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類社會經歷著新一輪信息變革，步入數智時代，技術更新日新月異。各大文博場館紛紛積極利用新技術助力自身館藏及展陳的數字化轉型，社會大眾得以通過現代技術手段充分了解文化和藝術遺產的歷史和價值，各種互動式的體驗拉進文物與觀眾的距離，文物活化和文化展示效果得到極大提升。這在早些年就已推進的文物遺址數字化及數據庫的建立，還有這兩年興建的考古遺址博物館等方面得到很好地體現。而所謂“智慧化展館”的背后，其實是人如何智慧地使用當代科技作為工具。

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不僅在于這些文博場館運用了怎樣的技術手段，還是其“智能性”。“智能”不是一個浮于表面的概念，也即——并不是用了所謂VR、AR的沉浸式手段就算得上智能化。新時代應體現文博場館如何有效利用新技術和傳播手段錦上添花，而其主體依然是建館初心、自有館藏和學術研究力量，并基于此而積極拓展傳統文博場館的展陳邊界，利用新技術體現新思維。這是一種“以智慧創造智慧”的能力。

筆者選取了幾則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從中可以了解文博場館在數智時代的作為，以及如何“以智慧創造智慧”。

2023年開館的北京法海寺壁畫藝術館在數字化館藏和策展方面頗有作為。北京法海寺壁畫藝術館以數字化手段呈現法海寺明代壁畫真跡——這批代表明代最高水平的壁畫藝術瑰寶，讓文物真正“活起來”。館內設有4K高清顯示屏，原比例還原法海寺明代壁畫真跡。標志性的“水月觀音”像，可通過高清屏幕清晰呈現觀音身上白色披紗“瀝粉貼金”等技術細節。在360度全環繞球幕影院，觀眾還可沉浸式體驗壁畫的創作過程。

法海寺作為明代文物真跡，是華夏瑰寶，參觀需限額預約，且觀眾需將所有隨身物品和手機寄存方能進館。法海寺壁畫館則彌補了約不上觀賞真跡或只能在有限時間匆匆看真跡的遺憾。對于沒有一件“原件”的法海寺壁畫館來說，機械裝置也好、數字化也好，都只是技術，展覽的核心還是展陳思路：如何挖掘文物內部的文化價值，并將其外延不斷延伸。好的數字化是能夠用合適的技術輔助展陳呈現，而非炫技。該館的數字呈現背后采用了圖像考古學方法，選取法海寺壁畫中具有代表性的十位人物，并使用國內外近百個文物資料，系統梳理法海寺壁畫中天神形象的來源及演變。這一相對專業的內容，是為了有一定需求，并且有參觀博物館和石窟壁畫經驗的觀眾準備的。

再來看考古遺址類博物館的案例。近幾年隨著我國文物考古事業的空前發展，全國各地的遺址博物館涌現也成為值得關注的現象，如河南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山西太原北齊壁畫博物館、遼寧牛河梁遺址博物館、新疆龜茲魏晉古墓遺址博物館、安徽馬鞍山凌家灘遺址博物館、浙江杭州玉架山考古博物館、浙江杭州跨湖橋遺址博物館等。

其中杭州玉架山考古博物館作為浙江首個考古博物館，其藏品可能相對浙江省博及良渚博物院來說稍弱，但擅長沉浸體驗和展覽的故事性敘事，自今年上半年開館以來收獲不俗的口碑和人氣。該館堅持“文化+科技”理念，通過全息投影等前沿技術，將臨平遺址群的聚落環壕、墓葬遺存等考古發現轉化為沉浸式場景。由此，觀眾可“穿越”至五千年前，目睹良渚先民筑城、耕作、制玉的生活圖景。館內安置的顯微鏡投影系統，可以將稻谷紋路、玉器微痕放大千百倍，讓科技考古過程變得可感可知。另外，玉架山考古博物館還利用科技設置了無障礙展廳，展廳內122個傳感器如同一顆顆“北斗”衛星，為視障觀眾提供地標導引和手機導覽。這些舉措正是科技造福于民的體現。

