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2015年度定點深入生活作家，《作品》雜志特約評論家，陽泉作協副主席、城區作協主席，陽泉首批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澎湃新聞、網易新聞“非虛構文學”特約作家，劉慈欣文學院簽約作家。散文、報告文學、評論刊發于《中國作家》《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文藝報》《北京文學》《文學報》《陽光》《山西文學》《綠葉》《黃河》《中國地理》《火花》《山西日報》《都市》《五臺山》等，出版有《窗外的月光》《擷英集》《現代人心靈影像》《當祖國召喚的時候》《改水記》等文學專著。

重讀趙樹理：探尋文學的力量

□文德芳

2025年清明時節，正值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重讀趙樹理系列活動在太原召開之際，山西省作家協會以“重遇趙樹理”作家回家為采風主題，組織文藝工作者回訪趙樹理故里——沁水縣尉遲村樹理小鎮。在趙樹理故居、趙樹理記憶館、趙樹理展覽館，我們駐足傾聽趙樹理先生啟蒙、考學、入黨、抗戰、創作，以及在田間地頭與農民休戚與共等往事。

徐徐的春風里，我們登上了尉遲村松柏環繞的牛頭山山腰。趙樹理先生的陵園里，一枝兩枝、一叢兩叢，叢叢簇簇，圓形的墓冢上鵝黃色的迎春花正迎風盛開……

我們默哀、敬獻鮮花，緬懷并向趙樹理先生致敬。

我們在趙樹理先生生活過以及安睡的地方，感受他的成長與創作以及他對家鄉的熱愛，不禁再次翻開他那一頁頁飽含生活溫度、帶著太行山露珠的文字。在我們紛紛討論AI和新大眾文藝的今天，緬懷“人民作家”趙樹理先生，重讀他的作品，探尋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文學力量，思考“人民作家”的時代使命和時代意義。

那么，我們重讀趙樹理，應該讀什么？正是探尋那種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來自生活深處的文學力量。

堅守政治站位的洞見性

趙樹理1906年出生在沁水縣尉遲村，他親身經歷了貧困、苦難，也目睹了封建禮教對農民的壓迫。正是這種血淋淋的現實，使得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有了一種迫切的社會責任感：用自己的筆為普通百姓、為人民大眾代言，用文字推動社會的進步。趙樹理的作品產生重要影響的時代，正是中國進入改天換地的變革時代。尤其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他先后創作出了經典之作《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三里灣》等。

1943年他創作出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塑造了抗戰時期解放區小二黑和小芹這對敢于沖破封建束縛、追求自由婚姻的青年形象。那種直接而勇敢的抗爭精神，正是他政治立場的真實寫照。通過起伏跌宕的情節，通俗的語言，他把青年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封建禮教的憤怒和反抗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讓人們看到了那個年代基層民眾頑強拼搏的力量。

而在《李有才板話》中，趙樹理用最接地氣的方言，把減租減息斗爭中的種種艱辛記錄下來。具有極強的故事性、通俗性。它讓讀者看到，只有深入基層、了解農民的實際困難，才能真正贏得民心、推進改革。趙樹理用自己的創作實踐告訴大家：文學不應只存在于書齋之間，而應走進社會，走進人民中間，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直面現實，激發人民群眾自我覺醒的力量。

《三里灣》則以解放區模范村三里灣進行如火如荼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背景，通過細膩的敘述和生動的描繪，展現了三里灣的秋收、擴社、開渠等合作化運動給農村帶來的新氣象，以及三里灣發生的巨變，是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作品。趙樹理將封建統治下的黑暗與新生力量的曙光進行對比。正是站在農民立場上，堅持真正為農民說話，他的作品不僅成為時代的見證，更為后來的文藝創作樹立了榜樣。

1947年晉冀魯豫邊區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邊區文聯主席陳荒煤提出《向趙樹理方向邁進》。從此，“趙樹理方向”成為解放區文學創作的方向，對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趙樹理方向”是趙樹理長期堅持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源于趙樹理首先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一名著名的作家。從那些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趙樹理堅定的政治站位。他不僅為農民發聲，更用文學介入了當下的社會現實，真切地見證時代、記錄時代。以筆為武器，為新中國的文藝創作指明了方向。正是這種以人民為中心，深植現實土壤的政治態度，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今天，我們重讀他的作品，不只是為了緬懷那段風云歲月，緬懷“人民作家”，更是為了從中汲取力量，激勵我們在現實社會中也敢于洞見社會現實，書寫出鼓舞人心的作品。

