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柏田，作家，學者，非虛構寫作代表作家。多年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現代知識分子研究，所涉方向有明清江南文化、近代口岸城市現代性研究、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研究。出版作品20余種，700余萬字，主要著作有：長篇敘事作品《赫德的情人》《買辦的女兒》《我的曾外祖母》《讓良知自由：王陽明自畫像》《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文集《南華錄》《巖中花樹》及“中國往事”三部曲（三卷四冊）等。曾獲第十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獎，入選2022“收獲.非虛構文學榜、“春風悅讀榜”等國內重要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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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率領浙江大學自贛入桂一路西遷的竺可楨，于廣西宜山正式開課之日，在標營浙大校舍的膳廳，面對全校二百余名新生作了一場《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范》的講演。一貫不善言辭的竺，說起這個同鄉大儒，竟也滔滔不絕，整理成文的演講稿有萬字之長，且語端常帶深情。此時的竺校長，帶領這所流亡中的大學，已在外顛沛流離一年有余，在日軍抽搐癥一般發動的軍事攻勢下，一遷浙江建德，二遷江西泰和、吉安，宜山已是第三站了，但誰也不敢說宜山已是終點。當此國步艱危之時，戰爭局勢瞬息萬變，很可能經過宜山的中轉后，他們還要前往更西南的云南或貴州。

當竺可楨面對著臺下二百余雙緊盯著他的眼睛，他說起四百余年前王陽明在貴州、江西和廣西的事跡，大概是基于這樣的考量：一方面，浙大多浙籍學生，陽明先生算是鄉賢，說來親切。再者，陽明于謫途中所遭遇的險境與磨折，浙大的師生們也一同經歷著；陽明于困厄中那一縷堅忍不拔的精神，他傳誦了幾百年的嘉言懿行，正可作今人之矜式，促使大家反躬自省。于是，關于陽明與青年、內省與踐行、學問與愛國的議論噴薄而出。那一刻，四十八歲的竺可楨是王陽明附體了。

他講對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見解，講內省力行的工夫，解釋本校之所以取“求是”為校訓，正是推原歷史的淵承，深維陽明治學的精義。所謂無心同異，惟求其是，這種博大而不立門戶的精神，一切只為真理，與知識界那種只顧利害、不顧是非的市儈哲學自是拉開了距離。整場講演中，他對陽明致知力學精神的闡發，多從學問處著手來進行，不脫一個大學校長本色，語雖平易，因帶著他自我的體認，已經內化成了他自己的生命哲學：

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學者稍存茍且偷惰之心。其鞭辟入里，極有功于后學。先生五十歲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說之擴大。其所謂“致”，要義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這意義絕不玄虛，而很近實際。從近代科學的立場講，這樣的知，在一方面正是真知灼見的“知’，另一方面又是可以驗諸行事的“知”。我們做學問，理論上重在求真功夫，實用上則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

竺可楨的一口紹興腔的國語，再加語速快而急促，聽上去并不十分好懂；再加他演講時老是將雙腳跟向上一抬一抬的，坐在前排的幾個女生，甚至嘻嘻地笑出聲來。但很快，全場都被他一臉肅穆的神色給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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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1938年的第二個學期剛剛開始，離滬戰剛剛一年，漫長的戰爭才跨入第二年（他們本以為仗打一年就會結束呢）。國家蒙難，大學正在艱苦的播遷中。竺可楨來講陽明，并非心血來潮，而是要于古人立身處世的微言大義里，發掘出有益于當下青年的“為學與做人之道”，鼓動起大家的精氣神。那就是他在半小時略多一點的講演中著重展開的，陽明“艱苦卓絕”“公忠報國”的精神。竺可楨認為，此兩點，再加上學問的體察和力行的工夫，四百年前的陽明方為當代青年之“典范”。

為了這場演講，竺校長已經準備許久了。這些日子，他把一本《傳習錄》都快翻破了，上面作了種種記號。就在演講前一日，他還在日記中抄錄了陽明的一句話，“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

