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念生（1904—1990），四川威遠人，古典學家、翻譯家。192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1929年赴美留學，1933年赴希臘雅典，研習古希臘戲劇和藝術。1934年回國后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任教。1964年之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羅念生的譯著包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等古希臘悲劇作家的作品，以及亞里士多德《詩學》和《修辭學》，主持編修《古希臘語漢語詞典》，著有《古希臘羅馬文學》《希臘漫話》等。

在波瀾壯闊的抗戰文藝戰場上，漢譯外國文學是一股強大的有生力量。一批心懷家國、有志有才的知識分子，借外國文學之杯酒，澆中國現實之塊壘，為身處抗日戰爭烽火硝煙中的中華兒女，帶來某種心靈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勉勵。其中不可不提的，就是古希臘悲劇譯者羅念生。

羅念生是第一位直接從古希臘語原文將悲劇譯為漢語的譯者。在悲劇《波斯人》（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的譯者序中，他這樣寫道：“當詩人制作本劇時，他心里懷著兩種用意：第一種是凈化人類的驕橫暴戾的心理；第二種是激勵愛國心。這兩種用意很值得我們體會吧！”在羅念生看來，中國與希臘始終有一種無言的聯系，“東與西各有各的方向，我的想象還在那相接的中央”，于是他通過翻譯古希臘悲劇的形式，將希臘的歷史過往與當時中國的抗戰結合起來，不僅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戰救國的愛國熱情，也在中希文明之間連綴起一根堅韌而深遠的文化鏈條。

1934年，羅念生從希臘的雅典美國古典學院留學歸來，在李濟的介紹下與胡適見面，獲得了一份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翻譯古希臘悲劇的工作。該會成立于1930年，以編選、翻譯各國、各民族歷史文學思想藝術中的最優者進入中國為宗旨，古希臘悲劇也被列入編譯目錄中。但由于古希臘語語法復雜、詞匯學習難度大，不諳熟源語言的胡適只能委托他人翻譯，曾接受古希臘語文專業教育、有志向將希臘古典精神譯介至中國的羅念生自然成為合適的人選。

《波斯人》是羅念生翻譯出版的第一部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和抗戰時期的中國一樣，彼時的希臘也正遭受著來自波斯的侵犯。約公元前480年，波斯軍隊在愛琴海的薩拉米斯島與希臘軍隊交鋒，結果大敗。這場海戰大大提振了希臘人的氣勢，是希臘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一戰。埃斯庫羅斯作為海戰的親歷者，在雅典執政官伯里克利的贊助下，取材史實，制作出了悲劇《波斯人》。

該劇并未直接描寫戰場，也未從勝利的希臘人立場展現戰爭情況，而是以戰敗的波斯人口吻，通過波斯長老（歌隊）的憂懼、波斯太后阿托薩的祭祀與夢境、報信人的轉述，以及三者之間的對話層層鋪墊、角逐、遞進懸念，間接將戰爭全貌拼湊完整。這種翻轉的視角實際是站在了更高的層面書寫戰爭，以一種獨特的戲劇表現力將悲劇的卡塔西斯涵容其中。

作為西方文學正典，悲劇本身便具有豐沛的可闡釋性，但我們仍有必要從《波斯人》的具體文本入手來管窺其奧妙。首先是凝聚戰斗意志、保衛祖國家園的精神號召，這是全劇最突出，也是羅念生最希望傳達的主題。比如報信人向長老和阿托薩轉述了海戰的情況，清楚地再現了希臘人的“呼聲”：“前進呀，希臘的男兒，快解救你們的祖國，解救你們的妻兒子女，解救你們祖先的神殿與墳塋！你們現在為自己的一切努力戰斗。”

羅念生的這一處譯文質樸而有力，重復遞進的呼號和帶有鮮明地緣記憶的意象，明示了希臘人民反抗波斯侵略的力量根源，正是對親人、家園、民族、國家的熱愛。轉述的形式令這種情感更為突出，讀來令人心弦觸動，中國人與希臘人在此刻通過悲劇實現了情感的共通，從而激發起中國大眾樸素而真摯的愛國主義感情。

但埃翁并未止步于此。在贊美同胞抵抗外來入侵的團結與勇氣的同時，他對戰爭產生的原因，即人類的傲慢貪婪、暴戾驕橫也進行了反思：“那堆積如山的尸體正好給我們的后人一種無聲的警戒：叫凡人的舉止不可過高，‘暴戾’一開花便結成‘失敗’的穗子，那收獲凈是一包淚水。”羅念生敏銳地捕捉到詩人諷刺戰爭的意圖，用散文化的藝術風格和帶有濃烈感情色彩的詞語將其譯出，具有生動而獨特的警示意義。

整體來看，羅念生譯文基本準確，且帶有鮮明的“貶波斯、揚希臘”的主觀情感傾向。這無疑是因為他將中國抗戰的現實情境代入其中，將“希臘”視作“中國”，“波斯”視作“日本”了。在散文集《希臘漫話》中，羅念生回憶了自己以往翻譯悲劇和創作關于古希臘抗戰史話的文學作品的原因：“我總覺得我們的國運與古希臘的很有相似之處，我們讀了這些史話一定更加奮勇”，“抗戰的熱情更會高漲”。這也再次證明，他翻譯《波斯人》并非僅僅為了向國民介紹外國文學藝術，而是有著明確的宣傳民族團結與抗戰精神的意圖。

