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隄（1921—2008），浙江湖州人。翻譯家、譯論家。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文系。曾在北京大學、《中國建設》雜志社、南開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等單位任職。英譯《沈從文選集》《趙一曼傳》等，漢譯《尤利西斯》《喬伊斯傳》等。著有《等效翻譯探索》、英文版《論翻譯》《文學翻譯：藝術完整性探索》等。

“你已經把我館里的文學作品都讀完了！”中學時代，金隄“收獲”了學校圖書管理員這樣的“敬告”。圖書管理員或許不會想到，這位少年，一生鐘情于文學，尤醉心于文學翻譯，皓首不悔，日后因譯就了難讀、難懂、難譯的“天書”《尤利西斯》而深受海內外學人敬佩。

為文狂，為譯生

南潯小鎮，位于浙江湖州一隅，金隄出生在當地一個書香門第。小時候，他深得長輩喜愛，身為女子學校校長的祖母希望孫子能打好國學功底，力促他廣覽古書。升入中學，初學英語，尚無法流暢閱讀外文原著的他，讀遍了圖書館的漢譯文學作品，暗生文學夢。對外語，少年金隄極具天賦，英語入門不到半年便轉入快班，日后他又熟練掌握了德、俄、法、日四種外語。

受“科學救國”思想影響，1939年金隄棄文從工，考入西南聯大電機工程系。大二時，國文教授陳夢家欣賞其文學才華，力勸他轉入外文系。金隄本也學文心切，即刻申請，無奈電機工程系主任不舍門生，聞訊驚呼：“你們聽聽，金隄竟然打算轉系，他簡直是瘋啦！”金隄轉系未果，但去意已決，毅然申請休學，前往中緬邊境跑運輸。一年后，他復學回到西南聯大，適逢電機工程系主任換人，這才如愿轉系。

身心同到外文系，金隄如魚得水。懷揣文學夢的他未曾料到，初次小試文學，便大獲成功。大三上英國詩人羅伯特·白英開設的寫作課，他譯沈從文小說一篇，深得白英贊賞。白英懇請沈從文允準金隄續譯，沈氏欣然同意，還親自挑選了適合翻譯的篇目。功夫不負有心人，金隄所譯《中國土地：沈從文選集》1947年在英國出版，1982年在美國再版。此外，對詩歌念念不忘的他，又譯白居易詩25首，收入白英所編《白駒集：中國古今詩選》。此書1947年于美國初版，1949年于英國再版。

大學畢業，金隄進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在此，他又幸遇另一位導師——英國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燕卜蓀。二人亦師亦友，課堂上交流學術，靈魂相撞，生活中更是結下了深厚情誼。不通漢語的燕卜蓀夫婦獲取外界信息不便，金隄主動為其譯報。那兩年，金隄每天上午準時前往燕卜蓀家，邊看中文報，邊口頭英譯。當時也在北大讀研究生的英國人大衛·霍克斯到燕卜蓀家做客，見此情境，還以為金隄在念英文報呢。霍克斯對金隄一口流利純正的英語大為驚嘆，而他本人日后成為英譯《紅樓夢》的著名漢學家。

新中國成立前夕，金隄棄筆從戎，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后奉調返京，從譯于中央軍委機關。1955年，金隄轉業，任中國外文局《中國建設》雜志英文編輯兼記者，其間多次為外事活動擔任會議同傳。此前雖未受過專業口譯訓練，但憑借雙語功底、豐富知識與敏捷反應，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務。1957年金隄應邀加盟南開大學外文系。“文革”中，他到華北農村勞動，其間也受邀翻譯過科技文獻。1977年恢復工作，改入天津外國語學院（今天津外國語大學），從事譯學與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直至離休。離休后，他繼續翻譯之旅，扛起了“天書”《尤利西斯》漢譯之責，苦心孤詣二十二載，終為譯界貢獻出一部扛鼎之作。