陽明先生一生的學說，是漸漸遞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學問始抵于大成。我們知道他在遠謫與征蠻之中，所以能履險如夷，固賴其修養工夫之湛深；而其良知學說之醇化與大成，又莫非從艱苦生活中體驗出來。他因直言被謫為龍場驛丞，實際可說是一個小小的公路站長。在這貴州西部萬山叢棘的小鎮之中，當時更是地荒人鮮；先生住在破廟中，生活之艱苦，非我們所能想象，而他竟能安之若素者二年，且從此創造出來此后的新學說與新生活。

浙大在宜山用作臨時校舍的標營，自晚清一標綠營人馬駐扎于此，一直都是軍隊用房，半封閉的空間結構和高大的院墻把竺校長的一口紹興話凝在了空中。

值此外侮當頭之際，竺校長不諱言愛國。陽明江西平宸濠之變，再到晚年受命出征廣西思恩、田州，在他看來正是出于一腔忠誠、扶民濟民之心。“學高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當國家需要他的時候，亦得冒險遠征而不辭”。當然，他并不主張大學生都沖到前線從戎殺寇，他是要青年們心存一份陽明先生公忠報國獻身平亂的精神，去為國家的將來培植好學問和技術。當各個戰區的長官們沖到大學里慫恿青年上前線的時候，他下面的話顯出了一個教育家的清醒：

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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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場的教授、講師和跟著他一路西進的老生們都知道，當竺可楨在宜山標營浙大臨時校舍作這場講演之前的三個月，1938年8月，在江西泰和，他剛剛失去妻子張俠魂和二子竺衡。

當時竺校長為勘察新校址周游西南各省，接到電報回泰和，二子竺衡因染痢疾已歿，最后一面都沒見著，愛妻張俠魂纏綿病榻不到十日，也撒手人寰。離開泰和前，他把這兩個生命中至親之人葬于玉華山之陽，即松山，還步放翁原韻寫了兩首悼詩：

生別可哀死里哀，

何堪鳳去只留臺。

西風蕭瑟湘江渡，

昔日雙飛今獨來。

結發相從二十年，

澄江話別意纏綿。

豈知一病竟難起，

客舍夢回又泣然。

因著這一撕心之痛，竺可楨在宜山標營的這場演講中特意提到了王陽明初到龍場寫下的《瘞旅文》。正德元年，王陽明初到龍場為驛丞，見有遠方胥吏父子及仆人三人同斃道旁，不由大起憐惜之心，既加掩埋，又作《瘞旅文》以告慰亡魂。某種程度上，這篇祭文是王陽明為自己而寫，因那三個死者引出了他所有壓抑著的焦慮以及放逐帶來的痛苦。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茍死于茲兮，率爾子仆，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茍獲生歸兮，爾子爾仆，尚爾隨兮，無以無侶為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

《瘞旅文》的最后，王陽明與死者隔空對話，說他同情并掩埋死者是因為預見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同樣的命運，更不知此生是否還有可能重返越中老家。能說1938年秋天的竺可楨不是同樣心情？西天目山、建德、吉安、泰和、宜山，一個個地名迎面而來，又終將告別，大學一路顛簸西來，西湖的波光和西陵渡的濤聲也像夢境一般遠了，開始有人還想著盡早回到東南，只是眼下的湖濱已成腥膻之地，欲回也不得了。

但竺校長沒有把這一想法說出來，他怕影響他的學生們的情緒。他以一種科學家的冷靜態度告訴學生們，正德年間王陽明掩埋的主仆三人，實死于瘴氣：

當時尚不知瘴氣為何物，即在西洋所謂“馬拉里亞”（Malaria）的病，其原意亦為惡氣。至近代之科學的醫學研究，始證明瘴氣即惡性瘧疾，在桂黔二省甚多，本校同學亦有罹此病者。可見此疾當時在西南甚流行。陽明先生畏暑熱，其在桂之得病以至不起，宜因氣候不宜以及過于勞頓而犧牲。

他沒有說下去，奪走他的愛妻和兒子生命的痢疾，也是因這瘴氣而引發。

宜山宜水，只是不宜人居，浙大逗留宜山的一年零三個月里，瘧疾奪走了十多個師生的性命。

此是后話不提。在當時，作為演說家的竺可楨只是一力壓抑著心頭的疑惑和悲觀，他告訴學生們，陽明先生在廣西、貴州各約半年，流風余韻至今膾炙人口，現在浙大和許多大學因戰事遷西南各省，將來當然都要回到原處的，他唯愿學生們本著陽明先生治學、躬行、艱貞負責和公忠報國的精神，不以艱難而自懈，同樣能留遺澤于內地文化之發展。