除了密切觀照抗戰時局外，《波斯人》還反映出羅念生作為一名身處民族危亡時刻的知識分子的緊張情緒。事實上，這種情緒從他尚在北京清華學校（現清華大學）讀書時便開始積蓄。1925年，羅念生（署名羅懋德）在《京報副刊》上連續發表《不合作運動》《什么是帝國主義？》《英日侵略我國的過去》《民眾運動的四要素》等文章，拳拳愛國之情溢于言表。1929年畢業后，他前往美國留學，但卻對美國的精神文明，尤其是種族偏見感到失望，于是轉而尋求蘊含道德、善與崇高的古典精神，前往希臘游學。

回國之后，羅念生先加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組，去往陜西開展考古調查，又到北京大學教授希臘文、希臘文明史與考古學，親眼見大好河山遭列強瓜分的不幸現狀和日寇對中國武力侵占、暴力掠奪的強盜行徑。是時，“一二·九運動”爆發，學生和各界群眾的示威游行將華北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全體覺醒。羅念生的情緒也隨之攀登到頂峰，成為他決心翻譯《波斯人》的力量：“本想譯噯斯苦羅斯（Aeschylus）的《阿加麥謨農》（Agamemnon）或《被縛的普洛麥秀斯》（Prometheus Bound），但有一種力量鼓勵我試譯這個‘充滿了戰爭色彩’的悲劇。”這種力量，正是他在目睹廣大民眾走上街頭、搖旗吶喊，無數戰士征衣染血、馬革裹尸的抗日境況之后噴薄而發的愛國心力。

1936年3月1日，羅念生在北平完成了《波斯人》全劇的翻譯與校對工作。同年10月，該譯本正式出版。11月22日，他在《大公報·文藝》發表了《波斯人的引言》一文，摘譯了譯劇底本的編者普利卡德的原引言，再次強調了埃斯庫羅斯在《波斯人》中呈現的“現實的或愛國的情趣”，認為“凡是一個雅典人觀察到他自己的國運，絕不至于淡漠了這一種情趣”。而在抗戰語境下讀及此劇，讀者似乎能感受到羅念生希望傳達的另一重含義：“凡是一個中國人讀到《波斯人》，絕不能僅將其視作一個無足輕重的來自遙遠異域的古老故事。”

大約是由于主題契合現實，《波斯人》出版后得到了諸多報刊的宣傳與推介。目前來看，僅《大公報》《時事新報》《申報》《東方雜志》等知名報刊上刊發的各類廣告、介紹就有10條。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申報》1936年12月3日第17版“出版界”專欄中的一則文本，內容簡練貼切，介紹了《波斯人》的基本信息與情節，也沿用了羅念生所總結的“充滿了戰爭色彩”“凈化了驕橫暴戾的心理”“激發了抗敵衛國的熱情”等藝術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條廣告的同版報紙中，刊登有《羅馬的救國英雄：三個勇敢的戰士，救了快要滅亡的羅馬》（署名李素）和《史可法：不能以勝敗論英雄，守土的將士，能與城同盡的，便是好漢》（署名周源）兩篇文章。前文取材外國歷史，后者源于古代中國，看似并不相關，實則與1936年風雨如晦的抗戰局勢絲絲相連。尤其是結合九一八事變后反動當局推行的對日妥協政策和報紙發行10天后發生的“西安事變”的史實來看，這兩篇文章和《波斯人》的廣告一道，具有了某種歷史性的諷刺意味和預見性的現實意義。

《波斯人》出版不到一年，“七七事變”爆發，羅念生從北平、天津輾轉至四川、湖南等地。他一邊在大學中教書，一邊繼續堅持翻譯古希臘悲劇，包括《美狄亞》《阿爾刻提斯》《特羅亞婦女》等，為無數讀者筑起一架通向古希臘悲劇藝術世界的橋梁。在1941年3月譯畢的《特羅亞婦女》的譯者序中，羅念生字字泣血：“眼前的景象這樣悲壯，這樣轟烈”，“譯者的眼淚時時落到這筆尖，就這樣蘸著墨描成了這悲劇”，“望雄師北上，光復故都，譯者好把這經典放進那玻璃庫里”。

在1937年發表的《怎樣研究希臘文學？》中，羅念生闡明了在抗戰的緊急時刻閱讀古希臘文學的意義：“也許有人會說處在這個嚴重的時代里只有科學和機關槍要緊，誰有工夫去欣賞這古文明和死藝術？”，但“就說是為挽救這個時代吧”，“我們還需要一點科學和機關槍以外的東西”，“一種歷史上的借鑒和一種藝術上的推移力”。

羅念生借希臘悲劇之鏡，鑒中國現實之景，證明經典文學的恒久魅力，令不同時代、不同國別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自己需要的某種無言的、柔性的力量，而在面對和平、戰爭等人類社會普遍性問題時，我們更需要文學的包容性與啟示性。從新時代中希文明交流互鑒的發展趨勢來看，古希臘悲劇在中國的百年漢譯史是亟須我們考察研究的重要一環。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描摹古希臘悲劇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的具體樣貌，也對我們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持續推進文明對話溝通、互學互鑒具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