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底旅行》魯迅譯本版權頁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翻譯幾乎貫穿了魯迅的一生，他有一半作品是外國文學的介紹和學術性著述，其余一半是創作。有學者認為“魯迅首先是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他帶著諸種印記進入文學，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已進行了十數年翻譯活動，譯介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因此，魯迅的譯著可能是深入了解魯迅及其創作的一把鑰匙。

為什么選擇科學小說？

《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是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早期譯著。1902年，21歲的魯迅以優異成績自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學堂畢業，“奏獎五品頂戴”，獲官派留學資格。原為學習礦學而派遣留學至日本，但就讀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礦山科僅一年后，即1903年6月，這位修習“礦山科”的青年便開始在東京出版的《浙江潮》雜志上以筆名“自樹”“庚辰”發表譯作《斯巴達之魂》和《哀塵》。雖然刊發在“小說”欄，但實際上《斯巴達之魂》為魯迅據日文材料編譯而成，《哀塵》底本為雨果的一篇隨筆，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學小說，才是魯迅最早有意識進行翻譯的小說作品。

魯迅之所以選擇凡爾納的科學小說進行翻譯，據他在1934年5月15日致楊霽云信中言，是“因為向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在魯迅抵達日本的1902年，日本翻譯界儒勒·凡爾納熱仍有余溫，其大量作品已被譯為日文，成為傳播科學知識與現代性想象的媒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于同年創辦《新小說》，發起“小說界革命”，并于首期刊出凡爾納的《海底旅行》，希冀借助“科學小說”“政治小說”等新小說向國人傳播科學知識、啟發思想。身處這一文化環境，篤信科學及進化論的青年魯迅飽受鼓舞，選擇翻譯科學小說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或許由于當時的日本僅對凡爾納作品中反映的“西洋科技文明”內容感興趣，以及日譯本多由英譯本而來，導致作者姓名出現好幾種譯法，作者國籍有美、英、法多種說法。魯迅翻譯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日譯為底本，因此也存在誤譯情況。

因出版時間較早，魯迅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單行本極難得到，目前中國現代文學館各收藏一本，它們為藏書家唐弢先生舊藏。2000年，唐弢夫人沈絜云遵其遺囑，將包括這兩部譯作在內的全部藏書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魯迅翻譯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現為館藏一級文物。由館內藏書版權頁可見，《月界旅行》原著為“美國培倫”，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文前署明進化社譯），進化社于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行。《地底旅行》著者“英國威男”，譯者“之江索士”，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美國培倫”“英國威男”均為魯迅自日譯底本音譯而來，表面上看，魯迅在翻譯時似乎并不知道這兩部作品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日本魯迅研究者工藤貴正根據《月界旅行〈辯言〉》與日譯《地底旅行〈凡例〉》的淵源推論魯迅當時應該對這兩部小說由同一人所寫有所了悟。魯迅后來給友人的信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威男的原名，因手頭無書可查，已記不清楚，大約也許是Jules Verne，他是法國的科學小說家，報上作英，系錯誤。梁任公的《新小說》中，有《海底旅行》，作者題焦士威奴，也是他。”

此外，《月界旅行》版權頁顯示譯者非魯迅，系魯迅將譯稿“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別人的名字了”。《地底旅行》版權頁顯示出版時間為1906年，實則前兩回已于1903年《浙江潮》10期發表，據魯迅在1934年5月6日致楊霽云信中回憶，他不僅幾乎忘記了《浙江潮》時使用的筆名，還以為這篇也許沒譯完。

編譯與“改作”的背后

仍是在與楊霽云的通信中，魯迅談及此兩部科學小說譯著，認為《月界旅行》是編譯，《地底旅行》“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魯迅譯《月界旅行》以井上勤的日譯本為底本，凡爾納原作28回，井上勤譯作亦28回，魯迅“截長補短，得十四回”，雖篇幅僅為原文一半，但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故事脈絡，基本符合編譯的理念。魯迅譯《地底旅行》也確算得上為“改作”，不僅刪除、合并章節，敘述視角也由主人公第一人稱轉換為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魯迅譯本篇幅的大幅減少有在翻譯之初便決意文白兼用之故，其在《月界旅行〈辯言〉》中明確闡述了翻譯語體的使用：“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另一方面，恐也與魯迅的主觀意圖介入文本有關，普及科學知識、使民眾“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是魯迅翻譯科學小說的首要目的，然而考察他的翻譯文本，卻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縫隙。