漫漫“天書”破譯路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1922年出版的現代派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被譽作“現代主義文學豐碑”。這部小說融匯詩歌、音樂、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使用了拉丁語、希臘語、法語等多種語言，號稱“天書”，閱讀障礙重重。因其強烈的“抗譯性”，金隄破譯“天書”之路漫長而坎坷。

助推金隄踏上破譯征程的是翻譯家、詩人袁可嘉。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籌劃出版一套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集，袁可嘉任主編，認為這套書非含《尤利西斯》不可。袁在京四處尋訪譯者，未果，最后想起了西南聯大的金隄。1945年金隄曾讀原著一周，所解卻不足一成。深知其奧其難，然而難卻老同學的盛情，時年57歲的他勉強答應試譯一章。

研讀全書后，金隄選定第二章試譯。該章最短，五千詞，卻融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于一體。因資料匱乏，文本高度符碼化，耗時近一年才譯畢，譯文刊于《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填補了《尤利西斯》漢譯空白，也意外激發了讀者與出版界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隨即邀金隄“三年內完成《尤利西斯》全譯”，他坦言“據我的估計，完成《尤利西斯》全譯本需付出十年不間斷的時間，而我擔心自己能否保證這樣的精力”，提出“三年內可完成多個章節選譯本”的備選方案。出版方回絕了他，理由是“從不出選譯本”。

文學翻譯家葉君健曾詼諧地說：中國只有錢鍾書能譯《尤利西斯》，因為漢字不夠用，只有錢老能邊譯邊造字。對此，金隄深有體會，認為自己短時間內譯完全書并不現實。幸運的是，1982年他受邀赴美國德雷塞爾大學、耶魯大學訪學，研讀了歐美喬學最新成果。翌年他又客座劍橋大學，結識了喬學專家、喬氏傳記作者艾爾曼，與其深入交流，很受鼓舞。于是他決心迎難而上，從摘譯起步，爭取完成全譯本。摘譯內容選定后，不到兩年便順利完稿，譯文刊于1986年《世界文學》第1期，并隨譯發表了長文《西方文學的一部奇書》，1988年他因此榮獲天津社會科學研究一等獎。借《世界文學》之窗，昔日被斥為“帶有虛無主義、庸俗和色情傾向”的《尤利西斯》得以重見天日。不少讀者紛紛表示迫切期待讀到更多譯文，于是1987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金隄的《尤利西斯選譯》。

受其觸動，人民文學出版社破例再邀金隄譯《尤利西斯》。時任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主任的任吉生赴天津與其詳談，雙方達成協議，“三年內出版包含至少十章的《尤利西斯》選譯本”。遺憾的是，該計劃后來被擱置了。好在，1990年，臺灣一家出版社邀金隄翻譯《尤利西斯》，不僅應允金氏的“十年”之約，還每年預付部分稿酬。1993年，金隄譯畢前12章，出版社將其作為上卷如約推出。此書甫一面世就引發媒體關注，首月即售五千冊。1996年初，金隄再接再厲，譯就后六章。至此，金譯《尤利西斯》終成完璧。人民文學出版社向這家臺灣出版社購得金譯版權，分別于1994年、1997年發行了簡體字本。1998年，《尤利西斯》金譯本獲新聞出版署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天書”漢譯雖已下凡，但追求完美翻譯的金隄仍精益求精，2001年又推出修訂版，為《尤利西斯》漢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兩種譯本，一樁“公案”

“Ulysses是不能用通常所謂的‘翻譯’來譯的。”錢鍾書回絕邀譯時如是說。與這種認識不謀而合，金譯《尤利西斯》并未順應當時盛行的“力求易懂”原則，自愿戴上譯者“一字不改”的鐐銬，追求“盡可能全面再現原作的藝術完整性”。為此，金隄權衡作者心愿、讀者期待與漢譯目標，邊研邊譯。盡管進度緩慢，仍堅持穩中求進，靜心伏案二十余載，終有所出。金譯問世后，錢鍾書讀罷，只說了四字：“唯有欽佩！”可惜的是，《尤利西斯》金譯本在內地發行逢時不逢市，熱賣不久之后便無辜坐上了冷板凳，還受到了個別翻譯大家的“批評”，金隄不得已卷入了漢譯本先后好壞之爭的“公案”。