今日中國所臨大難之嚴重，則遠過當時之內叛與匪亂。……假使偶有橫逆拂意之事，便當設想先生當年之胸襟，煥發他強矯無畏的精神，自然能處變若定。而且諸君將來出以應世，不知要遇到社會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當然免不了種種困難與磨折。若能體驗先生的精神，在學生時代時先有一番切實的精神準備，那么將來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們的學問和事業。

老校長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4

王陽明的出生地余姚北城的瑞云樓，相去竺可楨十九世紀末出生并度過整個童年的紹興東關鎮，不過三十里計。在水網縱橫的寧紹平原，這些城市和集鎮都有水路相通，坐烏篷船的行程都在一日之內。余姚舊屬紹興府八縣之一，當王陽明的少年時代，他父親王華就舉家遷去了郡城。嘉靖八年王陽明病逝南安府大庾縣青龍港，靈柩從江西運回后也是葬在紹興蘭亭附近的洪溪。在竺可楨心目中，本省既號稱人文薈萃之邦，除了那雪恥興國的越國勾踐、五代時保浙的錢氏等世所公認的英雄人物之外，更在于有南宋以來以陽明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他們乃是以矯然不阿的品性、宏偉的學問、光明的人格影響時代的文化英雄。

竺可楨剛剛執掌浙大時，1936年4月25日，在向大學生們的首次訓話中就提到了兩位文化英雄的名字：黃宗羲和朱舜水。他們汲汲于明季的匡復運動，一個在抵抗運動失敗后奮志著書講學，一個隱遁海外。他認為，這兩人正是近世三百年來“致力學問”與“以身許國”的典范，究其精神源頭，也都可追溯到陽明那里。說來驚奇的是，這兩人都是陽明的余姚同鄉，也都是竺可楨的鄉前賢。

自1937年7月大學被迫搬離杭州，《傳習錄》和《王文成公全書》就是竺可楨的常讀書籍。這固是因為時世艱難，時代不幸，國家和大學都在艱苦流離中，他是想借著對陽明的閱讀守住學人的一點根本，從險境中超拔而出。他告訴學生們，昔年陽明到龍場，嘗自問，倘使圣人處此，更有何法？沉思之余，忽而中夜大悟，呼躍而起，揭橥知行合一學說。陽明學案中的這光亮一刻，也未嘗不吸引著他。年近五旬的自己，蹚過這片險境又能有何發明？這實是他給自己出的一個大題目。

所以，他給學生們講陽明，是為了凝聚心魂。他讀陽明，則是為自己找一精神的支柱。到宜山后，對陽明心學的體認，多次出現在竺的日記中。即以這次演講前后而論，他讀陽明的記錄凡有四條。

1938年10月28日，竺可楨在日記中摘錄了《陽明語錄》卷二《答顧東樵書》的一段：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茍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為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為賤。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把健全人格和高尚品德的養成作為大學教育的終極目標，這是他基于教育家的角度對陽明心學的解讀。這個觀點，實是他這天演講的主旨，他要學生們體會先儒的工夫去深思力行：“祛私欲而發良知，勵志節而慎行檢，明是非而負責任。”

10月29日日記：

晚閱《王文成公全書》。或問知行合一于陽明先生，答曰，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二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行了。

10月30日日記：

晚閱《陽明先生全集》。陽明先生講“知行合一”，謂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頭克倒，須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何等簡易。

《王文成公全書》和《陽明先生全集》應該是同一本書。這兩條，他都是在體認知行的工夫，要把知行打成了一片來做。一念發動，善惡已分，莫以為惡念不得實行便可放過，那是要從源頭的“一念”開始，來做一個道德純潔之人。也就是陽明所親述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大道簡易，行來實難，善行與惡行，很多時候都是環境造就，故而后一條日記里他又引用了陽明《南贛鄉約》中的一句格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10月31日日記：

