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背樹是樹，是一棵我在它蔭下歇過腳，在我心頭扎了根的樹。

我是鄉(xiāng)下出來的人。我老家比較偏僻，在袁河下游南側一個叫新溪的小地方，屬江西新余（古稱新喻）市管轄。這是新地名，舊稱泗溪，只因和別處一個更有影響的地方重了名，20世紀末改了。那是一塊沖積平原，我們村子往北走二里地是贛江的支流袁河，往南走一里多點兒是袁惠渠，袁惠渠的水是從袁河中部仙女湖的攔河大壩那兒開口子引出來的，河、渠均由西南往東北方向流，大體平行。父老鄉(xiāng)親吹牛時就說村子風水好，是“二龍抱珠”；以前發(fā)大水倒河堤，人蜷在飄搖的危樓上就說“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天不滅曹”。

那一帶的人，可以恣意親近的是水，隨心所欲；若即若離的是山，百感交集。水是從山里流出來的。我們也看得見山，村子對面被袁惠渠纏繞著的是周公山，鄉(xiāng)里人叫它“豬牯山”，那是矮山、小山、光頭山。大山、高山也是有的，引頸東望，看得到模糊一片的遠山和深山，那是在鄰縣新干那邊，再那邊，還隔著一條寬寬的“大河”—贛江。“大河”以東的山只宜遐想，難以攀登。離得近而且有些模樣，能夠而且必須走進去的山，是易家山、爐下山，這些山在隔壁的南安鄉(xiāng)境內，站在家門口或村子前是看不到的，只有登上或繞過周公山才一目了然。

近水而遠山的地方，不缺的是人，最缺的是柴草。民以食為天，食以火為媒，我公公（爺爺）有一句話時常掛在嘴上，我們都聽出了繭，他說：“人口灶口，無多凈少。”我是二十二歲才洗腳進城念書的，老家給予我的重要記憶，大約有一半跟山和柴有關系，我曾經說過也寫過“人生最苦是打柴”，觀點片面，卻是發(fā)乎內心的真情實感。

我在老家打柴經歷過“三級跳”：五六歲，尚未“發(fā)蒙”，跟姑媽或村里別的女人和半大小孩上周公山扒“樹毛”（松針）、撿“雄雞婆”（松果），那是家里兩口老虎灶的引火柴；十一二歲，也就是念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開始到十幾里外的易家山砍青柴，也叫葉柴，那是我們家的主體燃料；我讀的是“五七中學”，一進初中門，到了節(jié)假日，只要不下雨下雪，多半要到二十里外的爐下山去斫硬柴，就是砍小樹或大樹，那是我們家的高端燃料，也是我零花錢的來源。

和駝背樹的交集，發(fā)生在打葉柴的過程中。

平生第一次進易家山打柴，是公公帶我“認柴路”。那是一個晴朗的好天，吃過早飯，公公肩扛長長的禾擔，我扛短短的扁擔，走過敖家、肖家、六言、八言諸村，繞過易家，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進入一條長長的山溝。公公告訴我，那條山溝叫狗婆坑，是易家村的地界。爺孫倆走到狗婆坑的較深處，攀上緩坡，用彎而寬的“薄鐮”砍柴。公公是一片一片“磨”，刀鋒過處，所向披靡，一人多高的小樹連枝帶葉夾亂草紛紛倒下，公公用藤條將它們綁成四捆，一頭兩捆，將禾擔插進去，做成了結實的一挑。我按公公的吩咐，專揀半黃半青、半干半濕的芒萁，毛手毛腳割下來，公公幫我用家里帶的禾草扎成兩小把，將扁擔插入其中，一頭一把，也成一挑。公公的柴捆和柴擔很高很大很重，高到我伸手踮腳才夠得到頂，大到我雙手抱不過半，重到我推不動分毫。我的柴把和柴擔很小很輕，小到和菜地里嚇鳥的假人差不了多少，輕到公公用手在扁擔中間一拎就放到了我的肩上。挑柴出山，原路返回。狗婆坑有兩里多路，坑中央水田間有一條供打柴和種田人行走的路。這條路的半中腰，有一棵孤零零的樹。樹在溪流旁、小橋頭，一邊是土路，一邊是水溪。公公說，那棵樹叫駝背樹，讓我往后挑柴出山一定要在樹下歇歇，歇好了，走后面的路就有勁。我看那樹，干子有我們家水桶粗，梢子能高過我們家的灶屋頂，樹枝樹葉散開來，比我們家灶屋還要大，一半在路上，一半在溪上。樹干在高出我兩個頭的位置分杈，伸向水那邊的是主干，呈牛軛形狀，整棵樹也向水傾斜，這大概就是它得名“駝背”的來由。