說巧不巧，金譯上卷（前12章）簡體字本1994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同月，蕭乾、文潔若合譯本上卷（前8章）由譯林出版社出版，中、下兩卷年內相繼問世。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一，《尤利西斯》問世六十余年后才在中國大陸相繼發行兩個全譯本，本是出版界里程碑式的盛事，卻引起了意料之外的爭議。

譯本好壞之爭緣起于翻譯大家馮亦代的批評文章。馮亦代對比兩個譯本，斷定“蕭譯本好于金譯本”“金譯本不能達到重現原著的韻味”。受此指摘，金隄很想解釋譯《尤利西斯》的初心。1995年他寫了兩篇文章，就實說理，回應了馮氏批評。其實，金譯更多追求“等效翻譯”——譯文對譯文接受者的效果與原文對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忠實反映原著全貌”，蕭文更多是取信于讀者。在完成《尤利西斯》漢譯之后，金隄撰寫了《文學翻譯：藝術完整性探索》，系統探究了文學翻譯如何再現原作的藝術完整性、尋求譯文與原文綜合關系與整體接受的等效，再次論證了等效翻譯論指導文學翻譯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三位譯家日夜伏案，苦思冥想求佳譯，自然是出于對譯事的熱愛。至于他們的翻譯理念，金隄撰“譯者前言”，明確表示“盡可能忠實，盡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現原著，要使中文讀者獲得盡可能接近英語讀者所獲得的效果”；蕭文夫婦則意在可讀性，其譯序說：“盡管原作艱澀難懂，一定得盡最大努力把它化開，使譯文盡可能流暢、口語化。”學界常對比研究兩個譯本，比如天津科技大學王振平教授就認為金譯屬“學者型翻譯”，蕭文合譯屬“作家型翻譯”，金隄則多次將自己歸為二者兼具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王友貴教授將金譯喻為“影子式”，將蕭文合譯喻為“化解哺乳式”，極為形象，不過他明確指出：“應當偏重前者，尤其是在翻譯博大精深的文學作品之時。”

事實上，馮亦代對金隄的批評在當時并未引起譯界廣泛共鳴，金譯卻在國際學界獲得了認可，譬如美國著名喬學專家威爾頓·桑頓教授與金隄就《尤利西斯》翻譯問題討論多年，評價其“對這本內容龐雜之書的原文和精神，有著細微而深刻的理解。一個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長的人，竟能對這部西方經典著作了如指掌，令人感到十分驚訝”。

對譯作質量本身，三位翻譯家都多次公開表示，因搶出版時機來不及精雕細琢而留下了遺憾。特別是在全譯殺青之后，金隄多次惋惜“仍覺并未達到十分滿意的程度，恨不能再有一兩年時間做一次全面而細致的整理工作”。而后兩個譯本再版時，三位翻譯家都廣納多年各界的意見與建議，修改完善了譯文。這場公案從相爭到相解，濃濃的一筆已載入世界“《尤利西斯》翻譯大事記”，直接推動了世界文化交流事業。

醞釀“等效翻譯論”

漫漫破譯《尤利西斯》之路，涵育了金氏譯論。他的“等效翻譯論”與《尤利西斯》之譯相伴而生。

在中國，翻譯家重實踐，少談理論；理論家多重理論，少涉實踐。能兼擅二者，既以譯成家，又成譯論大家者，屈指數來，金隄算其一。終其一生，他先后發表譯作7部，其中漢譯英2部、俄譯漢2部、英譯漢3部。2001年他獲中國譯協資深翻譯家稱號，2005年獲愛爾蘭翻譯家協會榮譽會員稱號。

