙汀對“進入生活”“向生活學習”方面的深刻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后，沙汀也遵循新的現實主義原則，積極深入生活、調研走訪，主動回應“時代大潮流沖擊圈”。

沙汀的文學書寫既深入鄉土民間，又貼近現實，與時代同頻共振，對新時代文學也有著深刻的啟發和借鑒意義。當下，廣大作家更需要像沙汀那樣，認真對待生活中的人事物，不斷擦亮創作的初心，在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壯闊圖景中，捕捉鄉村變化中的細節和本質，讓文學的筆扎根土地，持續向生活的深處挖掘，創作有溫度、接地氣、血肉豐滿的好作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