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80載光陰在歷史長河中沉淀為靜默的刻度，當抗戰(zhàn)勝利的號角在歲月風華中化作悠遠的回響，2025年的中國文壇迎來一場特殊的記憶返場。一批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為主題的文學作品集中涌現(xiàn)，它們以文學特有的深邃、細膩，潛入歷史，打撈個體命運的微光，在語言鍛造與敘事創(chuàng)新之間，為民族抗戰(zhàn)記憶筑起立體鮮活的精神碑林。

從厚重的小說到激昂的詩歌，從紀實的非虛構(gòu)到深情的散文，創(chuàng)作者們以文學為舟，載著民族的苦難與榮光穿梭于歷史長河。它們不再是歷史事件的簡單復刻，而是以重述為重心，在個體與宏大、苦難與希望的辯證中，完成民族精神基因的當代激活，賦予歷史記憶文學的溫度，照亮血火交織的歲月，搭建起當下和歷史對話的精神橋梁。

以發(fā)表于今年各大文學刊物上的作品為例。一些抗戰(zhàn)題材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彈性叩問歷史真相與人性本質(zhì)，以多維視角展開對民族命運的哲學思考。海飛《殘雪》（《人民文學》第8期）以“雪”為靈魂，將陳池潛伏、老更追查與交通站危機織成密網(wǎng)。敘述視角在人物間游走：潛入陳池身份裂隙中的孤獨，跟隨老更踏過積雪街巷的冰冷，聚焦交通站成員傳遞情報的顫抖手指。南京的寒雪是景觀更是符號——跳躍的雪粒裹著血腥、染血的雪地撕裂潔白，意象的悖論將戰(zhàn)爭的殘酷與信念的掙扎詩性轉(zhuǎn)譯，以平靜敘事?lián)舸r光壁壘。同期刊出的王昆小說《刺客李列傳》，以墓園潛伏與記憶回溯的雙線并進賦予作品時空縱深感。“猴子刺客”的民間傳奇是普通民眾反抗意志的載體，當?shù)豆庥持芯疅熁穑瑲v史成為與個體緊纏的鮮活記憶。崔丙剛《今夜有暴風雨》（《長城》第4期）借10歲孩童徐五妮的視角，讓戰(zhàn)爭苦難脫離抽象的傷亡數(shù)字：緊攥的半塊山藥蛋、冬天露趾的破鞋、夜晚耳邊的槍炮聲、母親臉上擦不去的憂愁。孩童的天真懵懂讓戰(zhàn)爭的殘酷更顯尖銳，將“炮彈”誤認為“天上掉下來的大石頭”的認知錯位，使“戰(zhàn)爭”化作可觸的悲劇，刺痛心靈。

豐富的意象是這些小說的藝術(shù)亮色。除《殘雪》中貫穿始終的“雪”意象外，林遙《雪落長城》（《青年文學》第8期）開篇，硝煙中“血染的土地”與終章“雪水融化的水汽”形成閉環(huán)，戰(zhàn)爭猩紅在雪的純白中沉淀，寓意苦難終將過去，和平終將到來。滿濤的《蟬》（《山東文學》第7期）里，蟬從開篇的生命噤聲，到成為象征歷史裁決的致命之物，再到結(jié)尾漫山嘶鳴化作歷史證詞，完成象征意義的演變，成為歷史記憶的獨特見證。同期推出的關(guān)山《半塊石碑》中，半埋的石碑是英雄豐碑，也是記憶殘缺的隱喻，“通體暗紅”的酸棗刺則成為民族苦難的象征。羅偉章的《光》（《特區(qū)文學》第6期）中，“光”化作具象的民族精神韌性，“每一線光芒都像一聲呼喊”，成為民族危亡之際文明火種不滅的精神坐標。在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的今天，這些小說以文學之力讓歷史復活，不僅重現(xiàn)戰(zhàn)爭苦難，更在挖掘人性微光、重構(gòu)精神譜系中，讓抗戰(zhàn)記憶成為永不冷卻的文化基因。