也有一些博物館并不僅僅沉湎于“炫技”也不囿于技術硬件的限制，堅持深耕策展敘事、講好文物故事的同時，以技術積極突破“博物館”的固有概念，拓展了新時代博物館的形象與內涵。

以上海市奉賢區博物館為例，近兩年其文物大展力求在講好文物故事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數智化媒介將故事視覺化、戲劇化、擬人化。正于該館展出的“露華濃深——大唐生活美學展”，呈現了包括珍貴的法門寺出土文物在內的豐富展品，展陳視覺和展品敘事方面也富有新意和設計理念，并配套推出國內第一部博物館戲劇《看盡長安花》。該劇圍繞此次展出的唐代文物展開戲劇化演繹，以“聽、看、誦、逛、燃”五幕，分別對應唐代雅樂古音、《簪花仕女圖》古畫、豪邁唐詩、長安東西市、馬球競技這五個被提煉出的代表唐代文化美學精神的元素符號，用當代的語言轉譯，甚至融入諸如直播帶貨、脫口秀等最新的傳播樣式，讓人開懷。主創團隊“讓戲劇美育意象美學在文物的縫隙中生長”的理念也得以生動貫徹。

奉博始終堅持展出文物原件并在增強觀眾在場體驗的同時，注重美育普及，尤其是將原本艱深晦澀的文物專業知識轉化為生動的展覽視覺語言，勾起人們去學習、去現場的興致。如2023年度大展“丹甲青文——中國漢字文物精華展”就吸引超過30萬人次觀展，這對于“甲骨文”這樣高鑒賞門檻的主題和博物館地處遠郊的地理位置而言，是非常可觀的成績。

蘇州吳文化博物館則進行了另一種嘗試。該館自2020年開館之后推出“再問”系列，邀請當代藝術家進行博物館在地創作，首展為“四兩千斤——梁紹基、楊詰蒼雙人展”。在博物館展廳做駐地創作不同于在田野大地、商場等自然或公共空間，在物理空間上極受限制，卻也能給予藝術家精神上的無限延展。如該館鎮館之寶之一的《高山流水》戰國古琴，琴弦已不存，藝術家梁紹基卻借此用櫧木與蠶蟲創造了一種無聲的旋律：他讓蠶蟲在樹表留下蠶跡，仿佛古琴的弦在無聲中震動，千年余音回響。在“再問”系列第二場“邂逅——劉建華個展”中，藝術家則更多地從自身熟悉的材料和作品系列出發，再述“陶瓷”這一中國文明源遠流長容器的古往今來故事。

可見，吳文化博物館有意打造一個具有歷史文化傳承又富有現代感的文化空間。除了納入當代藝術的敘事，吳文化博物館亦深耕在地文化的歷史記憶與新時代敘事方式再現。例如，它將館藏1200多件文物全部做了三維數據采集，這一數字化比例堪稱國內數字化程度最高的博物館之一；在2021年推出數字主題展覽如“世間樂土——吳縣文物數字展”，以前期大規模的“吳縣文物田野調查”和“數字化記錄”為基礎，通過全景攝影、三維重建、無人機航拍等技術手段，記錄并呈現了散落在吳中的十余座歷史名鎮名村、數十座歷史建筑，為觀眾提供了一個了解吳中乃至蘇州文旅體驗的新角度。

相比之下，也有一些博物館過于仰賴所謂沉浸式理念，空套一個概念，對展覽之名精心設計，然而實際展出內容名不副實，對空間利用也顯得雜亂無章或大而無當。如此是對公眾的不負責，更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

回到行文初衷：文博場館在數智時代如何“智能”？其實，“智能”應是一種軟實力，而不囿于硬件設備中成為快消品。電子產品會不斷新陳代謝，唯有扎實的文化內核會源遠流長、歷久彌新。

（作者單位：上海藝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