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海報。

金 濤供圖

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聚焦抗戰中的風云兒女和命運浮沉，既延續了上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洞察社會的傳統，又融合了對戰爭及人性的深刻反思，因其人文關懷和藝術成就，至今仍被視作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的代表。

兩部影片時空跨度宏大。時間上，記錄了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到抗戰勝利后的過程，中間還穿插了真實的戰爭紀錄片；空間上，再現了從前線到后方的全方位。《一江春水向東流》是普通平民視角的橫軸，順著逃難人群的溯江而上，走過上海、武漢和重慶三座城市；《八千里路云和月》取知識分子視角的縱軸，跟隨戰地服務劇團轉戰南北，走過蘇州、徐州等重要戰場，交匯點是上海。

《一江春水向東流》勾勒了工人、農民、商人等各個階層“茍全性命于亂世”的掙扎，尤其對淪陷地區生民的苦難有深刻描摹?！栋饲Ю锫吩坪驮隆繁憩F了演劇隊鼓勵軍民合力抗日和農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又表現了國民黨軍一路抵抗卻節節敗退的事實。兩部片子的結尾都振聾發聵。《一江春水向東流》借吳茵扮演的母親，發出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啊”的質問。同樣，《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未給出明確答案，而是讓觀眾直面“如何重建理想”的叩問。

《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對人物的刻畫和描摹，體現為電影作為顯微鏡對社會的細微剖析。兩部電影都試圖以一對夫妻串聯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兩者在敘事上都呈現出淺近直白的美學特征，和中國傳統戲曲講故事的方式一脈相承，隱含了中國家庭倫理片的敘事范式。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量好萊塢電影登陸上海，中西文化劇烈交鋒，新舊時代風云激蕩，那一代中國電影人沒有被動接招，全盤西化，而是根植本土，兼收并蓄，創造出了極具民族特色的電影美學?！兑唤核驏|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從編導演三個方面，都呈現了電影語言的嫻熟，留下了不少經典橋段，至今令人反復回味。

電影蘊含的古典韻味貫穿始終。兩部電影猶如一對“雙生花”，片名各取自古代詩詞的千古名篇，前者借鑒中國傳統戲曲的悲情敘事，偏向婉約；后者接近蘇聯蒙太奇學派，偏向豪放。兩部影片分別代表了蔡楚生和史東山的導演風格，恰如左翼電影的“一體兩面”：既要有《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淚”喚醒民眾，也要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路”來指明前行方向。

電影運用了有深厚民族文化心理積淀的傳統意象?！兑唤核驏|流》中幾度出現的“望月”和“逝水”令人叫絕。寄月抒懷是中國人最熟悉的情感表達，一輪明月同時傳遞了愛戀、相思和鄉愁等復雜情感。片中，每一次陰晴圓缺都暗示張忠良和素芬的情感起伏和關系變化。同樣，長江在片中既表現人物空間變遷，又是主角的心理軌跡，更代表了時間的流逝。

演員的表演既扎根于現實土壤，又賦予角色超越性的詩意。《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最動人的一刻是男主人公沖出閣樓，站在弄堂的屋頂，對著月光拉響小提琴。通過音樂，將束縛轉化為自由的渴望，將苦難轉化為對希望的詠嘆。

《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通過銀幕向世人昭示了在那個年代全民抗戰不僅是民族救亡，亦有文化啟蒙的意義。中國文化要擅于吸取外來文化優秀成分，與本民族的語言形式、文化習慣結合起來，創造出反映時代需求、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這一點，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為上海電影評論學會理事）