《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傳習錄》下，陽明先生曰，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圣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窮去格物，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是勞思成疾。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他這是講對世界的認知。從《傳習錄》引用的陽明評論“格竹”這番話，有一個對宋儒傳統的反動：認識世界，還是要從最切實的對自我身心的認識做起。換句話說，世界的起點正在你自己身上。

正因為竺可楨對陽明心學有著力行者的體認，他眼下的境遇又與當年投荒西南的陽明暗合，他才會在“致良知”與“求是”之間搭設起一根溝通古今的橋梁。作為浙大校訓的“求是”，乃是陽明心學與現代科學精神交融后的提升和淬煉。

1939年2月4日，新的一個學年開始時，竺可楨對他的學生們說，何謂“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國古老大學哈佛大學的校訓，也是求是，可謂不約而同。在他看來，布魯諾、牛頓、達爾文、赫胥黎，這些科學家身上所體現的，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在那場《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中，他還說，革命家鼓吹革命、奔走革命，也是源于求是的精神，而像明季的張蒼水那樣殺身成仁以救國，也是為了求是。

那些坐在講臺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在竺可楨眼中都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他深望這些青年們：

你們要做將來的領袖，不僅求得了一點專門的知識就足夠，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習慣，還同時要有健全的體格，肯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

如何達至此一境界？他指出的路徑便是“求是”：

所謂求是，不僅限于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里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深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只眼，來研辨是非得失。

再過半年，1939年8月4日，流亡中的浙大即將送走第十二屆畢業生。畢業典禮上，竺可楨和學生們談孫中山、談諸葛武侯、談流放宜州死去的黃庭堅，最后寄希望于即將走上社會的大學生們，要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貴乎有獨立的人生觀，能應用自己的思想，能解決對付一切問題，決不盲從，或是人云亦云。（《出校后須有正確之人生觀》）

臨別之際，竺可楨又贈以陽明兩段話，要他們莫忘母校“求是”精神。第一段話來自王陽明《與羅整庵少宰書》：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

另一段話出于《與陸靜元書》：

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

竺校長要他的學生聽從內心的判斷，多一點懷疑精神，也多一份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固執與決絕。他特意指出，這兩點也是“求是”精神之精要。

5

在宜山停留一年零三個月后，竺可楨又帶領他的大學西遷了。這固是因為瘧疾可怕，已經奪走了十余個師生性命，更惱人的是日本飛機常來轟炸。師生們在北山和龍江邊掛出的信號燈籠的指引下，一次次跑警報。最嚴重的一次轟炸發生在1939年2月5日，十八架日本飛機一齊出動轟炸宜山標營浙大教室和宿舍。

是日，竺可楨日記有載：

未幾即聞飛機聲，時約11 ： 15 。余等在途稍停，見有十八機分為兩群，經宜山城，由東南南向西北北飛。飛稍遠，余等又行，但機聲又逼近，仍向宜山。

至宜山天頂，初聞一槍聲，見半空有煙一陣，未幾即聞重大之轟炸聲，宜山起火。

十八機即向東行，但未幾有九機折向南，又作大圍繞，余等所在地卻在中心。

……

乃在一山頂隙望。見九機折回至宜山，由西向東，飛至東城時，落轟彈甚多，連續可聞者八九聲。向東去復又折回南而西作大圍繞，再轉北方，又由東向西過宜山，作（第）三次轟炸，此次凡四聲。