若小說以敘事建構(gòu)歷史，詩歌則以語言為刻刀，將抗戰(zhàn)記憶凝鑄成不朽的詩性豐碑。詩人們以多元手法和深邃思想，完成對民族精神的當代回望，讓抗戰(zhàn)記憶在詩行間搏動，讓民族魂魄在韻律中傳承。

邵光智《沂蒙，沂蒙》（《詩刊》第8期）以“人間最硬朗的詞匯”矗立起精神的海拔，“硝煙彌漫征程”“血染街巷”如青銅銘文般嵌入記憶；運送物資的手推車“吱吱扭扭的響聲”與“枯草滴著熱血，瞬間凝結(jié)為殷紅的霜花”的凜冽觸覺融為一體，讓“流淌的沂蒙山小調(diào)”兼具巖石般的堅硬質(zhì)感與星火般的灼燙溫度。同期雜志刊發(fā)的劉笑偉詩歌《到中流擊水》以金屬意象為重心，“金燦燦的小米”“戰(zhàn)士的刀鋒”將“金色的延安”升華為民族精神的圖騰。他的另一首詩歌《燃燒在太行山上》（《當代人》第8期），寫兵工廠工人“把汗滴鑄成地雷里的巨響”，寫“火星四濺，冷卻的歲月/開成漫山遍野/火紅的山花”。詩人將“意志”熔鑄為個性的語言，剛?cè)岵袀鬟f歷史的厚重與精神的溫度。

在個體與家國、生死與信仰的辯證中，詩人們更提煉出民族精神的本質(zhì)。劉起倫的《義勇軍進行曲》（《詩刊》第8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展現(xiàn)民族精神的內(nèi)核，“萬眾一心”“以命搏命”“終究苦盡甘來”是個體生命在民族熔爐中凝聚的集體偉力，是民族在絕境中重生的精神基因。同期刊出的石英杰詩歌《阜平記》，借“兩個小嵐”展現(xiàn)抗戰(zhàn)記憶的當代傳承：鄧小嵐歸葬馬蘭、守護烈士的選擇，超越了個人返鄉(xiāng)的意義，激活了抗戰(zhàn)記憶；而冬奧兒童“從5000副遺骨中走來”的隱喻，更是將80年前的犧牲與當下的新生聯(lián)系起來，形成犧牲與新生的永恒精神循環(huán)，讓民族精神在代際傳承中獲得永恒的生命力。這些為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立言的詩歌作品，將1945年的勝利歡呼與2025年的山河無恙并置，超越“紀念”的表層意義，成為歷史與精神的雙重載體——這里有苦難的重量，有信仰的光芒，有情感的滾燙，共同構(gòu)成一個充滿力量與溫度的精神世界。

詩歌以凝練的意象和抒情的筆觸為歷史記憶勾勒深邃的精神輪廓，非虛構(gòu)與散文則以真實性和私密性編織起連通歷史與現(xiàn)實的精神紐帶。它們扎根個體的生命體驗，打撈民間的記憶碎片，讓沉重的抗戰(zhàn)記憶掙脫時間塵封，轉(zhuǎn)化為可感可觸的鮮活生命故事。

