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時許，大會即將開幕，舞臺燈光剎那間暗了下來。可是，登臺的卻不是大會主持人，而是一群木偶戲演員。只聽有聲音解說道：

“泉州是一座世界遺產城市，有世界遺產點22處，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7項。我們要欣賞的木偶戲表演《指掌乾坤慶嘉年》就是其中一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目前已到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文化交流……”

這一天是2025年7月24日，我在泉州大劇院參加中國互聯網大會數字絲路論壇的開幕式。這新奇的“開幕式序曲”，讓我忽然想起一部與本次大會主題完全沒有關系的書。

是一部名頭并不很大的藝術畫冊，多年間不見有多少人提起。首先書名就不討巧：《江加走木偶雕刻》，內容何等偏門，木偶與我何干。可是，2000年代偶然在網上碰到此書，我卻因喜歡其木夾板封面與手貼圖散頁裝幀順手買下。實則我既不知“江加走”是什么意思，也對木偶雕刻完全無感。之后雖然也曾幾次書房邂逅，閑來翻翻，但仍然只是欣賞其裝幀之別致而已，對書中內容和書后故事幾乎一無所知。

臺上還在一出接一出上演木偶劇片段，色彩分明、表情夸張的木偶頭活靈活現，神完氣足。我竭力回想書房里那部畫冊留給我的木偶圖像殘影，覺得它們和此刻臺上的那些繁華面孔屬于一個世界。

莫非《江加走木偶雕刻》一書竟與泉州有關？

大師級藝術家

上午會議一結束，我即開始查核資料。果然，江加走，正是上世紀從泉州走向世界的藝術大師。

據1958年1月周海宇為《江加走木偶雕刻》所作說明文字介紹：江加走（1871.11.12-1954.10.11），福建省泉州市環山鄉花園頭村人。自小家庭清貧，讀書很少。他的父親江金榜是個農民，一面種田，一面在城里雕刻粉彩木偶神像,也為木偶戲班雕刻木偶頭。江加走一面幫助父親種田，一面學習父親的雕刻手藝。18歲那年父親去世，江加走開始專研木偶頭雕刻。他父親傳授下來的木偶頭像只有50多種。江加走經70余年孜孜以求，發展和創造出280余種不同性格的木偶形象，還能梳編十幾種不同式樣的頭髻發辮，一生雕刻和粉彩的木偶頭像更有萬余件之多。

江加走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華東美術家協會理事、福建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委員、福建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去世時中央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等函電吊唁，省、專區、市組織治喪委員會為他筑墓立碑以作紀念。

如今江加走的遺作被視為國寶，他的木偶頭雕刻刀法洗練，畫筆精微，堪稱一代裕后光前的雕刻藝術宗師。人們說起江加走，也偶爾會提起《江加走木偶雕刻》一書，說這部書是泉州有木偶戲以來第一部圖冊，也是唯一一部大型圖冊，其設計與印制水平，至今未被超越。看來我無意中得到了一部“木偶寶書”。可是，為什么此書又鮮為人知？

里程碑級的畫冊

回到深圳后我趕緊翻出這部木偶雕刻里程碑級的畫冊細加端詳：

《江加走木偶雕刻》，江加走作，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1958年4月第1版，印1000冊。

書是硬紙板函套裝，雖已歷經大半個世紀，盒子還是那么挺闊、結實，幾乎不變形。我這套的盒面雖然有些烏漆麻黑，但掩不住盒面上方橫粘簽條上暗紅色的手寫體書名“江加走木偶雕刻”。

此書為散頁裝，含50張江加走木偶頭雕刻作品圖片，其中彩圖21幅。彩圖印制在那個年代相當珍貴，可知此書制作時不惜工本。圖片先用啞光特種紙珂羅版精印，然后手工襯裱于米色厚卡紙之上。圖片四周有壓痕，那種圖片嵌入壓痕框內的視覺與觸覺都很舒服。

還是封面封底最有特色：厚夾板穿帶式設計，上下夾板均為五層膠合板，最里面一層為樟木片，最外層似壓蓋了一層木屑，有粗糲、素樸之感。封面上方燙印金色木偶頭線描圖案。

或許只有了解泉州木偶頭的雕刻工藝，才會發現設計者選擇夾板材料的妙處。雕刻工序分雕刻和粉彩兩道流程，細分則包括開坯、定形、細雕、裱紙、磨光、補隙、刷泥、粉彩、開臉、蓋蠟等工序。充作封面封底的五層膠合板，以由里到外、層累遞進的方式，重現了木偶頭的誕生過程：從最里層樟木板片開始，一層層雕刻與敷彩，最后密密壓實的木屑之上，一尊閃耀著人性光芒的木偶頭誕生了。

誰是此書設計者

畫冊另附厚紙鉛印說明冊子一份，所印乃周海宇介紹江加走生平及其木偶頭雕刻藝術成就的文章。但此書由誰裝幀設計、書名由誰題寫，書中均未標明。版權頁上倒是標了責任編輯的名字——陶烈哉。

一部70年前出版的裝幀如此有特色的畫冊，我不甘心書籍設計者的名字不為今人所知，于是求助于北京的呂敬人老師和上海的王為松兄。他們各自托人去查訪，得到的結果幾乎完全一致：

“經查問，當時因為避免個人主義冒頭，設計師在書中不署名。其時書籍裝幀部有張蘇予、冒懷蘇、陸全根等擔重任。本書的創意比較獨到，推斷張蘇予應該是本書設計者。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60周年紀念冊《珍藏的記憶》中，有張蘇予對該方面工作的回憶。”