一百二十余顆炸彈把標營的地炸了個底朝天。大火共燒去學生宿舍一所，新造茅屋頂教室一所，標營大門及新落成的禮堂也被燒成灰燼。萬幸浙大師生及早避于龍江邊，且臥倒于地，竟無一人受傷。大火剛剛撲滅，1940屆電機系一位洪姓同學用他所學專業對這次轟炸分析道：倭寇所用的轟炸方式系“面的轟炸”，落彈以東宿舍為中心，可見其企圖不僅在于房屋的毀滅，更在于轟炸圈內人的毀滅。敵機用高空投彈，分燃燒彈、爆裂彈兩種，以二百磅的爆裂彈為多，其破壞泥土威力圈之直徑約為6公尺。未爆炸彈深入泥地約3.39公尺，與地面垂直線成25度。再根據炸彈浮心與重心的距離、彈尾之形狀和當日之風向，該同學測得2000公尺以上敵機之飛行速度為每秒約百米：“從此結果，可促使一般人們知道在飛機已投彈時，亂跑之愚笨，亂跑反足以增加殺傷機會。”未爆炸彈占總數百二十分之一，較滬戰時為多，據此，洪同學樂觀地分析，敵力經大量消耗，存彈已快用完了，“所以我們相信倭寇最近之狂炸，是他毀滅的先聲。”話聽上去雖不錯，但誰也不知道，以后敵機再來，會不會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盡管早就向教育部報告遷校，教授們在校內也一次次討論，但遷往何處總也定不下來，有說去云南建水的，有說去貴州花溪的，也有人也推薦甕安、平越（福泉）、綏陽等地。一直到這年底，日軍板垣師團二萬五千人謀取南寧，防城、欽州失守，浙大才如一個泥足巨人般挪開了腳步。圖書、儀器先上路，再是女生坐車，最后是男生和教授講師們，或坐車或步行，他們的目的地是黔北的遵義、永興和湄潭。

促使竺可楨最后下決心的，是他與時任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的一次會談。這年6月22日日記載：

主席吳達佳（鼎昌），渠年不過四十五六。談及浙大校址，渠亦贊成湄潭，謂其地文化尚高，物價廉，而交通雖便，不在大路上，惟運輸亦無辦法。談至黔省狀況，渠以為黔省并不窮，惟乏人力開發而已，故貴州問題首在人口與人力。

他親自跑了一趟湄潭，湄潭當地政府的歡迎程度超乎他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在重慶、昆明物價騰飛的當下，貴州的遵義、湄潭一帶物價便宜，且有合適房源，“出產甚豐，肉每元可七八斤，雞蛋每元一百個，米二三元一擔。……其地有水多魚云云。”而冥冥之中，竺可楨選擇貴州，也未始不是四百年前在這塊土地上苦行悟道的陽明先生的吸引和感召。于是，在湄潭縣長嚴溥泉、遵義縣長劉慕及當地士紳的協助下，浙大遷黔事得以順利進行。

竺可楨親自選定了遷移線路及每一個落腳點，或許在他看來，這正是一場追蹤陽明先生的“精神之旅”。1940年2月，浙大經第四次遷徙，終得重新匯集于黔北的湘江之濱、湄水之畔。一次紀念大會上，竺可楨以陽明龍場悟道，成就“知難行易”學說為例，談到浙大在貴州負有“特殊使命”，他希望“以一千余師生竭盡知能，當可有助于黔省”：

昔王陽明先生至龍場一年，其影響所及，風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進步……浙大來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當法步先賢，于所在地之種種設施，革革興興，盡心竭力以赴。

此后七年，這群來自東部海濱的理想主義者在黔北的這塊僻遠山地探學求道，弦歌不絕。到戰爭結束復員回杭，浙大從一所默默無聞的地方性大學一躍而成為科學史家李約瑟所稱的“東方劍橋”。

1941年5月9日，身在貴州遵義浙大本部的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科學之精神，在于不顧利害以求真理，祛除成見以就理智，即實事求是。

竺可楨認為，他奉以為圭臬的“求是”，正是陽明先生“事上磨煉”“知行合一”的當代演變。

2014年，在竺可楨到達貴州七十余年后，我行黔北，出貴陽，往遵義，中途經過的，正是當年陽明謫放的修文縣。爾后，經大婁山南麓、烏江之北的鳳岡縣，又去永興和湄潭。竺校長在此辦學時的教學樓、宿舍樓今猶存焉。湄潭縣城三里外有西來庵，柏樹森森，清雅可喜，據稱為明遺民錢邦芑（即大錯和尚）隱居地，不可考。浙大九教授吟詩結社于此，稱“九君子”，卻依稀是眼前事。是夜宿湄潭縣城，看小城夜景，燈火璀然，忽見一輪紅月亮，從山谷間跳出來。我好久沒見過這么圓的紅月亮了，這無端的月色讓一句詩飛快地沖到了嘴邊，“吾心自有光明月”。甫一出口，才醒悟那也是鄉前賢王陽明的句子，是他于正德年間某個中秋，在貴州山地間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