公公經常砍柴，有時帶我，有時不帶；我見風長，一年一模樣，肩上的柴擔也逐步由兩小捆變四小捆，又由四小捆變四大捆，也由一天一進山變成和村里別的男人一樣，和公公一樣，一天兩進山，打回兩擔柴；駝背樹年年是那個樣子，不落葉，春夏秋冬無變化，我一直搞不清它是什么樹，但肯定不是樟樹和楓樹，也不是松樹和木荷樹。那些年，我從駝背樹下走過了多少回，歇過多少次腳，喝了溪中多少水，是記不住也算不清的。那時候，公公、我，后來還有我的弟弟們齊心協(xié)力，一年總要打回來百余擔青柴，先碼在院門前橙子樹旁云仔公公家菜園的籬笆墻外晾曬，干透了，就收到灶房對面豬欄的隔層上，和生產隊分的稻草一塊存放。我婆婆（奶奶）每天用這些柴草給我們燒飯炒菜，給豬煮食。

現(xiàn)在說來輕松，當年不容易，特別是一天兩進山，必須起早貪黑，披星戴月。不論季節(jié)，不問寒暑，要走多少路？要流多少汗？要起多少繭？要打出多少水泡血泡？這些我不怕，毛辣蟲我不怕、野豬我不怕、蛇我不怕、竹蔸子刺破腳我也不怕，我最怕的是挑柴過金灘渡槽。這個渡槽在周公山的東尖尖處，是袁惠渠南干渠最大的渡槽。入口五十個流量的袁惠渠水，奔流五十公里，到達周公山下已是強弩之末，勢不如前，但漫灌時依然寬逾數(shù)丈，深達二三米。渠依山順勢，水迤邐而來，過了周公山，往東就是開闊的珠坑壩，一條婉轉清麗的小河自南向北在壩中流過，渡槽恰好是渠與河的十字交叉點。那條小河我們叫內江，是袁河的支流，渡槽要跨過的，正是它最幽深的一段；袁惠渠水要往東潤澤新干縣的河西三鄉(xiāng)，必經這渡槽。所以，1958年、1959年修江口水庫（仙女湖）和袁惠渠時，就用彌足珍貴的鋼筋水泥建了這座U形槽，并有專人管理。這座渡槽是朝天敞開的，長百余米，寬四五米，水流湍急，嘩啦作響，兩側供人行走的“槽幫”不足二尺寬，有一尺來高的外欄桿，因風吹日曬而多處朽爛，“槽幫”離河床有幾層樓高。別說負重，就是人空手走這座渡槽，也是膽戰(zhàn)心驚的。大人們說，有人在過渡槽時跌落渠里、江里，被淹死或摔死。我們進易家山砍柴回家，只能過內江，必須越渡槽，否則要繞七八里路，翻一座山。我挑柴過金灘渡槽，頭幾回都是公公帶領。晴朗無風，公公挑重擔在前，我挑輕擔在后，一步一步挪。公公不斷提醒：“莫看兩邊，莫看兩邊，看腳下、看腳下，打直擔子，扎穩(wěn)腳，慢些走，一腳一腳走，不怕！”跟公公走過幾回，無風無雨的日子，獨自挑柴過槽，我也問題不大。遇上刮南風北風，擔子穩(wěn)不住，柴枝柴葉被欄桿勾連，吱嘎亂響，牽牽扯扯，我便進退兩難，心生恐懼，唯有緊咬牙關，默念公公的囑咐，“扎穩(wěn)腳”硬著頭皮往前走。每次都出了冷汗，每次都有驚無險。公公給了我護身符，駝背樹為我加了力。

