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觀瀾·讀書會

中國作家網從全國高校、社會團體的線下讀書會出發，集結文學愛好者，聆聽文學聲音，傳遞文學思想。無論是新作銳見、好書推薦，還是經典重讀、話題討論，躍然于紙上的都不只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動的思維。文章形式多樣，既可以是探討，也可以是評論。歡迎更多的讀書會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線上線下，盡情碰撞。

對流層讀書會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發起，通常以一部作品為楔子，圍繞某一主題由此放開說去，不限于單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討論成果會整理發表于公眾號“送你一朵花戴”，公眾號后續會開放評論區留言功能。對流層是大氣層的最底層，其中生成的每一陣風、每一滴雨都與大地上的人們息息相關，一如文學。

何平（主持人語）：這期我們共讀討論的是祝勇新作《國寶》，這部作品選取了戰爭年代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背景，值得關注的是作者開創性地使用了“器物敘事”這一寫法，讓沉默的古物成為歷史風暴中的敘事主體，能夠相對細膩地敘述凝固塵封又錯綜復雜的的歷史、器物下的暗流，足見其筆力，值得我們深入討論。

@劉樂西：

好的，那我先總攬來講。放眼全文，這部作品的立意是相當之高的，作者祝勇以故宮人記故宮人、以文物史憶血淚史的筆觸撰寫了這本長河巨著，其時間跨度之長、地理疆域之廣、文化內涵之豐，堪稱中國當代文學在歷史敘事與文化傳承領域的一次珍貴探索。作者懷揣對文物的赤子之心和對前輩的深切追念，復現了抗戰烽火中故宮文物萬里南遷的真實圖景，將磅礴滄桑的近代中國在讀者眼中徐徐展開。

小說的整體布局獨具匠心，如同一幅流動變化的“清明上河圖”，既通過文物的南下和西進展現橫跨整個中國的大場景，也通過人物命運的浮沉聚焦監獄、醫院等小社會，既呈現了以那文松、馬橫嶺為代表的文物守護者群像，又刻畫了以那文柏、藍星宇為代表的正面戰場將士群像，而梅遇影和那小簠顛沛的尋親之路，更是千千萬萬流離失所老百姓的真實縮影。小說的敘事手法靈活多變，兼用倒敘和插敘，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時而用全知視角交代故事背景，時而用限知視角增加故事懸念，營造出跌宕起伏的閱讀張力。詩詞歌賦、戲曲念白自然地融入文本，直接參與人物塑造和情感表達，高潔偉岸或虛與委蛇，念國懷鄉或寧死不屈，作者都以切近的文學作品與之形成映照，使小說呈現出濃郁的文人氣息。

相較其他以抗戰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國寶》的特殊價值在于實現了文物科普與史詩敘事的并重。作為一部以故宮文物南遷為視角的小說，青銅重器、周秦石鼓、《富春山居圖》、《雪江歸棹圖》等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在書中都伴隨情節的推進漸次出場，借人物之口加以詳盡介紹，與故事本身并不突兀。在第二部《萬里河山》中，隨著文本地理空間的不斷擴展，文物遷移路線上的西安、漢中等歷史文化名城也成為敘事的重心，作者以主角團的第一視角帶領讀者沉浸其中：仰望大雁塔的恢弘燁然，品嘗西鳳酒的清冽甘甜，親歷蜀道的崢嶸崔嵬，感受大渡河的駭浪滔天……這種如電影鏡頭般流暢切換的敘述方式，反映著作家祝勇與紀錄片導演祝勇二者身份融合的痕跡。

《國寶》用六十萬字的鴻篇巨制完成了對“故宮精神”的深刻詮釋與深情禮贊，這種精神既體現在故宮人對文物細致入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無私守護上，也體現在故宮人對彼此惺惺相惜、薪火相傳的深厚情誼上。祝勇在采訪中說：“希望寫出不同人在時局里的選擇”，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摹畫高手郎山岳在生命危懸的時刻將《松柏寒盟圖》真跡交還故宮，峨眉的百姓自愿拆除祖屋的橫梁搭建防火“隔離帶”保護文物，《國寶》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揭示出了“故宮精神”從來不只生發于故宮人的身上，守護文明火種、捍衛民族尊嚴的“故宮精神”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