與日譯底本相比，魯迅譯《月界旅行》刪掉了第五、六、十一回內容，這幾回主要講述月球在宇宙中位置、火箭發射等科學知識及人們對月球的誤解；魯迅翻譯的《地底旅行》更是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探險故事，關于地質學及動植物學科學知識的后半部分被全數刪去。若以科普目的論，刪去科學知識的部分顯然不合常理，“其措辭無味，不適于我國人者，刪易少許”或可解釋一二，若代入魯迅創作小說想利用小說的力量來改良社會、關注國民性以“立人”，便容易理解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對于凡爾納小說中的科學知識，文本中冒險的英雄傳奇故事更切合魯迅當時的心境。

魯迅在《月界旅行〈辯言〉》中認為“若培倫氏，實以其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主張面對“造物”的壓抑，要以“希望和進化”來抗爭，因此他在翻譯時格外贊美冒險、謳歌英雄。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實際上是“想要借助翻譯科學小說來建立某種新的人格”，他高度贊揚人的主體性，著意突出科學知識使人脫離了自然的限制成為“壯士”和“英雄”，是意圖通過這樣的“人”的形象的描寫，促使當時的中國人奮起。試看魯迅于《地底旅行》第九回增加了以下一段：“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寧能傷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難克天！從此照直線進行，怕他作甚！天人決戰，就在此時了！”由此可見，即使在早期翻譯科學小說時期，魯迅對“人”的關注已然萌生，這或許是青年魯迅的思想在譯作中的投射。據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他們當時在弘文學院最常探討的就是國民性和“最理想的人性”問題。魯迅的“棄醫從文”有跡可循，在翻譯科學小說的1903年，他由“科學”向“文學”的轉向已悄然開啟。

對科學與啟蒙的復雜想象

魯迅自述“幻燈片事件”后思想產生轉變，認為“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種轉變并不是割裂式的，過往的科學訓練、新民思想、進化論等成了魯迅思想的元素，其“科學者”與“文學者”的品格在對異質西方文化的把握中不斷延伸，一同進入了魯迅的文學世界。其后魯迅雖很少提及科學小說，但翻譯科學小說的經歷或以更隱秘的方式影響了他的寫作。周作人就曾評價《故事新編》中的《奔月》，“這如不是把漢魏的神怪故事和現代科學精神合了起來，是做不成功的”。

近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魯迅以《狂人日記》為起點的新文學寫作，與他早期科學小說的譯介活動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狂人日記》中“愚昧的群眾”這一主題曾在魯迅早年關于科學小說的著述里出現苗頭，“鐵屋子”這一意象與西方科幻小說的“信息失落”范式有著一定的關聯。然而無論魯迅作品中有多少科幻元素的影子，在民族危亡的焦慮前，魯迅仍選擇將希望更多地投向以文學為武器改造國民精神的道路，科學小說在短暫的火熱之后讓步于現實主義寫作，沒有跟上新文學發展的步伐。魯迅本人也似乎忘記了其早期翻譯過兩部科學小說，沒有收進文集里，“覺得無甚可取”。但這并不代表兩部譯作沒有價值，它們不僅是魯迅個人思想轉型的物證，更承載著當時有識之士對科學與啟蒙的復雜想象。尤其是《月界旅行〈辯言〉》，作為中國最早系統論述科學小說即科幻小說的理論文章，魯迅對科學小說的定義、存在的問題、優秀作品的構成要素與民族國家的關系等方面，都提出了頗有價值的觀點。“比事屬詞，必洽學理”“經以科學，緯以人情”“觥觥大談之際，或不免微露遁辭”等判斷放在當下仍具意義。

當“月界”探索已經實現，人工智能正重塑人類未來時，今天我們重讀魯迅的科學小說譯作，不僅能重新發現其思想的豐富與深刻，更能借助魯迅百年前的思考，來重新觀照科學與文學在時代變革中的互動關系，思考文學與科學應形成何種新的對話。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公共服務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