打柴不只苦與累，也有喜和樂。往往有順帶的、意外的收獲，如春天的筍子、夏天的蘑菇、秋天的“娘娘飯”（紫色的甜漿果）、冬天的笨野雞。初讀“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時，我想到的不是別的，是寒冬臘月起大早進山打柴；走到八言村，天還沒大亮，雞鳴狗吠；再往前，全是覆滿白霜的山道，冰針將泥土頂起來，松松的、亮晶晶的，踩上去咯吱作響，有凜然之氣從腳下升騰，壯我行色；而有時下午的柴打多了，在駝背樹下歇久了，過了金灘渡，星光和月光便會在我的柴擔上跳躍，隨著我的腳步流轉……那種詩情畫意，那種感動，有萬般滋味，無一言語能說。“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這類句子所描寫的景致，我在打柴的山上和路上經常看得到、感受得到，一點也不陌生，真的是“大雁聽過我的歌，小河親過我的臉”，“大地留下我的夢”“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江南沒有“山丹丹”，多見的是“鼻血花”，也就是映山紅。“懵里懵懂，清明下種”，秧苗長到半尺長，易家山的“鼻血花”開得最張揚，一叢叢、一簇簇，紅艷艷、光閃閃。這時節(jié)，草木散發(fā)的盡是熱烘烘的帶著酒香的味道，撩得人浮想聯(lián)翩。“鼻血花”開得燦爛的日子，也是鳥兒唱得熱鬧的日子。易家山什么鳥叫得最動聽？是唱“割麥栽禾、割麥栽禾”的鳥，那個嘹亮，那個清脆，那個此起彼伏，那個撼山震谷，那個天呼地應……那時不知道，現(xiàn)在知道了，這樣啼叫的鳥是布谷鳥，就是杜鵑，我老家人叫它“割麥鳥仔”。杜鵑鳥的種類很多，叫聲也各異，能夠連聲啼唱“割麥栽禾”，唱得無比雄放與美妙的是雄性四聲杜鵑，那是它們求偶時拼盡全力的才藝展示和生命呼喚，怪不得當年小牛哥哥聽了也要放聲歌唱，唱《社員都是向陽花》，唱《九九艷陽天》—他是“老三屆”“回鄉(xiāng)知青”，他那時正和菊梅嫂嫂談對象。

打柴知柴性，進山識鳥音。布谷鳥的啼叫何以給我如此深刻強烈的印象？想想也不奇怪。那時候，打柴的人是聽不到火車、汽車的聲音，口袋里也不會有MP3、手機之類的玩意兒。療愈身心，驅逐單調和寂寞，最好的法子就是聽鳥叫、聽蛙鳴、聽松濤，那是天賜的伴奏。草木有本心，最動少年人，神明的自然萬物，正是通過狗婆坑里的花香和天籟般的鳥叫，往我的心里輸入啟迪，化作溫馨，轉為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期待和追求。

打硬柴又是另一番氣象。農村人家逢年過節(jié)或辦大炊事，釀酒、做豆腐、熬糖、蒸“軟軟”（米團子）、煮全雞全鵝豬頭臘肉，光燒葉柴是不行的，要用硬柴。我家人口多牲口也多，一年下來，沒有兩三千斤硬柴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謂“硬柴”，便是粗過手臂的樹枝（棍子柴），或粗過冬瓜的樹干劈開來的木柴（劈柴）。打硬柴要走另外一條路線，要翻過周公山，經后溪、沛塘、店前、洋溪、朱家、周聶家、下爐下，再到上爐下寄放衣物，而后進入山的深處尋樹、砍樹。那里離家更遠，離百丈峰主峰更近，一天只能跑一趟。讀初中時打硬柴我是用擔子挑，上了高中就和村里的男人們一樣，用雞公車推。我的力氣還可以，打硬柴的最高紀錄是兩百八十六斤，那是從“雷廟”峰下別人放倒的油松上用加鋼加厚大砍刀一刀一刀剁下來的兩截“冬瓜松”，肩扛下山，一邊一“冬瓜”，綁定在雞公車上，彎腰翹屁股，一步一吱嘎，硬生生“推”回來，以每斤一分八厘錢的價格賣給周公山下的磚窯廠，解決了我差不多兩個月的菜金。這種事現(xiàn)在不能干，干了犯法。