@樊文歆：

從戰爭小說的創作上看，作者都有各自的背景、考量，因此所采用的取景框也不盡相同。比如，宗璞的《野葫蘆引》著重表現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抉擇，老舍《四世同堂》的重心則是北平市民的生活際遇。在故宮工作多年的祝勇將小說《國寶》的關注焦點集中于故宮人的文物南遷歷程。山河破碎的情勢下，文物搬遷工作無法一蹴而就。《國寶》中的敘事空間總體上也是隨著故宮前輩轉移古物而發生變化，呈現出“北平-南京-徐州-西安-寶雞-成都-重慶-宜賓-嘉定”的“溪山行旅”軌跡。早在《寶座》之中，祝勇已經將涉及古今、中外的時空變換技巧運用得十分嫻熟。八年之后，陳曉明主編的《非虛構文學：上下卷》收錄了祝勇的《寶座》。在《寶座》的開頭，作者提到：“或許，正是因為它太公開，反倒成為我的盲點”。祝勇的《寶座》被視作經典的“非虛構”作品也事出有因，他在《寶座》中的寫作確實是處于不斷“發現”的過程，發現了習見的御座，并發掘了其背后所隱藏的內容。

為了國寶而東奔西走的故宮人，他們的心中并非無牽無掛，個體還聯系著一個或大或小的家庭，只不過多數人選擇將離愁埋在心底，而后毅然決然地踏上報國之路。《國寶》有一處征引了《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中的“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顯然，“歸程”是與當下的行程相對，那文松幾經輾轉，始終惦念著遠方的家人，卻又身不由己。于他而言，“歸程”變得遙遙無期。與此同時，妻子梅遇影也陷入無邊無際的思念當中。當那文松舍家為國、身陷囹圄之時，梅遇影畢竟不同于傳統的“思婦”形象，她雖然懷有身孕，仍果斷地展開了尋夫行動。在接踵而至的困境面前，梅遇影又何嘗不是《溪山行旅圖》中的一員？漫漫的路途里，夫妻二人僅是在豆蔡橋偶然地擦肩而過，旋即，又陷入了長期離散的境地。偶然畢竟只是偶然，因為顛沛流離才是必然，是回避不了的常態。國難當頭之際，無人再去描摹“九九消寒圖”，因為生離死別與家破人亡的情形隨時、隨地上演著。這些事件頻密地穿插在暗無天日的歲月里，織就了難民的悲慘生活。也由于梅遇影“尋夫”這條支線的存在，《國寶》能夠將充分的筆墨集中在敘述普通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上。在第四卷“饑餓”中，精詳描述了梅家在北平淪陷期間忍凍挨餓、受辱蒙羞的遭遇。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們，究竟應該如何活著？這是戰爭拋給他們的共同難題，而《國寶》中的故宮人用行動給出了發人深省的回答。

@宋毅菲：

我主要想談談作者對于歷史細節的考據深度和精準把握，以及當下時間與多重歷史時間交疊的美感。作為一部以故宮文物南遷為背景，讓器物做發聲主體的作品，作者祝勇對史料和文物知識的敘述相當考究，在此之前，祝勇已經參與創作了諸多故宮相關的文藝作品，2023年出版的《故宮文物南遷》（后文簡稱為《南遷》）與《國寶》更是同根同源。因此，在對史料充分考察整理的基礎之上，作為小說的《國寶》為其前身——非虛構作品《南遷》縫進了宏大敘事下更下細密的針腳，這些針腳牽連著更為具體的人和更加私密的情感，在泛黃的檔案與鮮活的敘事之間，作者搭建起一座史料與想象的精妙天平。