追求藝術修養的通俗性

深入生活、反映現實，為人民寫出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等喜聞樂見的作品是趙樹理的藝術追求。他是二十世紀大眾化文學的領軍人物，開創的文學“山藥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流派之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以趙樹理為代表，包括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為骨干的“山藥蛋派”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那么，“山藥蛋派”是怎樣提出來的？

1979年，李國濤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且說山藥蛋派》，便是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將該文學流派見諸于公眾。文章中說：“在社會主義文學中是存在著不同的文學流派的，這需要作具體的研究，我認為以趙樹理為開創的山西作家群就是其中的一個文學流派。過去，人們口頭上曾把山西的這個流派稱為‘山藥蛋派’。為什么叫‘山藥蛋派’?這是結合了山西在生產上和生活上的特點，有人對個體作家深深扎根農村生活、作品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這個特點而命名的。”李國濤先生的這篇文章正式提出了“山藥蛋派”。

趙樹理自小受家庭的熏陶，滋生了他文學風格的養成。他生長于沁水縣尉遲村的農民家庭，自小祖父就讓他讀《三字經》，為他講授孔孟之道。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喜愛八音會和上黨梆子戲曲。他不但愛看戲，還愛演戲，吹、拉、彈、唱樣樣精通。他從母親那里，聽到了令人引以為傲的楊家將、岳家軍的故事和關于他們的連臺本戲詞。癡迷鐘情于戲曲的童年經驗使趙樹理對民間文學產生極大的興趣，他從民間文學中得到滋養，對他文藝創作大眾化的形成影響極深。他的藝術風格源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的深厚積淀，也來自于他長期與農民同吃、同住、同耕種的生活體驗。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長期在創作上追求文藝大眾化的趙樹理，心里亮起了明燈。他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指導，更加自覺地追求文藝大眾化、民族化、通俗化，先后創作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三里灣》等。他以民間姿態思考與寫作，形成了一種“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與“我”一體的思想觀念。他幾十年深深融入農村社會現實生活中，與廣大農民群眾休戚與共，自覺地把自己當作農民中的一員。他選擇這種方式，一方面是為了作家體驗生活，獲取創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農民一道，尋找過好日子的途徑，讓農民群眾能夠盡快從千百年的貧窮落后中擺脫出來。因而，他總是心甘情愿地充當農民的代言人，時時處處維護農民的利益。農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農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看到農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別欣慰。他從民間藝術和中國古典小說中汲取營養，借鑒民間評書、鼓詞，進行革新創作，以表現農村生活，形成獨特的民族風格，為廣大農民所喜聞樂見。他的小說實現了文學大眾化的突破，創造了一種通俗化、大眾化、民族化的現代小說樣式和藝術語言。

“我即是民，民即是我”的思想觀念，成為他創作的根本出發點，也讓他的語言自然而不矯揉造作。《李有才板話》則更像是民間評書。趙樹理將方言、俚語運用得游刃有余，使得故事既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又充滿了幽默感。讀這部作品，就像聽一個熟悉的老鄉講述過去的辛酸歷程，既有淚水，也有笑聲。那種語言的魅力，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真情流露，讓人覺得親切、可信。趙樹理的藝術修養，體現在他如何把生活的點滴、現實的復雜濃縮成最簡單、最打動人心的語言，讓每一個故事都閃耀著真實的光芒。這種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格，不僅讓他在當時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為今天的文藝創作提供了寶貴的啟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平實而飽含真情的語言、為人民寫作的觀念，永遠是最能打動人心的不二法寶。

為人民寫作的現實性

“永遠的小二黑，說不盡的李有才。”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經典之作深受讀者喜愛。其中，《小二黑結婚》還未正式出版之前，根據趙樹理的講述和手抄本，襄垣農村劇團就將其搬上了舞臺。小說正式出版不到一個月，各種地方劇團紛紛改編演出，并很快傳遍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根據地。全國各地相繼改編成歌劇、話劇、評劇、豫劇、山東快書、彈詞、電影，以及連環畫、木刻、窗花等多種藝術形式；還被譯為法國、捷克、羅馬尼亞、越南、挪威、印尼等多國文字，先后在國外出版了50多種版本。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大眾文化的興盛和人們懷舊思潮的興起以及婚姻這一永恒主題在新世紀的不斷演繹，《小二黑結婚》改編本不斷被重排重演，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新的藝術形式，形成新的《小二黑結婚》熱潮。 