等到我既打葉柴又打硬柴，以打硬柴為主的 時候，公公老了，較少進山了，給我當師傅和榜 樣的是四芽公公、二根叔、三毛叔、小牛哥哥等，他們都比我厲害，每車柴都有三四百斤。打硬柴時路過也見過很多很多的樹，唯獨沒有狗婆坑里那種“駝背樹”，但歇腳加力的地方必須有，那是上爐下村的老彭家。老彭家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從湖南過來的移民，耕種別人看不上的冷漿田解決溫飽，特別勤勞謙恭，與人為善。打硬柴要帶中飯，挑柴或推柴出山的第一個有煙火的地方就是上爐下村，這個村也只有老彭一戶人家。負柴至此，打柴的人都累了，渴了，餓了，急需歇腳。老彭家屋后是竹山，山根有清泉，那是老彭家的飲用水源，任你舀、任你喝；冬天，竹筒子裝的飯又冷又硬，老彭的娘會招呼我們在她家的灶房里加熱，燒她家的柴草，用她家的鍋灶炒飯或蒸飯。老彭的娘口音很重，說的話不好懂，背微駝。那年月，路過上爐下村的打柴人絡繹不絕，老彭的娘認不到幾個，卻是一視同仁。說起來有趣，那時打柴的活兒不僅重要，簡直神圣。打柴能手堪比英雄，連柴都不愿打也不會打的人是“懶精”，“懶精”討不上老婆。猶記得，我挑著插了“鼻血花”的柴擔，一閃一閃走進村子，見到村人，會生出莫名其妙的得意和驕傲來，仿佛自己是獲勝歸來的勇士，仿佛那飄搖在柴擔兩頭的“鼻血花”是我的旗幟和火炬。事實上，每次打柴回家，我都會得到公公和婆婆的犒賞，沒有別的，就是留了家里最好的飯菜給我吃。推硬柴回家，最艱難的一段是“拱”周公山南坡。柴車到了那里，夕陽西沉，人精疲力盡，而那是一個超過二十度的陡坡，推車上山，人要是腳力不堅、腰功不濟，一不小心就會翻車，連人帶柴滾下山去。正因為如此，村里的老人和婦女經常要到那道坡前等候家里的推柴人，用牛繩“背車”。給我“背車”的只有公公；給小牛哥哥“背車”的先是他弟弟金牛，后來是菊梅嫂子。小牛哥哥和菊梅嫂子新婚燕爾沒幾天，就從熱被窩里抽身出來，和我們一道進山打硬柴，車子推到“豬牯山”前，二根叔笑他：“兄弟，你軟了腳，上得去嗎？”這時，菊梅嫂子手提繩索，笑盈盈、裊婷婷地從路旁樹叢中走出來，小牛哥哥的柴車也就順溜地“背”上了山，走得比我們還快、還穩(wěn)當。

易家山、爐下山都屬于新余市渝水區(qū)的百丈峰山系。江西山多，冠名“百丈”的不止一兩座，最著名的當數(shù)奉新的百丈山，那是九嶺的核 心，而坐落其中的百丈禪寺，是佛教立“天下清規(guī)”的名剎。我打柴的百丈峰，只是羅霄山脈的一塊“搭頭”，如一枚印章，鑲嵌在渝水、新干、峽江三縣交界處，如今，贛粵高速公路在它的西側谷地縱穿過去，車如流水路如河。明代文豪李東陽寫過一首《吉安府》，前兩句很有名：“山勢西來斷，江流北去平。”今天站到新干縣城的贛江邊上吟哦，也是應景的，很貼切。

大家都拼命打柴、燒柴的時候，大樹小樹紛紛進了“灶口”，山就不是山，成了“癩痢殼”。改革開放，經濟發(fā)展，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農村人早就用上罐裝液化氣了，日子過得和城里人一樣好，再也沒有人進山砍樹了。易家山、爐下山、周公山，所有的山都郁郁蔥蔥了。土地在，生命就在，生生不息；青山在，樹就在，不愁沒柴。

我公公是1905年生人。我來到世上時，他五十一歲了。九十四歲那年的寒冬，晚輩們圍坐在他身旁烤火、聊天，他起身去夾木炭，一跤摔在地上，斷了股骨頸，在老屋的床上臥了小半年，怕拖累兒孫，不肯打針吃藥也不肯吃飯喝水，溘然長逝。老人家離開我們二十多年了。小牛哥也走了，三毛叔也走了。二根叔也老了。

公公傳給我的那輛羊角獨輪箍鐵雞公車，閑置了四十多年，還在我家老屋的后廳里。

前些年我去看金灘渡槽，槽還是那座槽，加蓋了鋼筋水泥板，已經是安全的通途了。狗婆坑的盡頭修了小水庫，水收納到庫中，渠沿山而行，坑中央那條溪流就沒有了，駝背樹也早沒有了；上爐下村的老屋還在，老彭帶著孩子們回湖南了，下爐下村的人告訴我，老彭的娘走得早，埋在屋后的竹林子里。

春天又來了，城里的蠟梅開了、紅梅開了、茶花開了、玉蘭開了。要不了多久，百丈峰一帶的“鼻血花”又要開了，“割麥鳥仔”又要扯開嗓子叫“割麥栽禾”了。

若是當年，勉強一點，我的大孫子可以打硬柴，我的小孫子可以打葉柴了。

我很想念那山、那樹、那人。舉杯邀月，抬頭望天，清風徐來，誰解我言？

【作者簡介：周文，江西新余人，1982年畢業(yè)于江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曾有散文在《光明日報》《江西日報》 等發(fā)表，曾獲“井岡山文學獎”。現(xiàn)任江西省文化促進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