書中對《松柏寒盟圖》的鑒定過程學術性與藝術性兼具，細節密度足見其功力。從謝時臣“直點苔法”到趙孟頫“飛白筆觸”，從管道昇《秋深帖》的“道昇”涂改痕到“子昂”原款顯影，每個細節均可在《石渠寶笈》中找到對應，甚至對于元代側理紙與澄心堂紙的區分也足見作者心力。不僅是在鑒定方面，作者對于石鼓運輸方案的描寫也十分具有考古實證價值：棉紙蘸水填縫法可對應到1933年故宮修復檔案；稻草與棉被的七層包裹，與南遷親歷者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的記載完全吻合。書中梅從云演示瓷器防震測試時碗間填棉的“錯位疊放法”，正是古玩行“窩脖兒的”秘傳技藝。當然，南遷路線作為全文的重頭戲和和核心線索也經得起檢驗，堪稱地理標尺。拿浦口站轉駁細節舉例，文中“悶罐車廂頂架機槍”的描寫，與《戰時鐵路運輸通則》（1933）及津浦路局第71號令中記錄的“文物列車過匪患區需設車頂警戒哨”的相關描述互為印證。更精妙的是上海法租界庫房選址，天主堂街26號確為仁濟醫院舊址，其花崗巖地基因承重強被選為庫房，此細節見于上海工部局工程檔案。祝勇在嚴格遵循史料基礎上，通過合理的文學濃縮，將分散的歷史碎片加工成具有戲劇張力的場景。這種“史實骨架+文學肌理”的創作方式，正是《國寶》歷史書寫的精髓所在。

文物作為時間的物質結晶，一絲一理都足夠有味道。在傳統書寫中，文物常成為作者筆下知識的靜態載體，而在《國寶》的敘述邏輯里，文物則是“沉默的言說者”，釉層與涂料下涌動著被時間封存的生命暗流。這種賦予物質主體意識的修辭，賦予了這段歷史全新的活力。我們與抗戰時期文物南遷的時間，文本中南遷時間與文物在匠人手中的生成時間，三層時間相互交疊，突破了線性敘事和二維的紙面文字。就像那文松在獄中憶誦《容膝齋圖》的題詩文、用手指觸摸商周青銅器，在作者的筆下，掌紋與銅銹、獄室與容膝齋之間產生跨越數個世紀的共振。

祝勇的考據不是學究式的標本制作，而是讓泛黃的檔案和鮮活的敘事在天平上維持著巧妙的平衡，那些考證精確的籀文篆字，已然從故紙堆中重獲生命。

@徐樂：

“不管過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是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書的第一句話，很容易令人想到《百年孤獨》的經典開頭，然而《國寶》并沒有編寫或構建一段杜撰的歷史，它所書寫的記憶由真實的歷史所構成，沒有消解、沒有重塑，《國寶》所做的是忠實地記錄與細致地填補，在傳統的歷史觀下呈現出一種異質化的書寫。

從千年丹青到萬里河山，晚清史、民國史、故宮文物史一直是祝勇的關注重點，在這部鴻篇巨制中，他再次展現出對于歷史與文化的稔熟，小說從“個體-家國-時代”的傳統架構來解讀抗戰時期國寶遷徙的全過程，在真實的空間與時間框架里納入虛構的個體命運，歷史與故事由此形成了互文。人如文物，文物如人，被戰火逼迫遠離故土，構成人與文物以及民族命運的耦合。作者在把握時代全景的同時也為個人的命運留出足夠的空間，用小說的虛構補全歷史的空白：那文松的多次“錯失良機”又屢次因禍得福甚至起死回生的驚險巧合、國寶遷徙途中的千難萬險與周轉斡旋，以及家國宏大敘事下的兒女情長等情節，既有傳統革命歷史小說的影子，又富于史實的厚重與滄桑；輔之以史家紀實的筆法加強了小說的真實感與現場感：小說的抗戰背景自然地形成抗戰史，故宮人運送文物避亂是為文物南遷史，而那文松與家庭在抗戰之中的苦難遭際則是個人史，三段歷史裹挾于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互相纏繞，互相映襯，共同構成了一部民族文明史，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化與其象征——延續千年的文物在多方人士的接力與各種因緣際會之下終于得以保存。

祝勇多年以來一直深耕于新散文領域，他并不走入文化大散文的分野，早在《舊宮殿》中祝勇就進行了跨文體寫作的試驗，此作橫跨了小說、歷史研究、散文等多種文體，他試圖將各種文體的優勢集中起來，“以求達到某種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國寶》中，祝勇展示了介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法，在這種異質化的敘述中，故宮的文物被審美挖掘，且得到持續探索與創造。在這一維度下，《國寶》為器物的文學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歷史小說的書寫提供了新的審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