早在西南聯大課堂上，金隄就接觸喬伊斯及其《尤利西斯》。回北大讀研究生，又師從燕卜蓀研讀小說，該書即在其列，他由此專攻喬學。幾十年來，他為研究而譯，為譯而研究，兩者互為滋養，積淀出豐厚的學術底蘊，最終催生了“等效翻譯論”。該理論又反哺此后的翻譯實踐，對其進行規范指導，包括《尤利西斯》的續譯，直至全譯完形，可謂譯研并舉，知行合一。

金氏譯論的來源不外乎理論與實踐，從實踐向理論，他走得踏實真切，二者融合若渾然天成。大學以降，金隄就潛心翻譯，歷經幾十春秋，才“習得”別具一格的理論：1978年《聯合國文件翻譯工作簡報》所刊《論翻譯的準確性》初見“等效翻譯論”的雛形，此后的譯學著述漸顯其軌跡，如英文版《論翻譯》以專著論之，1982年北京初版，1984年增訂，2006年香港再版；1989年推出《等效翻譯探索》，更是登高望遠，匯成正果，將金針慷慨度與他人。

“等效翻譯論”更是中西譯論融通之結晶。它基于中國傳統譯論，從東晉僧人道安的“三不易”到近代學者馬建忠的“善譯”，再到瞿秋白“全面等效概念”，直至傅雷“神似論”，無不蘊含等效元素。這個理論又充分吸收西方譯論，從西塞羅“演說式翻譯”到泰特勒“好翻譯”，再到奈達“動態對等”，都貫穿了等效思想。此外，它還匯入了現代語言學、符號學、信息論、接受美學、傳播學、敘事學等理論元素。

國內學界曾質疑金氏等效翻譯論與美國學者奈達“動態對等論”的關系，其實前者不只是后者的延續與具化，而是“和而不同”，有所超越，形成了獨特的譯論話語。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馬會娟考究，金隄強調“譯文對讀者的效果”，以原文為導向，是翻譯的理想目標；而奈達強調“譯文對讀者的反應”，以讀者為導向，是翻譯的現實目標。依筆者通觀，奈達追求翻譯的當下目標，金隄指向翻譯的終極價值，更重文化傳播的長遠戰略。金譯思想雖不及奈達譯論有熱度，對中國翻譯來說卻對獨具深度，更具“實”度與長度。概言之，二人的譯論主張始于同，終于異。

等效翻譯論是金隄翻譯思想的標識，也是他對中國當代譯論最重要的貢獻。這個理論的成熟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體認與反思中國傳統譯論；80年代到90年代，批判性吸收奈達“動態對等論”；2000年以降，提出“文學翻譯實踐論”，完成了從嘗試摸索到吸收融合，再到超越創新的演進。

等效翻譯論屬于譯學本體論，獨特的思想自成體系，關涉翻譯之程序、形義、語境、文體、風格、主客體等，主張“在整體效果上要追求最大可能的相當性。雖然文體不能完完全全地翻譯過來，但內文的意思可以準確地譯出，雖不至百分之百，但亦可以盡其所能，取得最大的相等效果”，可概括為“以藝術完整性再現為導向的文學翻譯實踐論”，或簡稱為“文學翻譯實踐論”。其具體操作方案包括滲透、吸收、轉換、補償四步，又歸納為兩大階段：完全擺脫母語干擾，完全擺脫原語干擾，后者更為關鍵。當然，金隄是清醒的理論家，他倡導等效翻譯，但也坦陳：要真正達到這一水平是不可能的。換言之，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為了表彰金隄對《尤利西斯》的熱愛、對喬伊斯的崇敬、對“等效翻譯論”的堅守，2024年天津外國語大學創設了“金隄翻譯獎”。這個在全國范圍內評選的獎項，旨在傳承金隄“破譯天書”的學術韌性、“字字淬煉”的譯匠精神，激勵新一代譯者勇攀譯界高峰。

（作者：賀桂華、黃忠廉、趙美薇，分別系懷化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