太好了，有《珍藏的記憶》就不怕。我立刻網購十六開暗紅色軟精《珍藏的記憶》一冊，從頭翻到尾。很遺憾，《江加走木偶雕刻》一書一次也沒有出現。

張蘇予是1959年獲萊比錫書籍裝幀金獎書《上海博物館藏畫》的責任編輯。他在《在上海博物館編畫冊》一文中說，過去怕名利思想抬頭，一律不準將責任編輯的名字印在書上。

但是，《江加走木偶雕刻》版權頁上卻清清楚楚印有責任編輯的名字。據此我們已無法認同張蘇予是此書設計者的推斷。

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彼時美術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常常也負責書籍設計。張蘇予既然可以如此，《江加走木偶雕刻》的設計者是陶烈哉當然也可以如此。以目前所得信息，只好推斷陶烈哉最有可能是《江加走木偶雕刻》的設計者。

《珍藏的記憶》中也沒有陶烈哉的記錄。我查到的一點資料是：他1924年生，1947年畢業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世紀50年代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后去美術學校任教。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有《陶烈哉畫集》出版（上海畫報出版社，1999）。

張光宇的批評

掩埋在歲月塵埃里的，不僅是設計者的名字，更有《江加走木偶雕刻》這本書。此書出版兩三年后，就很少有人再提起這部書了，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1959年6月，張光宇先生在《文藝報》第11期發表的《談談書籍裝幀》一文中，點名批評了《江加走木偶雕刻》。

1958年12月，文化部決定1959年4月在北京舉辦全國書籍裝幀插圖展覽會，其目的之一是選出優秀作品參加1959年9月舉行的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展。之后幾個月間，各地集中出現了一批專為參展而精心打扮的所謂“展覽本”，評論界稱為“書籍裝幀浮夸風”。張光宇的文章即是對部分參展作品的評論。他舉出了“一些不太成功的例子”，如《控訴法西斯》《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宋本杜工部集》與《民間玩具》等。然后他在文章中的口氣變得極其嚴厲：“對待民間藝術應當注意它的樸實性。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江加走木偶雕刻》真的用樟木板雕上木偶頭來做封面了！為何不用鋼模來印鑄呢?這是說明手工的廉價還是手工的名貴?……我們只能總括地稱之為‘華而不實’的一些壞例子！”

考慮到當時《文藝報》所登批評文章的特殊分量，張光宇先生這次對《江加走木偶雕刻》的點名批評，可能正是后來人們很少再提起這部書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從事實與價值兩個層面觀察張光宇先生的批評。出版事實層面，《江加走木偶雕刻》出版于1958年4月，策劃與制作時間當然更早，所以雖然也參加了1959年的展覽，但根本不是按相關通知要求出版的“展覽書”，更不是“浮夸風”里的跟風之作。這部書甚至都不在上海人美出版社“慶祝建國十周年重點出書目錄”中。還有一個事實需要厘清：1958年4月版的《江加走木偶雕刻》并不像張光宇先生所怒斥的是“用樟木板雕上木偶頭來做封面”，除非是1959年出版社專門制作過樟木版雕木偶頭的“展覽書”。

以審美價值角度觀之，什么樣的書稿內容，采用什么樣的裝幀方式和制作材料，并非只有一種“標準創意”，各種方案都是可以商量乃至爭鳴的，直接定性為“壞例子”在那個時代雖然可以理解，今天看來未免有些“一棍子打死”的味道。1960年2月上海人美社專門總結過1958、1959年美術編輯室兩年的工作，在“多出好書”部分，《江加走木偶雕刻》一書沒有出現。既然是“壞例子”，這部書從此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

江加走的傳人

如今只有在泉州，人們還會時時提起《江加走木偶雕刻》，覺得這部書是泉州非遺的榮耀，是本地民間藝術領域出版物曾經達到過的“國家級”高度。泉州人覺得，他們當地精妙多彩的木偶藝術，配得上擁有這樣一部典藏級的書。

1949年之后，江加走制作的木偶頭隨泉州木偶實驗劇團出訪羅馬尼亞參加國際木偶節而傳到國外,江加走本人開始被國際友人譽為“木偶之父”。他的木偶雕刻藝術近一個世紀中一路傳承下來，父傳子，子傳孫，如今傳到了第四代江東林手中。

經由泉州風雅頌書局連真介紹，我聯系上了江東林。他說，“說到傳承，下一代大概率也是家族式傳承，因為木偶雕刻技藝難度高，學藝時間長，整套學起來需十年左右，外面很難招到徒弟。”

我問：“《江加走木偶雕刻》畫冊是您曾祖父去世后四年出版的。你們家有珍藏嗎？”

江東林說：“我們家留有一本，是當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贈送的。現在這本書挺珍貴的，完好無損的已經很難找到了。”

我在網上見過一部大藏書家傅惜華的舊藏《江加走木偶藝術》，品相堪稱完美。不過，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我這部函套臟臟的“木偶寶書”。那臟臟的灰黑污漬，不正“描繪”出了此書不同尋常的命運？這部書肯定還藏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故事，不過，一想到木夾板保護著的那50件木偶頭圖片的原物，如今紛紛成了博物館級的珍貴文物，想近前看一眼都難，我就不得不懷著幾分慶幸感嘆：畢竟世上有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