周立文《風雨天目山》（《人民文學》第8期）疊印當下的田野調(diào)查與杜立特行動的歷史再現(xiàn)，中方文化守護者的堅守與美方飛行員的生死歷險形成對話。天目山老人的記憶里“敲房門”與“掰窗欞”的細節(jié)差異，讓歷史走出檔案冷硬的文字，化作親歷者皺紋里的溫度，彰顯記憶可觸的力量。鐘法權(quán)《最后的征戰(zhàn)》（《美文》第8期）以“良心”為軸，借張自忠將軍的信件與言行，揭示“良心”是軍人道德哲學的核心。“國家達到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去死外，毫無其他辦法。”將軍以生命踐行“良心”的選擇，讓“責任”“擔當”成為具象的生命抉擇。張九鵬《山河回響》（《朔方》第8期）以多重嵌套結(jié)構(gòu)，借電影場景打開記憶，家庭互動、烽火回溯與“春祭團”行動匯聚成記憶洪流，讓個體、家庭與民族記憶交織，將抗戰(zhàn)記憶融入血脈基因。聶作平《從白山黑水到巴山蜀水——東北大學的三臺八年》（《四川文學》第8期）以東北大學內(nèi)遷史為主線，凸顯文明火種的存續(xù)意義。內(nèi)遷途中，師生們面對路途的艱辛和侵略者的追擊，在戰(zhàn)亂中開設(shè)課堂，在困境中傳承知識，這種對文明的堅守，比戰(zhàn)場上的勝利更具深遠意義——戰(zhàn)爭可以摧毀城市與家園，卻無法摧毀民族的文明與精神。當80載時光如江水奔涌而去，這些非虛構(gòu)作品共同譜寫成一曲抗戰(zhàn)記憶的星火篇章，它們在文本的蒼穹中交相輝映，匯聚成一首獻給不屈生命的交響曲。

同時，散文以自由的文體和真摯的情感承載深沉的象征。鄭浩《變故的童年》（《山東文學》第7期）以家族血脈的撕裂創(chuàng)口，推開宏大敘事的厚重帷幕。爺爺拒絕日偽拉攏，暗中支援八路軍，終以家破人亡堅守民族大義；父親幼時“要學岳飛和戚繼光，帶人把他們（日本侵略者）打跑”的稚嫩話語，是民間抵抗精神的原始星火；而叔叔一家的涼薄與掠奪，則映照出亂世里親倫被戰(zhàn)火啃噬的殘破模樣。同期雜志推出的于少晶《雙城記》則將目光投向戰(zhàn)爭中不滅的文脈長河。王獻唐、屈萬里“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在炮火紛亂中視文物如生命”，守護齊魯文脈；李義貴“十三年艱難護寶，十三年親人離別”，犧牲個人小愛成全家國大愛，豐富我們對英雄的想象。周喜俊的《大明川的早晨》（《散文百家》第7期）在“早晨”的澄澈意象中悄然縫合了歷史的縱深。從康養(yǎng)特色小鎮(zhèn)太空艙的現(xiàn)代氣息，到姥爺口中陳莊殲滅戰(zhàn)的硝煙，今昔在雙線交織中形成互文。三代人構(gòu)成流動的精神圖譜：太姥爺?shù)臓奚缁褷數(shù)闹v述是橋梁，晨晨畫筆下的“太空艙”與“樹橋”則指向未來。當姥爺手捧鵝卵石輕嘆“這段紅色歷史連石頭都是有記憶的”，那“若隱若現(xiàn)的朱紅色”正是山河大地對犧牲最溫柔的銘刻。這些散文作品以細節(jié)喚醒集體記憶，以個體敘事折射民族命運，共同昭示著，抗戰(zhàn)勝利的宏大敘事，唯有沉入個體的命運深處、潛入文脈的幽微燭照、匯入代代不息的精神長河，才能獲得飽滿的歷史血肉與恒久的生命回響。

從小說的敘事新境到詩歌的詩性表達，從非虛構(gòu)的歷史打撈到散文的個體記憶，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多元體裁、深刻思想和精湛藝術(shù)，完成了對抗戰(zhàn)歷史的深度掘進與藝術(shù)重構(gòu)。這些帶有溫度的記憶傳遞，讓我們觸摸先輩的呼吸，將烽煙歲月刻進骨血。民族的勝利不僅是山河光復，更是無數(shù)個體以生命與尊嚴鑄就的精神豐碑。在80年后的今天，它們依然指引著我們在回望歷史中珍惜和平，在傳承精神中砥礪前行，讓抗戰(zhàn)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永久的精神財富和走向未來的永恒光亮。

（作者：關(guān)岫一，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寫作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