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是趙樹理根據二十世紀初左權縣麻田鄉李家園村的房東李有才為原型創作完成的。1943年12月，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在隨后的減租減息以至土地改革中，這個小說成了干部必讀的參考資料。1946年6月26日至7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用9天連載了這篇小說，這是一部中國新文學民族化里程碑式的作品。

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愿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在表現農民的愿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

趙樹理不僅寫農民的故事，更親身融入其中，體驗農民的喜怒哀樂。從他“我即是民，民即是我”，到他幾十年如一日扎根農村的生活經歷，都體現了他那份與農民休戚與共的情懷。在那個物質極度貧乏的年代，趙樹理沒有選擇遠離基層生活，而是深入農村，與農民一同勞動、一同生活。他每天跟著農民在田間地頭忙碌，和他們同吃同住同操勞，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農民生活的艱辛和希望。這種體驗，使他對農民生活有著最真切的了解，也讓他的文字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正是這種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精神，讓趙樹理的作品多了一份血肉和溫情。在《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對青年追求戀愛的描寫，更是農民對抗封建壓迫、追求婚姻自由的真實寫照。小二黑、小芹對現實束縛的抗爭，既有生活的辛酸，也有斗爭的喜悅。這種對小說中塑造主人公的真切情感，來自于趙樹理親身調查的所見所聞所感。1943年初，趙樹理深入遼縣（今左權縣）橫嶺村，深入調查到青年岳冬至因追求自由戀愛而被打死的事件后，創作完成了這部小說。

同樣，《李有才板話》也是趙樹理深入田間地頭而寫出的。1943年春夏之間，趙樹理在深入農村調查中認識了柴城村的民兵排長、農會干部李有才，李有才性格樂觀、愛講笑話，會編快板、出口成章。在《李有才板話》中，趙樹理用最樸實的語言描寫了農民在減租減息斗爭中的種種舉動。這不僅讓干部們從中看到了問題的根源，也讓農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三里灣》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一版再版。那時趙樹理從北京回到太行老區人民群眾中間，先后投入到武鄉監漳、上窯溝，以及平順縣川底村，為辦農業合作社想了很多辦法，包括以記工分按勞分配為主，土地入股、參與分配，農村財務記賬管理等，從而他有了創作的沖動，完成了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社的長篇小說《三里灣》。《三里灣》的出版，推動了農村社會主義題材的創作。趙樹理通過描寫一個村莊的風云變幻，展示了農民在大時代背景下的苦難與奮斗。趙樹理用他那深入骨髓的鄉土情懷，描繪出一個個鮮活的農村人物形象。他不僅看到了農民的辛勤勞動，也看到了他們內心深處那份對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滿了溫情與力量，能在閱讀中觸動每一個人的心靈，引起共鳴。趙樹理為農民寫作，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學創作，而是那種源自農田、扎根于人民的力量，讓他的作品擁有了一種無可復制的真實感。這種真實感，打動了無數的讀者。

在這個AI與快餐式閱讀盛行的時代，我們更需要趙樹理式的文學——扎根現實、深入人民、反映時代、平易近人。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重讀趙樹理系列活動在太原召開，就是追尋那份跨越風雨而依舊閃爍的生命之光，不僅是對一位偉大作家的緬懷，更是對那種深入生活、為人民寫作的精神致敬。他的政治站位告訴我們，要直面現實，敢于洞見；他的藝術修養讓我們明白，真正美好的作品在于真情流露；而他為農民寫作的那份堅持，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責任和擔當。文學的力量不僅在于跟隨他的文字回顧那段歷史，還在于它能把我們帶回最純粹、最真實的生活場景，能從作品中讀到一個時代最真實的歷史記錄。

趙樹理以“我即是民，民即是我”的樸素生活經歷，構筑了一座獨特的文學豐碑。正是這種近乎本能的生活體驗，讓他的文字帶著泥土、露珠的芳香，擁有了獨特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他筆下的每一個故事，都閃爍著土地的光芒、人性的復雜，都蘊藏著農民對生活最深沉的熱愛和最真摯的期盼。這種文學力量，跨越時空，穿透歲月的風云，至今仍能在我們的心中激起陣陣漣漪。

趙樹理的作品提醒我們，文學創作的源泉來自于生活，來自于人民。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創作出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在當今多元化的文藝格局中，我們更應該傳承和弘揚趙樹理的文學精神，關注現實，關注人民，用文學作品反映時代的變遷，記錄人民的心聲。這不僅僅是對趙樹理先生的最好紀念，也是我們當代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

僅以此文向“人民作家”趙樹理先生致敬！向大眾文學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